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嘉慧 欧阳晓珊

（华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现代小说中书写了一类特殊的青年知识分子。同样接受过新思想洗礼的他们身上没有新青年那样鲜明的时代特征：积极进取的风采、狂飙突进的气质和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这类特殊的知识分子在历史上留下的剪影只有徘徊、迟疑、挣扎和苦闷。在现代小说中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长子。

长子形象贯穿了整个现代小说的历史。特别是在大革命后和抗战后期这两个集中出现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反顾和思考时期，长子身份的知识分子因与同时代高昂的新青年迥异的气质，格外引人注目。本文对创作于大革命后的《家》和成书于抗战后期的《四世同堂》中的长子形象进行比较，探讨传统文化影响下不同时代的长子形象以及这些形象背后，作家不同时代主题下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差别变化。

一、传统文化影响下不同时代的长子形象

（一）高觉新：启蒙主题下的长子形象

既然留下来如此痛苦，长子为何不与逆子们一起挣脱旧家庭的束缚，扬长而去呢？值得注意的是，《家》中的三兄弟在同等接受新思想的条件下，偏偏只有觉新自动地选择留在宗法制家庭中。当五四运动如火如荼之时，觉新和两个兄弟一样贪婪地吸收新时代养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书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使他们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条。不同的是，在五四浪潮的滋养下，觉民和觉慧开始迈步向前。他们走进报社，成为“新的播种者”，带着“感染到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精神”，“已经夸大地把改革社会、解放人群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肩头了”。而长子觉新找到的却是支撑其留在原地的理论。他用“无抵抗主义”和“作揖主义”把《新青年》的理论和他们这个大家庭的现实毫不冲突地结合起来，“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似乎有一种力量在冥冥之中推动着觉新，让他自然而然地做出与兄弟们不同的选择。

这种无形的力量是在传统家族文化下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是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代代的普遍性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是在一种文化范围内的人生来就有的。以儒家的人伦关系为主要道德规范的家族文化，已经存在了上千年。源远流长的宗法制度通过儒学的网将置身其中的家庭成员的身心紧紧地困住，使之成为黏附于旧家庭的人格化的工具。就这样，在宗法制下形成了特定的价值-行动体系，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家族文化中，构成这一文化的基本层次。这种宗法制家族文化在深层所起的制约作用，鲜明地体现在了长子身上。

这便能解释觉新的选择了。在《家》中有句意味深长的话，“觉新在这一房里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里又是长房的长孙。就因为这个缘故，在他出世的时候，他的命运便决定了”。在宗法制的框架下，长子在出生之时已确认了家族继承人的特殊地位。深受这种普遍的情感态度和心理倾向影响的长子，在内心中便形成了符合家族文化要求的“集体无意识”。在《家》中，从小就已经开始接受兴家立业、传家接代等思想教育的长子觉新，自然地便认可了自己的人生归宿是继承家族、光大家业。尽管他与自己兄弟一样，接受了新思想的洗礼，但从心底里很难摆脱这种家族文化的积淀。于是他自然地顺从了长辈的安排继承家业，心甘情愿地做一个“牺牲者”。

因此尽管在条件上，觉新完全有能力和弟弟一样逃离家庭，追求自己的理想，但面对强大的旧礼教和传统势力，一直以来顺从的他不可能有抗争的勇气和能力，只能对现实发出绝望的哀怨。同时，在内心深处他也不愿离开。毕竟在感情上他对旧家庭仍有所依恋，也无法割舍宗法制文化强调的伦理责任与家庭使命。旧的生活法则已深入他的心灵，他始终对自己已然腐朽的旧家庭抱有幻想，总想以改良的方式使之永存。但这一切顺从不仅“牺牲”了自己，也“牺牲”了妻儿，使他成为软弱的叛逆者和可怜的帮凶。

（二）祁瑞宣：救亡主题下的长子形象

五四期间，企图成为独立自为的生命个体的新青年们急于冲破宗法制的樊篱，而阻挡他们走向社会的首先是宗法制度。于是，敏感的作家把这一冲突落实在作品里，新青年与宗法制度的对抗呈现出反抗旧家庭权威的无畏姿态。而发展到抗战时期情况复杂得多，时代的主旋律从“启蒙”转换成“救亡”。在空前的危机面前，知识分子对人生问题的思考变得更加实际，并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

与高觉新一样，《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作为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拥有深刻的思想。在北平危急时，他清楚地知道“国破，家就必亡！”、“在国旗下吃粪，也比在太阳旗下吃肉强”。因此，他极力地帮助三弟祁瑞全离开。而他自己却作出留下的选择，“在这儿焚书，挂白旗，当亡国奴！”瑞宣一直在家和国、孝和忠、良心和生存的双重需求中苦苦挣扎、探索，换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挫折、迷茫和悲哀。他不仅在肉体上遭受到战争和沦陷带来的残酷摧残，如饥饿、寒冷，还在内心深处忍受着双重需求的冲突戕杀。

