○欧阳晓珊 李嘉慧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时生活是反映人性善恶美丑的一面镜子。在这一时期，作家的使命感异常强烈，道德感极其敏锐，他们通过笔下的人物形象，特别是众多的知识分子形象，或歌颂，或揭露，去展示那个异乎寻常的时代的众生相。在战争这种特殊的生存状态下，中国社会原有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被破坏，处在社会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在经历经济地位的跌落的同时，文化生活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下降也给他们在精神上造成一定的冲击。知识分子队伍日趋分化，一部分超越自己，走向人民大众，一部分却由于现实的重压和自身的弱点，产生了自我的失落感，找不到自己应有的位置，在琐碎平庸中消磨日子。本文要探析的便是后一类知识分子形象，笔者将其定义为“灰色知识分子”。这里的“灰色”，并不是将人物形象定性化，恰恰是由于人物在生存困境中自然生命保存与内在灵魂发生分裂冲突，使得人物身上充满矛盾。他们不是绝对的恶也不是绝对的善，“灰色”正是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在形象的多元存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倾向。他们或者由于穷苦忧愁的生活现实和性格的懦弱，过着无聊空虚的人生；或者不能“无我”地融入劳动民众，退出时代大潮；或者由于社会现实和传统文化的双重夹击，终究退回知识分子的书斋，成为现代隐者。

一、生存线上的挣扎与毁灭

抗战时期，物价飞涨、货币贬值，一向生活优裕的知识分子们一下子跌入了生活的低谷，经济收入不仅难以养家糊口，有的甚至到了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凄凉境地，成为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生活最为低下难堪的时期。“生活就像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逐渐天天收紧。你只看见他们的脸一天比一天瘦，一天比一天灰，一天比一天脏，衣服也一天比一天破。”

沙汀在1943年和1944年之间完成了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困兽记》。它表现的是四川某小城镇一群知识分子在时局逆转后陷于无法自拔的苦闷生活。一位从前线归来的旧友唤起了他们在抗战初期宣传抗日的热情，但他们重新筹备的暑期演剧活动，终因不容于反动当局归于失败，整部书的调子灰暗得令人窒息。主人公田畴多次强调生活对他来说，四面都是障壁，没有出路。他哀叹“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我们“就像犯人一样——脚镣手铐都是齐的！”他没有勇气去救出吴楣，也没有勇气和前线归来的旧友一起远走高飞，他“终于无力形成一个坚强愿望”，由一个充满热情的青年，变得心灰意懒、行尸走肉。除了教书，他“什么也不管，而且对于功课，也没有从前那么样认真了”。孟瑜同样是“多子、穷困、口角”这些灰色主题中的主角。使她感到痛苦的，不是丈夫田畴与朋友吴楣的背叛，她只感觉到一种极广泛极强烈的对于生活本身的厌倦。他们也想过反抗这种单调无意义的生活，试图筹备演剧活动。当田畴和吴楣一起谈到演剧经历时，“他们眼睛里闪烁着梦幻之火”，“他们全都觉得自己高贵、庄严，已经摆脱了一切庸俗渺小的思想感情，再也没有个人的痛苦和不满了”。可见这些知识分子对于精神生活的追求，他们需要一个舞台证实自己生存的价值。乡村知识分子们困兽犹斗的痛苦、挣扎和失败是值得同情的，他们被埋葬在烦琐的日常生活里。

这种不甚体面的苦难境遇，其实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贫穷的中国无法形成贵族知识分子阶层，当知识价值无比低廉的时候，知识分子便与普通劳动者一样，为着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而忙碌。此时，知识分子的身份特性反而是他们身上的“十字架”。如果是没受过教育的农民，平凡琐碎的生活绝不会是他们精神苦闷的来源。唯有知识分子，有着自觉的身份认定和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无聊空虚的生活却时时刻刻在消磨他们的意志，让其咀嚼着无望的痛苦。外在生命的物质需要和内在生命的精神需求混合于灰色知识分子的体内，使其性格充满矛盾冲突。

