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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融的观念与行为:儒家礼教的叛逆者

2014-08-15魏星芳

语文学刊 2014年3期
关键词:祢衡礼教孔融

○魏星芳

(常熟理工学院 中文系,江苏 常熟 215500)

观察与判断一个人无非是从其思想与行为两个方面着手。人们对孔融的评价常常出现悬殊的结论,其实是在评价时发生不自觉的倾斜造成的。坚持孔融是礼教维护者的观点,一般以“孔子二十世孙”的出身,以及年幼时的“让梨”等作为支撑。其实此类根据是无力的,因为这与其世界观关系不大。作为魏晋交界期的人物,开创魏晋风流的孔融,从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看,主要倾向应该是儒家礼教的叛逆者。

一、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观点

孔融对儒家的基本伦理观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他认为,父子的血缘关系最初的缘由不过是情欲,而母子关系就如同把东西放在瓶子中,两者是容纳与被容纳的关系,一旦瓶子中的东西出来了,这种关系就结束了。这样的观点完全否定了儒家伦理的支点,这种言论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他对以忠孝为核心的儒家礼教的挑战。有人因为此话出于给孔融定罪的敌人之口而否定孔融讲过这类话,但作为公之于世的罪证的根本证据完全杜撰或胡编的可能性很小。再从社会实际看,孔融产生这样的观点也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葛洪在《抱朴子》中记汉末的谚语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由于儒家的行为准则成为功利目的,人们便不惜从事种种不近人情的伪饰,儒家礼法流于高度形式化、虚伪化。孔融对此强烈不满而萌生激进的反对性思想和言论是合乎情理的。

二、对儒家圣人的看法

儒家礼教把圣人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尧、舜、文武、周公等更是被奉若神明的万世楷模,士大夫无不尊崇,但孔融颇不以为然,口出狂言进行辛辣的讽刺。孔融说:“尧作天子九十余年,政化洽于民心,雅颂流于众听,是以声德发闻,遂为称首。”意为尧与常人没什么大不同,不过是天子做久了人们才适应和认可他。继而还针锋相对地用《论语》口气评价尧:“大哉尧之为君也,尧之为圣也明,其圣与诸圣同,但以人见称为君尔。”不屑之情溢于言表。又说:“犬之有韩庐,马之有骐骥,人之圣也,名号等设。”以骏马、骏犬来比圣人,以为“名号等设”,则是对圣人名号的极不尊重。后来孔融在《与操书中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虽为嘲讽曹丕纳袁熙妻子但把儒家眼中圣明的武王、完美的周公与妖女妲己联系在一起,不但是圣人,整个儒学都被泼了一身脏水。更甚的是,祢衡称赞孔融“仲尼不死”,孔融不仅默许,而且称祢衡是“颜回复生”,把他和祢衡的忘年交比做孔子和颜回的师生之谊。作为孔子20世孙,默许“仲尼不死”的赞美,简直是对先祖的亵渎。

三、赏识人的标准

常言道,道不同不相为谋。孔融这样目空一切的人,能被他赏识的人必定与他志同道合,心性相契。我们来看孔融最赏识的祢衡吧。史载:“祢衡字正平,少有才辩,而气尚刚傲好矫时慢物。”祢衡是一个有才华却心高气傲的人,郦道元评价祢衡“恃才倜傥,肆狂狷于无妄之世”,史书中有关祢衡的狂妄不羁和胡作非为的记载甚多。

儒家礼教非常重视尊卑、上下之间的名分及其相应的行为准则。《后汉书·祢衡传》中记载:“衡进至操前而止,吏诃之曰:‘鼓吏何不改装,而轻敢前呼?’衡曰:‘诺。’于是先解衵衣,次释余服,裸身而立,徐取岑牟、单绞而著之,毕,复参挝而去,颜色不忤。”身为臣下的祢衡面对长者和尊上却是无所顾忌的裸露相对,不仅是对曹操的鄙夷和嘲讽,更是对儒家礼教“礼”的无视和践踏。祢衡对曹操手下人物更是极力贬低,他说:“荀彧可使吊丧问疾,荀攸可使看坟守墓,程昱可使关门闭户,郭嘉可使白词念赋,张辽可使击鼓鸣金,许褚可使牧牛放马……其余皆是衣架、饭囊、酒桶、肉袋耳!”对那么多能臣悍将,祢衡鄙夷轻贱,已远远超出桀骜不驯的界限,充分体现了反对儒家君子的行为范式。

这样的一个祢衡却是孔融的忘年交,是他竭力举荐的人才,可见他对儒家礼教的反叛。

四、对曹操激烈反对的态度

孔融对曹操的反对常常作为其维护礼教的见证,其实也不尽然。如果真的反对、阻止曹操篡汉,那么应该有一些具有实际意义的举措,但孔融除了胡闹一无可取行为。如曹操北征乌桓,北方基本安定,这应该是利国利民的事。但孔融作书:“大将军远征,萧条海外。昔肃慎不贡楛矢,丁零盗苏武羊牛,可并案也”,用语讥讽。而曹操为了稳定社会、减少饥馑颁布的禁酒令,更是受到嗜酒的孔融极力反驳和斥责,他作《难曹公禁酒书》和《再难曹公禁酒书》上书争辩,语词侮慢,其理无理。汉室势微,无力主政是天下皆知的事实。不可否认的一个客观现实是曹操保障了领地内百姓的生命,给了百姓最渴望的吃饱穿暖,不用颠沛流离,对重视安土重迁的平民百姓来说,曹操是一位成功的政治家。孔融虽坚定不移拥护汉室,敌视僭越王权的曹操,却不顾客观实际,仅为反对而反对,完全不顾儒家礼教的“仁爱”思想,置百姓于不顾,叛变了儒家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准则,其实质则是体现了孔融幼稚的政治观和对儒家礼教的反叛。

五、率性而为的张狂行为

《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孔文举年十岁,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为司隶校尉。诣门者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谓吏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前坐。元礼问曰:‘君与仆有何亲?’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人以其语语之,韪曰:‘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文举曰:‘想君小时,必当了了。’韪大踧踖。”并非亲戚却撒谎欺骗进入,继而又对长者出言不逊。他不但不遵守君子诚信,更是率性出言,完全无基本礼教。

孔融任北海相时,常因饮酒不理政事,导致后来“城夜陷,(孔融)乃奔东山,妻、子为谭所虏”(《后汉书》)。而平时他也时常不穿官服,不戴头巾,便服出行。他从不克制自己的私欲,为了满足嗜酒玩忽职守,更忽视身为官员的礼仪和威严,这种率性而为更是与儒家宣扬的克己复礼和在位忠职格格不入。“礼”是儒家礼教的一大重点,而孔融却用自己的率性张狂狠狠敲打着儒家礼教的一切,体现着他对儒家礼教的反叛。

总而言之,从孔融父母与子女关系的观点、对儒家圣人的看法、赏识人的标准、对曹操激烈反对行为、率性而为的张狂,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孔融是一个儒家礼教的叛逆者。

[1][明]张溥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殷孟伦注.中华书局,2007.

[2][宋]范晔.后汉书[M].中华书局.

[3]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中华书局,2005.

[4]《世说新语》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文学古籍刊行社1956年影印。

[5]谢模楷.孔子思想简论[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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