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志

（1.郑州大学 文学院，河南 郑州450001；2.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100024）

中国现代白话小说主要是从西方现代小说横向移植而来，所以，无论从叙事艺术还是从小说精神上，学习西方的多，继承传统的少。这一点，从中国现代白话文学大师鲁迅、茅盾、巴金等人的写作中可以看得出来。现代白话文学具有的这种西化特质也影响了大多数的中国作家，虽然很多作家也都在强调对传统资源的学习和继承，可是，总的说来，西方小说的影响还是更大。当然，近年来，形势发生了某种变化，在当下全球化的背景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开始强调小说写作地域性、传统性的重要［1]，也有很多作家开始重新面向中国古典进行学习。不过，对于孙方友来说，延续传统并不是近来要注意的事情，因为自从开始写作，他的小说就一直在传统之中。

一

孙方友小说对传统的继承和坚守主要表现在小说内容和小说精神上。孙方友小说主要分为“陈州笔记”和“小镇人物”两大系列。他的小说都是围绕陈州，围绕陈州的颍河镇展开，不过时段不同，“陈州笔记”里人物的生存背景，是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小镇人物”里人物的生存背景，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至今。这两大系列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部人文意义上的陈州百科全书，带有明显的地域文化色彩。陈州，即今天的河南淮阳，可谓是风景、人文并存的一块神奇地方。这个地方和中国人文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关于此地最早的传说，是人祖伏羲的长眠之地，至今当地还有伏羲太昊陵，以及相传伏羲演八卦的画卦台等景点存在。另外，相传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被困于陈地，也是在淮阳，至今淮阳境内还有弦歌台存在，相传即当年孔子被困处。此外，像三国时曹植被贬陈州、北宋包公陈州放粮等故事，也是发生在今天淮阳境内。在地理风景方面，淮阳也颇为神奇，虽然地处北方，但是环淮阳县城却有一万亩龙湖，风景秀美，颇有江南之象，且当地多特产，如蒲根、陈州藕、泥泥狗等，皆有当地特色。这些陈州特色，在孙方友小说中都得到了神奇的表现，至于太昊陵，更是多次在其作品中出现。孙方友的这种对当地文化景物的强调，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特色，从小说内容角度讲是对民族文化的弘扬。

之所以说孙方友小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孙方友小说中的精神。孙方友笔下的陈州人物有士绅，也有引车卖浆者流，身份虽然不同，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这些人平时非常普通，甚至有些无赖，可在民族危亡之际，在他们很多人身上却能呈现出中华民族的血性和优良品质。如小说《茗香楼》中的李云灿，是周口士绅，喜好藏书，所以在他的藏书楼茗香楼中，藏有很多孤本、善本。后来日本入侵，进入陈州城。李云灿原本是孤身逃跑，可后来心系自己珍藏的图书，又犯险返回陈州，结果陈州的日本守军要求李云灿当汉奸，否则就要取走他的善本图书。李云灿不做汉奸，就一把火烧了自己的藏书楼，并且自己也葬身火海。之后日本人继续追查善本图书，李云灿的车夫黄天就把日本人领进储藏酒的小木楼中，放火烧楼，和日本人同归于尽。小说中的李云灿和黄天分属士绅和底层两个阶层，可是这两个不同的阶层在面对民族敌人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坚守了民族大义，呈现了中华民族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不仅是在民族危亡之际，便是在日常生活中，当普通人面临厄难时，他们也常常会朴素地遵守中华民族精神。小说《老蓝》中的老蓝和蓝玉就是这样具有非常典型的中华精神的人物。老蓝是小镇上一个普通的做豆芽生意的小商人，因自己不能生育，就抱养了一个女儿，就是蓝玉。蓝玉长大之后，形象俊美，在1970年，北京来的人到这里为人民大会堂挑服务员的时候，就把蓝玉挑上了。可是因为老蓝解放前曾经当过国民党兵，所以蓝玉政审没有过关。北京来的人知道蓝玉是抱养的之后，就劝蓝玉认祖归宗，因为蓝玉的父亲是贫农，还是煤矿工人，所以，他的成分是没有问题的，这样，蓝玉也就可以获选。但是蓝玉却一口回绝，原因很简单，即她不能为了前程而忘恩负义。这个俊美的姑娘在命运转折的关头，没有见利忘义，而是坚守了传统中国的朴素美德。老蓝知道这个情况之后，为了蓝玉的前途而力劝蓝玉认祖归宗，见蓝玉不同意，竟然以死相逼，蓝玉无奈，这才认姓归宗。可是，令人无奈的是，之后蓝玉政审仍然不能通过，北京来的人和当地政府变卦，取消了蓝玉的应招资格。老蓝听说此事，更感觉对不起女儿，深悔自己收养蓝玉影响了蓝玉的前程，同时又恨公家人欺人太甚，就买了两包鼠药放到了豆芽中，然后把豆芽送到公社食堂，自己回家和妻子悬梁自尽了。上述小说中的人物，从李云灿到黄天，从老蓝到蓝玉，身份有士绅，有引车卖浆者流，年龄性别更是五花八门，可是这些人有共同的特点，即在面临富贵诱惑、武力压迫时，都能坚守自己的道德价值立场，真正体现了“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对这些人物的塑造，表现了孙方友对传统中华精神的向往，也呈现了传统中华文明的魅力与价值。