更令人唏嘘的是，物质窘迫甚至带来了精神困境，这时一些知识分子只是习惯于自我克制、自我贬抑，极力把自己的存在缩小到最低的限度。

《北望园的春天》这部被称为“无主题”的短篇小说，描写了国统区平淡但不乏味的人生相。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演绎的“何止是‘近于无事的悲剧’，简直没有剧……而生活中最为大量的悲剧，却正是不成其为‘剧’的那种”。作品以战时后方的桂林为背景，写了一群蛰居在北望园的各色知识分子的庸俗、孤寂的生活，揭示了他们在艰难时世下无所作为的人生悲剧。赵仁杰是作者着墨较多的一个人物。这个美术学院的教员，心地善良，待人有着过度的拘谨不安，生活穷困潦倒。小说写道“赵仁杰这两天是连买盐钱都得借的。在都市生活里，还有三五块木柴三五块木柴零买的穷人吗？”他明明是饿了，可吃饭时“一个米粒一个米粒地往嘴里送。五分钟就停停筷子，10分钟就夹一口菜，而且只夹一小片白菜”。战时知识分子的生存危机可见一斑。赵仁杰的形容憔悴、阴沉，但只有在谈到艺术时，才闪动着青春的光辉，而且唯一的追求是要把一个摆糖果摊的老婆子画成油画。这个穷画家，谦虚到人性萎缩，几乎要抹杀自己的存在。但是赵仁杰在钱上的绝不苟且仍然见出一种深刻到骨髓里的知识分子的洁癖。赵仁杰的谦卑，在这一瞬间，却又给“异样的过度的自尊”照亮了。这些灰色小知识分子都不是坏人，甚至于可以说他们灰色穷愁的苦闷状态，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良心还没有死绝，使他们学不来老舍笔下的文博士、张恨水笔下的西门德之流那种钻营逢迎的本领。

抗战小说中关于知识分子的叙事中，集中了大量的苦难，而这苦难多数是来源于物质世界的生存威胁。如赵园所说的，这是些“不同于那种纯粹精神的‘诗意的痛苦’，甚至也不是‘命运’或其他超自然的力量、灾异强加给人类的痛苦。这是一些‘不大体面’的卑琐的痛苦”。一向高高在上，以启蒙者自居的知识分子，到了动乱年代，竟然要因为“口腹之欲”的无从满足而生生地衍生出诸多烦忧，物质上困窘甚至引发精神层面的自卑。这自卑首先是在社会生活的领域，继而侵入到家庭生活的领域。经济地位的低落，一直是汪文宣（《寒夜》）自卑的直接根源。在工作中，汪文宣自己就有一种强烈的卑屈感，“就是为了一点钱，我居然堕落到了这个地步”，但他却还是不能不为那一点钱去忍受屈辱。汪文宣的经济收入比不上妻子曾树生，这使得他在家庭生活中亦感到自卑。金钱打乱了这个家庭中传统的男性角色期待与女性角色期待，消磨着汪文宣应有的男子气概，也使得汪文宣性格越发软弱。这是一出性格悲剧，也是一出社会悲剧。如果主人公不是生活在使善良人受苦的黑暗的、腐败的社会，他们或许能生活得很好，实现他们办教育的理想，是残酷的社会，把小人物挤扁了、压碎了。

更有甚者，一些知识分子在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心灵畸形，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师陀《结婚》中的知识分子胡去恶无疑是一个典型形象。这个人物走向毁灭也是有迹可循的，一开始，他自称“出了名的和气人，喜欢孩子，喜欢学生，做事肯负责任”，可对于金钱的渴求让他迷了心智，放弃教师的职业，转而一股脑地钻营，做投机生意，想娶有钱女子国秀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等到这一切希望都被破坏之后，绝望教他复仇，驱使他胡作非为，向社会挑战。胡去恶性格深处本就含有“恶”的因子，在他追述自己的童年时就提到，“由于精神上自幼所受的压迫，日积月累，我血管里流着刺骨的憎恨，我想杀人，我需要喝血”，他还弄到一把小攮子，正是这把小攮子成了他日后走上绝路的先兆和铺垫。从某种意义上说小攮子就是他极度扭曲心态的一种象征，在潜意识里他就有了要杀死所有欺侮过他的人的念头。所以，当国秀抛弃他，钱亨让他的钱打水漂之后，他复仇的欲念就熊熊燃起。等到他杀了钱亨，终于胜利的时候，得到的却是痛苦。他已经感觉不到仇恨了。“他厌恶一切：全世界，全人类，连他的小屋和他本人在内，都叫他想唾。”他开始反省自己所做的一切，“我要告诉佩芳，是我不对，是我走上绝路；要不然，即使不结婚，也好得多。”人性的善重新占据了他的内心，这善念来得太迟，刚刚复苏就被死亡淹没。我们不能否认胡去恶身上有“善”的因子，一开始他想要和佩芳结婚组成一个小家庭，这是一个温暖的愿望。我们可以设想，假若没有战争，没有被逼到生存线边缘，这个中学教员可以安心地教书、结婚、生子。可是战争改变了这一切，物欲横流、四处投机的世界让他红了眼，一心一意想要改变自己的身份地位，却是扑向了深渊。险恶的社会环境无疑是激发他人性中的“恶”的导火索。从某种程度上说，胡去恶的悲剧既是生存的悲剧，更是人性的悲剧。

