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静

对于《兰亭集序》的主题，清代吴楚材、吴调侯在《古文观止》中说“通篇着眼在死生二字”①。也有研究者认为《兰亭集序》的着眼点不在“死生”而在“俯仰”②。本文分析“死生”和“俯仰”的关系，阐发另一条不容忽视的心理红线，即因“俯仰”之痛，“生死”之悲而迸发的对“立言”的关注。

整篇序文情感脉络清晰明了，这从文章关键句中不难看出：“信可乐也”，“岂不痛哉！”和“悲夫！”因山明水丽，俊彦毕集，流觞雅事的修稧之乐后，序文突然转到对人生忧患的议论。我们从字里行间读出人生之“痛”的缘由。从外境触发方面而言：其一，“人之相与，俯仰一世”，即人们彼此相处，转瞬就度过一生，这是相聚易散，美好易逝之痛；其二，“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即事物变化之速，给人煎迫、催逼之感。这是白云苍狗，时移世易之痛。从内在人性方面而言：其一，“修短随化”，即自然无法抗拒，命运无从选择，这是人生无奈之痛；其二，“终期于尽”，即人的生命终有尽头，这是生命卑微脆弱之痛；其三，“欣于所遇”，便“快然自足”，但转眼之间“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概系之矣”，即欲壑难填，对得到的先始会珍惜，时间久了就只道是寻常，甚而厌倦。人的生命充满欲望，欲望不能满足就痛苦，满足便无聊，这是意欲与人生之间常伴常随，无休无止的纠缠之痛。这里的“俯仰”和“生死”犹如利刃，刀刀触动在人生痛处，难怪作者要感叹“死生亦大矣”！

可以说“俯仰”和“生死”紧密相联，他们都是“痛”的原因。“俯仰”游于方外，从生存的时空角度思考人生；“死生”“反诸求己”从生命本体来思考人生。因世事“俯仰”联想到生死“俯仰”，进而产生“死生亦大矣”之悲。即由世事变化疾速联想到生命短暂飞逝，进而产生生死是人生大事的感叹。

文章乐极生“痛”，因“痛”又发“悲”。文末“悲夫！”可谓力敌千钧。如果将文末“悲”等同于序文中间的“痛”，那就漠视了“珠华”。我们来看文本的最后一节：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细读文本我们发现，如果前文着眼现实来思考人性之痛，而此处则将思索延伸到历史隧道，伤古悼今。将单个生命体的人生、人性之“痛”上升为千古同“悲”，将个人对生命的思考上升为人类普遍性的生命感悟。既然眼界始宽，已宽至人类，胸怀渐广，已广至历史。同样，纵深的思考，澎湃的情绪冲击也可以让王羲之为人类也为自己进行“死生”和“俯仰”的突围。

我们将目光聚集到此句“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如果说致使古往今来人类兴感的内因是“俯仰”和“生死”的话，那直接的媒介就是“临文嗟悼”中的“文”。这个“文”字接引古今，贯通往来。正如曹丕《典论·论文》中所言“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所以“兴感之由，若合一契”和“所以兴怀，其致一也”中的“由”和“致”，既指“俯仰”和“生死”之叹的内在情感，也指面前的继往开来的物质的“文”！

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句“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设若单为“俯仰”和“生死”的悲痛，那就便于说明，谈不上“不能喻”。正因为现在有为“文”的振作，在单一的忍受外还于悲痛之上又找到冲发的路径——立言著书，情感可谓既矛盾又复杂，因而才称得起“不能喻之于怀”。

人从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那么，是否因死之必然而使生之无意义呢？显然不是。人类恰恰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又明知永生不可能而催生出“不朽”的理念，并为之设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③的“三不朽”标准。这种思想既有《左传》为本，又有孔子、司马迁力行，兼之曹丕正名，千载而下的王羲之在“俯仰”和“生死”间自然会有为“文”意识的产生。他写到“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死与生，寿与夭不仅在自然属性上有云泥之别，在精神层面上更有天壤之差。文学巨擘，兀兀穷年立言著文，人虽去书仍存，犹然如生。与浑浑噩噩的凡俗子相较不仅生死有别，同为死也高下相判。王弼是玄学大家，二十四岁便英才早逝，但著书立说让生命的长度和厚度不唯自然属性为标准。行文至此，作者也想自己的情思、文字能拨动后人心弦：“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谁又能否认王羲之借此表露的“立言”以不朽的期盼呢？

《晋书·王羲之传》中也讲到王羲之“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羲之自为序以申其志”。如果仅是“死生”、“俯仰”的悲叹，怎么谈得上是“志”？所以，这里的“志”最恰当的注解就是“立言”之志。事实上，王羲之也用他为数众多的传世书法和文章等现实成就反映了他“立言”以求不朽的良苦用心。

有人说，“三不朽”为儒家经学所崇尚。东晋时代，士人喜好吟风啸月，山林清谈，王羲之又宗道家玄学，这与积极用世的经学在意识形态上是矛盾的。其实不然。玄学分两大流派——正始玄学和竹林玄学。正始玄学宗老子的“实用”，竹林玄学宗庄子的“解脱”④。以王弼、何晏为代表的正始流派在政治上一直呕心沥血为统治者找到最佳的治国方略。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玄学则感回天乏力而转到对精神自由的追求和理想人格的塑造。《晋书》记载：郗愔“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可见王羲之派属正始玄学。这样，我们对王羲之否定庄子“齐生死”和“同寿夭”就更不足为怪了。《晋书·王羲之传》中“及长，辩赡，以骨鲠称”说明王羲之本性耿直。加之他出身山东琅琊望族，可谓“累世公卿”。可以说王羲之将早年接受的家学儒家传统与自己后修的玄学道行兼容并包，融为中用，成为儒家人格玄学化的实践者。

综上所述，三月三日修稧之时，王羲之为文记事，序文中蕴含的“乐”、“痛”和“悲”渐次层进：“乐”是“痛”的诱因，“痛”是“悲”的始发，“悲”是“痛”的升华，“文”则是悲痛后的沉淀。这位先贤文人思接千载，神游八荒，产生“立言”以求不朽的意愿如川流平原，月升中秋般自然而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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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岳麓书社，2005年版第231页。

②张衍标：《〈兰亭集序〉的着眼点不在“死生”而在“俯仰”》，《名作欣赏》，2013 年第 11 期。

③左丘明：《左传》，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5页。

④田伯伏：《简论老庄哲学之差异与魏晋玄学之流派》，《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