孙方友的优秀作品还能够做到把陈州风物、陈州文化与陈州人的民族文化精神有机结合，通过对陈州文化景物的描述，展示陈州人的中华文明精神，通过对陈州人中华文明精神的展示，更揭示出陈州景物的人文意义。其小说《泥兴荷花壶》就把陈州特产泥兴荷花壶的神奇和陈州匠人的品质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小说讲述的是段祺瑞到陈州买泥兴荷花壶，陈州师傅陈三关在不知道来客是段祺瑞的情况下认真给客人挑壶，以及在挑出宝壶后，又得知来客是段祺瑞的情况下，设计把宝壶破坏的故事。小说一开篇就娓娓动听地叙述了陈州特产荷花壶的传奇神韵，它造型美观，色彩淡雅，用料讲究，壶坯薄而坚固，不仅可以弹音，而且具有独特的良好的透气性能，沏出的茶隔夜不馊，因此泥兴荷花壶长期以来一直是京城的贡品。令人叫绝的还有泥兴壶的挑壶程序：先是抛壶，一百把壶“从高空落到地上，皆完好无损”；然后敲壶，“凡音裂音哑者，当即抛出”；最后弹壶，先是弹出一曲玄妙的《春江花月夜》，再突转为暴风骤雨的《十面埋伏》，这时，“只见案上瓦砾一片，唯有一壶亭亭玉立于瓦砾之中”。这样的挑壶工序是闻所未闻的，极富神奇色彩，而且精湛的手艺突出表现了一个民间艺人对艺术的认真与执著。这些无不向今人展示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小说描写的重心在挑壶的过程，孙方友把这个过程描述得美轮美奂摇曳生姿，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明的神秘、博大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小说内容突转在于陈三关的破壶，在得知来客是段祺瑞之后，出于对军阀的厌恶，陈三关不想让自己的宝壶落入此人手中，又设计让段祺瑞亲手毁了宝壶。在这个毁壶的过程中，凸显出的是陈州工匠陈三关的民族精神。小说叙事跌宕起伏，壶品与人品交相辉映，中华民族精神与中华民族文化、工艺相得益彰。艺术与精神在一部小说中极为完美地展现了出来。可以说，孙方友的小说是借陈州风物展示中华文化，展示中华精神，无论是在风物描写还是在精神传承上，都呈现了传统的魅力。