二、“精神贵族”的角色转变受挫

知识分子往往是作为一种精神的力量而出现并引导社会思想变革的。从近代到五四，知识分子一直都是扮演着先驱“启蒙者”的角色，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居于上位。具有从自身智慧操守得来的心理优势，一般是知识分子才能享有的殊荣，因此我们把知识分子称为“精神贵族”。可是到了抗战时期，“救亡”潮涨、“启蒙”潮退，对以功利性的生存需求为迫切需要的中国劳动民众来说，思想的变革便被淡化、边缘化了，生存成了第一要义。乱世重实用，“三个读书的比不过一个打仗的”，变革社会的力量也由知识分子让位于广泛的劳动民众。知识分子们不无悲哀地发现，在战时的动荡环境和蛮横霸道的政权军权面前，自己所有的济世方略都不过是一纸空文的同时，作为启蒙者的心理优势开始流失泯灭，知识分子必然要主动或被动地向劳动民众靠拢。于是，先进知识分子要想在新时代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很多时候，他们要“无我”地融入普通民众，向平民英雄的角色靠拢，实现自身的角色转换，不再是高高居于殿堂之上的“精神贵族”。在这角色转换的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知识分子性格上的弱点。

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中的主人公刘明，参加了山西前线战地演出队，想在一种全新的生活环境里摆脱抑郁的心境。但他的性格是矛盾的，他既有热情，又易于动摇；既敏感多疑，又虚荣自负；易于冲动，又犹豫不决，容易消沉。他不能真正地融入民众，不能真正虚心地向民众学习，不甘于平庸却没有多大作为，结果他感到了新的烦恼，于是决定离开战地。这是一个有着抗战热情、也有着自尊心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向往着前进，向往着发展，但在走向民众的道路上，却由于自身的性格弱点、精神的空虚，与周围的群体生活环境发生了冲突，但又不能下决心改变自己，以适应时代环境，终于不得不退出时代的大潮。

揽读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抗战小说，可以发现部分作家创作的一种趋向，那便是将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进行对比，而通常一旦与工农民众并立，知识分子的形象便黯然失色，作为一种陪衬或是被改造的对象出现在读者眼前。丁玲的《入伍》和沙汀的《闯关》是这类小说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篇作品。

《入伍》是从一个小战士的视角看文化人的。当小战士杨明才和文化人徐清一同置身于子弹横飞的境地时，“王子”似的文化人彻底地蔫了，小战士则表现得胆大勇敢。在小战士的眼里，文化人值得怜悯，太可同情，像害了软骨症似的。《闯关》是表现根据地斗争生活的中篇小说，写一支在少数战斗队员护卫下的文化工作者的小队伍，经过艰难的历程终于胜利地通过敌人铁路封锁线的故事。围绕着通过封锁线遇到的种种困难，作者以对比的手法，着重表现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左嘉和农民出身的革命军事干部余明的不同态度和性格。小说真实生动地刻画了左嘉易于冲动的热情、浓厚的虚荣心和怯懦、脆弱的性格特征。知识分子常常过于理想化和理论化，而正是这种理论与实际的脱节，造成了他们摇摆不定、思想大于行动的弱点。同时，战争、动荡、污浊的现实毒化着知识分子，使他们的动摇和懦弱充分暴露，表现出普遍的矛盾、痛苦、忧郁和无能为力。

《入伍》这类小说正是在对比中对知识者的弱点进行批判，表示了知识分子必须“向人民群众移动”的意向。应该说，作家在这个特殊时代，提出缩短两者之间的距离，尤其是让知识分子摆正自己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主动向人民群众靠拢是很有道理的，也是符合抗战的时代要求的。但是，这类小说有一个先天性的缺陷，就是“把知识者人物置于他们不熟悉、无法用其才能的战时环境，以知识者的局限与劳动者的明显优势构成对比”。这种文化意向，缺乏的是对知识者应有的理解和尊重。知识者向民众靠拢的过程，其实是个体意识向群体意识的屈服，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知识分子特性为代价的。