与高觉新相比，祁瑞宣的苦闷更加深刻：是抛家弃子地上战场保卫国家，还是为妻儿老小在沦陷中苟安偷生。他有爱国之心，当窦神父轻蔑地说出日本人的来袭只是中国史上常有的改朝换代后，他辞掉了教职；当接到学校庆祝日本人胜利游行的通知时，立刻做出辞职的准备。他宁愿丢掉饭碗，也不愿丢掉气节！

但这种强烈的爱国心还是被长子身份绊住了。“全民族传统的孝悌之道使他自己过分的多情——甚至于可以不管国家的危亡！他没法一狠心把人伦中的情义斩断。”长房长孙的特殊地位使他内心与行动充满了矛盾。他恨透了日本人，渴望能够“马上离开家，去参加斗争”，但实际上却只能在太阳旗下苟安偷生；他绝不想吃英国使馆的饭，但又不能任凭老人小孩挨饿受冻；他为北平人缺乏民族意识而痛心疾首但自己在城亡后留在老人膝前陪笑。“四世同堂的锁镣”制约着长子，“他走不动”，家“把他的生命埋在了北平”。

通过仿真分析可以很直观的看出腔室结构变化时对流场的影响，从而进行结构的调整及优化。从上述几项单变量的结构对比中可以发现，晶圆表面气流分布方式与喷头孔分布方式趋势一致，喷头孔采用圆周分布方式更符合晶圆沉积的结构特点；孔按圆周分布的喷头采用挡板结构时，因挡板的阻挡使从中心进入的高速气流减速，并迫使其向边缘流动，其中心位置的流动状态及均匀性明显好转；孔数较多的喷头能使气体及时的分布在热盘表面，而减少径向传输过程的干扰，其对应的腔室流动状态要好于孔数少的喷头；尽量不要采用不对称的结构设计，不对称的结构可能引起流场的偏置及扰动等现象；如不对称结构设计不可避免时，需增加控制结构以改善腔室流场均匀性。

作者继承了启蒙时期的《家》对宗法制的批判，揭露了长子祁瑞宣的“顺从”和“牺牲”。如瑞宣不忍看祖父、父母的泪眼与愁容，娶了父亲给他定下的韵梅。他瞧不起自己软弱的同时又感到一点骄傲——自我牺牲的骄傲；当瑞丰发表不忠的言论时，爱国的瑞宣“很大方的一笑，没敢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他知道在父子兄弟之间，“沉默有时候是最保险的”；涉及到分家问题时，“他宁可多忍受老二夫妇一些冤枉气，而不肯叫老人们心中都不舒服”。受过新教育的他，却一直替旧伦理尽义务。从《家》到《四世同堂》，从大革命到抗战后期，长子们依旧受到宗法制家族文化的操纵。可见，传统文化的表层结构在五四的涤荡下开始松动，但文化的深层结构——心态结构，包括思维方式、情感态度、行为模式等，依旧深深地潜藏在长子们的内心深处，指引着长子们的选择。

从《家》到《四世同堂》，尽管时代的主题在变，但传统文化的枷锁依然是长子们摆脱不去的梦魇。另一方面，现代意识的光芒又点亮着他们的灵魂，驭使他们走向自由解放和独立人格的救赎之途。现实的道路只能有一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伴随着痛苦。对处在特殊地位的长子而言，这痛苦便来得更为绵长深切。在新与旧的碰撞中，长子们在理想与现实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中煎熬着。

二、长子形象背后的作家目光

现代小说中的长子形象，是在反封建呼声高涨，而封建文化的遗传密码依然借助“集体无意识”，将旧的心态模板代代复制；民主革命在不断推进，传统道德规范依然禁锢人的精神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长子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五四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在中国的现实命运。在长子的性格中，有生活在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普遍经验。可以说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下，所有的知识分子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上都分担了长子们的性格和命运。

因此在长子的内心挣扎中，本身就有作家自己的影子巴金本人曾谈到自己与《家》中长子高觉新的精神联系。“挖得更深一些，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自己不止一次地想过，在我的性格中究竟有没有觉新的东西？我的答案是肯定的。”而老舍的《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身上，也有留守在沦陷的北平的妻子胡絜青的内心挣扎。

所以尽管有不同作家观念差异性的存在，但一代文学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塑造。接下来，笔者将探讨长子形象背后，作家在不同时代主题下对传统文化态度的差别变化。

（一）启蒙时代：批判压倒留恋

新文化运动的到来开启了一场彻底的文化变革，即借助“先进”的西学来冲击、洗涤“迟暮”的中学。一时间，“以西学批判中学”气势磅礴地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流。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学浪潮的冲击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其中“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首当其冲。

中国儒学的现实根基是源远流长的宗法家族制度。宗法制与大一统的国家制度长期共存，产生了同构效应。千百年的君主专制不过是“依据宗法组织结构功能在国家政治组织层面上的摹本而已”。而“负有维系宗法国家一体化社会政治模式使命的儒学特别突出了以‘亲亲尊尊’作为标准的‘仁’，以‘孝’为经，以‘悌’为纬，由身及家，由家及国，‘齐家’的原则是治国的要略，可以从‘父慈’推演出‘君仁’，从‘子孝’衍化出‘臣忠’”。因此，要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就要反对宗法家族制度，进而要求反对宣扬绝对的“孝”、“悌”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这是作家对时代的理智认识。