二

之所以说孙方友小说极富传统性，还因为其小说的伦理指向。他固然有不少作品强调一种现代性批判立场，但是更多的作品，还是深受传统中国小说影响，强调似乎并不深刻的世道人情。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毋庸置疑，孙方友会受到各个方面的现代性文化的影响，这些进而也会影响他的思想，影响他的小说的精神指向。所以，阅读孙方友小说，我们会发现，在其小说中有不少篇幅都是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传统人、事的一种重新思考，这样，他的小说就带有了不自觉的权力批判和国民性批判的色彩。墨白曾谈到过孙方友小说的这一特点：“‘陈州笔记’对人性的审视，对民族的匪性、不劳而获的心态，对来自不同阶级的利益冲突和权力冲突对民众造成的危害，对渗透我们民族骨髓的权力意识的厌恶，无不深藏在不同的故事背后，让人触目惊心。”［2]4例如其小说《花婶儿》，通过讲述一个农村妇女的悲惨命运，实现了对国民性的批判。小说中的花婶儿是小叔的妻子，形象俊美，从嫁过来那天起，她的漂亮就“震”了几道街。花婶儿也很贤惠，可是，她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不能生育。为了生育，花婶儿跪行太昊陵三里多路，求巫婆看病吃过活着的壁虎，甚至让江湖郎中在裆里一下子扎了20多根针，为了要孩子，花婶儿这一朵鲜花渐渐枯萎，最后还是和小叔离婚了。离婚后的花婶儿再婚嫁给了城里一个前妻病逝的干部，结婚前花婶儿告诉对方自己不能生育，可是几年后“我”再见到花婶儿，发现花婶儿比以前更黄更瘦了，而且身上一股草药气息，原因是那个县城干部还想要孩子，逼着花婶儿吃药。小说针对中国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进行批判，形象生动地展示了这些旧观念对女性的束缚和压抑，展示了旧观念吃人、害人的特质，颇能引人深思。这显然是孙方友站在现代性立场上对过去生活、过去文化价值观念审视的结果。

这些对传统观念、人性的现代反思，对权力的现代批判被孙方友用传奇的笔法描述出来，别有韵味。但是，更能构成孙方友小说精神的独特性的，或者说，使得孙方友的小说在当代小说中更能独树一帜的，在笔者看来，恰巧是他的那些似乎并不十分深刻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没有进行国民性批判，而是描写普遍的人性，描写世道人心。比如他的小说《名伶》就讲述了一个让人感慨唏嘘不已的故事。小说中的名伶叫马慧，是小镇上的一个普通姑娘，因为形象俊美、音质圆润被挑到镇上宣传队演戏。因为演戏出色，在当时成为名伶，差点被专业剧团招工招走，只是镇里不放才作罢。马慧很会做人，在旁人有难，或者受困时，总能不动声色帮人解围，所以人缘很好。可是人缘很好的马慧却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马慧是公社革委会白主任一手发现的，后来成了白主任的情妇。这个秘密被白主任的政治对手、公社郑书记发现，他就一手组织了捉奸行动。马慧和白主任奸情败露，白主任一走了之，而马慧却名声狼藉，从当地名伶一下沦为嫁不出去的姑娘，最后不得不草草嫁给一个奇丑的鳏夫了事。名伶的命运在这个地方发生了转折——虽然一时出色，可不但没能脱离农门成为工人，还草草嫁人。但是小说接着写道，马慧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后来改革开放，乡里兴起小剧团，马慧又再次唱红颍河两岸，之后唱戏落伍，马慧又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了唱广告的职业，专门给镇上商户唱广告，促销，收入颇丰。小说最后感慨，倘若马慧当年不被捉奸，充其量也只能当个工人，可是当下这行情，当个工人恐怕还不如马慧唱广告。又如，其小说《血祭》讲述土匪突袭村寨，杀了十多个孕妇，用孕妇血洗子弹，说这样就可以百发百中。然后，土匪抓走了他们认为的富人做人质，要求富人家赎人。被抓的人中有一个剃头匠，他被误当作富人抓到山上，却没有声辩。到山上后，剃头匠才申明自己不是富人，而是剃头的。匪首就要剃头匠给众匪剃头，看没有危险，他最后才让剃头匠给自己剃头。剃头匠抓住这个机会，杀死了匪首。原因是，众土匪所杀的孕妇中，有一个就是他的妻子，他是蓄意复仇才故意被抓的。剃头匠杀死匪首之后，昂然不惧，说明自己杀死匪首的原因，然后往山下走。众匪在他身后射击，可是那些浸了孕妇血的子弹却都射不到他身上。此时匪首妻子出现，她笨拙地拿出枪，却一枪就打死了剃头匠。如上述两个小说，基本涉及不到文化批判、人性批判等问题，但是，却涉及到世道人心。《血祭》说的是人心。《血祭》中土匪杀孕妇，用血洗子弹，根本原因恐怕不是说这样的子弹就有魔力了，而是通过这样的行为，让土匪更具匪性，更灭绝人性，这样下手自然更狠。剃头匠之所以敢上山杀匪首，并非其人高尚，要为民除害，不惜牺牲自己，只是妻儿惨死，仇恨之心难遏，不惜同归于尽而已。剃头匠杀人之后，一个怪现象出现，那些被孕妇血泡过的子弹居然都射不到剃头匠身上，而匪首的妻子，一个不擅用枪的人，却轻易打死了剃头匠，原因不在于子弹，而在于人心。剃头匠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众匪的一个震撼，激起了众匪的人性，开始反思自己，同情剃头匠，这是他们射不中剃头匠的原因；而匪首的妻子能够轻易打死剃头匠是因为此时她死了丈夫，要复仇，自然无所顾忌，唯恐剃头匠不死。《名伶》说的是世道。小镇上一代名伶马慧的命运沉浮、起起落落，看起来完全不是由她自己能够做主的，虽然她为人聪明，形象俊美。倘若她当年不从白主任，在那个年代，恐怕她早就遭了厄运，更遑论成为名伶了。倘若白主任和郑书记不是政敌，那么马慧的命运或许更为顺畅一些，或许会被招工，可是小说最后又说，看当下这行情，便是做工人，也未必有马慧现在唱广告好些。马慧的一生让人感慨唏嘘，但我们却很难责怪马慧什么，只能说大家都在世道、命运的拨弄之中，没有人可以逃出世道、命运的控制。