三、“逆子贰臣”的回归

在20世纪40年代走入文坛的小说家贾植芳曾有过这样的历史回顾：“大约从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在民族危亡的时代，走出象牙之塔，走出亭子间，成为革命的、激进的知识分子的最强音。在这个由“书生”向“战士”转型的过程中，知识分子面临着艰难苦痛的自我嬗变。他们之所以如此艰难，如此苦痛，在于他们身上承受着双份现实重负，不仅有社会环境的外在险恶，也有文化传统的内在黑暗。正如鲁迅感叹的“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恨他，想除去他，而不能。”这种窒息中国知识分子自我新生的“毒气”和“鬼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子这里我们并不是要否认传统文化，而是说传统文化中有一些让人“沉睡”的魅力：诸如“重生”的思想，生的魅力和死的恐惧像一对影子紧紧缠在国民身上，无论世道多么黑暗，无论自我多么丑陋，终究“好死不如赖活着”；或是苦中作乐的思想，这使得文人耐不住绝望的抗争和韧性的求索，一旦受挫往往苦中作乐，悲中求欢，讲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屈伸之道。

《财主底儿女们》中的蒋少祖可以说是走“归隐”之路的现代士大夫。蒋少祖是蒋家的第一个“逆子”，是受五四影响的英雄，因为厌恶旧家庭的铜臭味和父亲决裂，投身于民主运动，和妻子自由恋爱而结婚，勇敢地追求现代文明，却最终成了一个新的落伍者，从五四觉醒青年倒退为国民党的官僚。他不像弟弟蒋纯祖那样为了个性解放反抗到底，又不想违背自己的道德良心、随波逐流混迹于官场，那么这时对他来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享受在乱世中那份难得的安定便成了不错的选择。所以他转而安于现状：典下了房子，买了田地，带着三个孩子安静地生活：吃饭、喝茶、散步、种菜、收租读古书，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思想转向复古主义。“他和他的祖先们安宁地共处，相亲相爱了。”这个人物的塑造有着相当的典型性，概括了近代以来，某一类知识分子的心灵发展历程：“觉醒——抗争——复旧”，他们脱离现实、脱离人民，最终由进步走向了倒退。虽然蒋少祖们曾经信仰人民，但是由于不能和人民深刻结合，最终告别了人民，倒向了复古主义和中庸之道。

蒋少祖最后选择了归隐田园，其实也是传统文化的悲剧，更是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知识青年，也时时去实践新文化运动提倡的行为，猛烈抨击中国的旧文化，并以离家出走的方式来象征反封建专制文化。在经过了中西文化的双重熏陶下，他试图用先进的西方文化代替传统的旧文化，建立一个西方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天堂。然而，蒋少祖“渐渐地就意识到，中国底固有的文明寂静而深远，是不会被任何新的东西动摇的，新底东西只能附属它”。蒋少祖如同鲁迅笔下的吕纬甫，像苍蝇一样，绕了一点小圈子，又飞回到原来的地方。蒋少祖之路其实也是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所走之路。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思想，积极走上社会改革的道路，他们是最早的觉醒者。但是他们的对手是强大的社会传统势力和文化惯性，最终他们又丧失革命的热情，回到书斋中去。这其实就是一些早期觉醒者的悲剧。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形成一种“合力”，极大地钳制着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和反抗的力量。从现实社会来看，由于现实的污浊、社会的黑暗、政治的反动、环境的险恶使知识分子“四面楚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传统文化中对于知识分子因循、苟安的性格形成也有很大的影响，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的双重夹击使得蒋少祖之流最终游离于时代的大潮之外。

四、结语

抗战时期，无疑也是知识分子的角色转型时期，他们既面对着外在物质世界的考验，又面临自身心灵世界的挣扎。当我们剥去那些过高预设的圣人式的千秋情怀、民族大义和高尚道德，只以苦难生活中的普通人的身份来看待战争中的灰色知识分子时，我们可以发现这部分知识分子穷苦忧愁的生活现实和分裂痛苦的内在心灵世界。社会现实与传统文化的双重困境使这群灰色知识分子走向异化、苟安、怯懦，无力打破牢笼，使得生命在零零碎碎中保存。这群灰色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一段特定历史的产物，是一种特有的精神文化现象，是存在于现代史这一传统向现代过渡转型期的独特形象。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们又是一种普遍性的存在。这类抗战小说其实也是作家们的生存体验和自我反省，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到了自我的渺小、自我的漂泊和精神流浪，通过知识分子生存状态反映作家自己的灵魂状态。对这类“既不全然是善，也不全然是恶”的灰色知识分子，作家的态度是既同情又批判的，在同情知识分子生存境遇的无可奈何时，也警醒知识分子自身对过度灰色化和庸俗化以致失去自我的生存现状的思考，提醒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格操守。

[1]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2]赵园.论小说十家[M].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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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许纪霖.智者的尊严[M].学林出版社，1991.

[5]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M].东方出版中心，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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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严文井.一个人的烦恼[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3.

[11]路翎.路翎小说选[M].作家出版社，1992.

[12]丁玲.丁玲全集（卷4）[M].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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