但另一方面，“带有强烈非理性色彩的情感世界，由于更多地受制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它的变易不会随着认知的纠偏而同步发生”。于是从五四以来，理智与情感变化的时间差别构成了二者的背离。反映在小说中，作家对“家”抱有既“愤怒”又不无“留恋”的矛盾心理。正如巴金在《关于〈家〉》中说，“……到现在我才知道说我不能没有一点留恋”。作家这种在理智和情感上的矛盾清晰地体现在长子觉新形象身上。而这种既“愤怒”又“留恋”的矛盾心理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态度的脆弱地方。

在《家》中，作家一方面对踟蹰不前的觉新进行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另一方面又对觉新怀有同情，总想给他留一条希望之路。所以《家》的最后，觉新开始支持弟妹们的反抗行动，认为“我们这个家需要一个叛徒，我一定要帮助三弟成功。他也可以替我出一口气。你们看着吧，家里头并不全像我这样服从的人！”作家没有让觉新灭亡，而是让他重生，让他开始反抗。现实中这种“留恋”的态度是在否定、批判中流露的一种情绪的旁逸。作家及其创造的长子形象都在战胜自我、摆脱传统文化的牵扯中艰难前进。

（二）救亡时代：在矛盾中批判，在批判中超越

如果说《家》在总体上是坚定地对以宗法制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批判，那在《四世同堂》中对传统文化的态度便显得暧昧复杂得多。

不同于《家》对宗法制文化不遗余力地批判，在《四世同堂》中，作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带有几分犹疑。通过比较两部作品呈现出的色调可以发现，与《家》中描写大家庭冷峻、森严的笔调不同，《四世同堂》中描写了战乱中家庭成员间的温情，呈现出些许暖色。作家在表达“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的同时，还展现了旧家庭脉脉温情一面。

创作于抗战后期的《四世同堂》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比大革命后的《家》复杂得多。作家对传统文化描写没有了大革命时绝对批判的态度。老舍一方面通过长子瑞宣在家庭义务和社会义务之间的矛盾指出在个人和国家之间横亘着一条顽固的家族鸿沟，另一方面又肯定了传统文化表现在形成“淳和家风”中的重要性。正因为祁家继承了温柔敦厚的传统，家中人和邻里间在激流动荡中才能相互理解、相互扶持。

《四世同堂》展现出来的不同态度，一方面有老舍本身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时代主题变化下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态度的转变。“启蒙”是《家》诞生时代的主题，而“救亡”是《四世同堂》创作时的时代呼唤。前者要求借助先进的西学，启封建愚昧之蒙。而后者是要反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前者要求放低姿态，以西学反对中学，后者要求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但爱国的热情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一定的文化背景作为价值支撑。而这种文化必须是与本民族有紧密联系的，不可能是外来文化。《四世同堂》瑞宣的爱国表现中，便有传统文化的影子。如当北平危急时，“他的知识告诉他那最高的责任，他想起文天祥、史可法，和许多许多的民族英雄，同时也想起杜甫在流离中的诗歌”；当八一三上海的炮声打响时，“他的眉头解开，胖脸上拥起一浪一浪的笑纹，不知不觉低声哼着岳武穆的《满江红》”。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传统文化对爱国行为的影响作用。

抗日战争激发的民族意识，必然引起文化上的反顾。被侵略的民族自然而然地向自己的历史文化寻求精神支撑，意图重建民族信心。因此，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没有像五四时那样决然对立和批判。这种变化反映在作品中，他们仍然可以冷峻地批判宗法制，因为这与时代和情感不相容。但他们不能用同样的笔调写与这种生活方式联系着的文化氛围和生活温情。在战乱之中时，这种旧家庭里温情和谐的幻想甚至成了一部分心灵寄托。

但以“孝”、“悌”为联系枢纽的家族本位毕竟对现代国家观的生成有剧烈的阻抗效果。因此，即使作家对传统文化依旧保留着一丝眷恋和不舍，但还是在创作实践中回应了五四反封建的精神传统。《四世同堂》中，老三祁瑞全在抗战结束后回到祁家，调和指挥着家中大小事务。这时事事听从弟弟安排的长子瑞宣失去了原本的当家人地位和作用，这反映了封建旧家庭最终解体的历史命运，也反映了作者探求化解“家”、“国”矛盾的努力尝试。

从长子的思想矛盾、行为选择来看，创作于抗战时期的《四世同堂》在主题上已超越了《家》关于封建旧家庭的命运的探讨。从前者在对“家”与“国”间选择的思考中可以看到，一种现代性的观念正突破宗法制文化传统逐渐形成。

[1]巴金.家[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老舍.四世同堂[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5

[3]赵园.艰难的选择[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

[4]许纪霖.智者的尊严[M].学林出版社，1992

[5]宋辰博.论现代文学中长子形象的意义[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23卷（4期）

[6]严杰.《家》与《四世同堂》中的“老大”形象比较—结合原型形象比较作品人物[J].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21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