对于这些小说，我们很难用更为高深的理论来解读，因为这些人的行为和国民性、文化批判等，似乎关系不大，而就是最普通的，亘古至今始终未变的普通人性、普通人心。或者可以说，孙方友写的是故事传奇，表现的却是世道人心。这种对世道人心的关注，是中国传统小说的写作精神。“在中国古代，并不是每一种‘知识’都被看作能够承担‘济世’功能的。这一点对虚构性的文字写作知识来说极为明显。古典的‘诗史’传统主要是针对诗和文，词曲小说是士大夫羞于启齿的文类，更不用说去讨论它们如何载道济世了。”［3]唯其如此，中国古代小说不去考虑国计民生等大问题，而更加关注世道、人心，人间传奇。这种小说传统在中国白话小说形成的过程中断裂了。因为现代中国白话小说作家都倾向于寻找更有意义的题材，或者是救亡图存，或者是启蒙批判。正如安敏成所说：“现代中国文学不仅仅是反映时代混乱的一面镜子，从其诞生之日起一种巨大的使命便附加其上。只是在政治变革的努力受挫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才转而决定进行他们的文学改造，他们的实践始终与意识中某种特殊的目的相伴随。”［4]在小说这种文类在中国文学中获得崇高地位的时候，中国现代作家在小说中也附加了太多的意义，而唯独忘却了小说本身的趣味，以及中国传统小说对世道人心的关注。孙方友小说在这方面自出机杼，向上延续了唐传奇、明清话本等小说对世道人心的关注，不急于站在更高的立场寻找更深刻的意义，而是真切地写出传奇中的普遍的人性与世道人心，使得其小说在伦理上对中国传统小说构成一种延续。

孙方友的小说在小说精神和叙事伦理上都明显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是中国传统叙事方式的延续。这种叙事风格的形成，肯定和作家自身的某种文化追求有关，当然，外在的影响显然也是导致他做出这种选择的重要原因。如墨白所说，孙方友从小就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在孙方友成长的地方，是产生和汇聚多种地方戏曲的地方，同时，此地又汇聚多方的说书艺人，从河南坠子到山东大鼓，从木板大鼓到山东琴书，还有河洛大鼓、凤阳花鼓等，都有说唱，而幼年的孙方友对此又非常痴迷［2]6。如此，孙方友能够写出这样古色古香的带有强烈的中国传统气息的小说显然也就可以理解了。在当下这个日益全球化的时代，在地域文化、传统精神越来越被现代性冲击，甚至面临消失的危险的时代，孙方友的这些小说显然就具有了独特的意义。如同墨白所说：“‘陈州笔记’确实成了认识和了解中原历史与文化的一把钥匙，你无法估量这种精神层面的传播有多么深远和持久。在未来的时间里，陈州笔记将越来越显示出它不同寻常的价值和意义。”［2]5

［1]李洱.传媒时代的小说虚构［J].济源文学，2009（1）：68-73.

［2]墨白.序［M]／／孙方友.雅盗·神偷.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8.

［3]练暑生.如何看待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传统：在历史的旋涡中展开想象［J].郑州大学学报，2009（4）：57-59.

［4]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