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鑫森

祖屋清明雨

夜已经很深很深了，瓦脊上猛地响了一声雷，嵌在这回春巷深处的祖屋仿佛重重地摇晃了一下，接着疏疏密密的雨便如约而至，清明时节总是有一片雨声相伴，总是会被淋漓的雨水濡得透湿。

我们感到了春寒的料峭，这祖屋太空旷了，也太古旧了，寒气似乎毫无阻隔地涌来涌去。而在我和弟弟所住的楼房里，门窗紧闭，自是一个温馨的小世界，即使在三九隆冬，冰封雪冻，只要打开空调，只穿一件薄薄的羊毛衫便足以御寒。

可是年近九十的母亲却愿意厮守在这栋祖屋里，不管你如何劝说，她固执己意，决不为花言巧语所动。她是这栋祖屋的忠诚守卫者。

母亲卧室的外间，燃着一盆木炭火。炭盆是纯铜的，边缘长着星星点点的绿锈，看得出上了年岁；矮矮的可以踏脚的盆架，是整块的樟木雕凿而成的，炭盆悬空嵌在上面，四周的花纹虽已模糊，但确实有一种古董的意味。

我和弟弟陪着母亲烤火、聊天，火光在她依旧光洁的脸上一闪一闪，而银发的边缘染几抹猩红，如缀上的珠花，我突然感觉到母亲还非常年轻。年近九十的人，却照样丝丝入扣地料理着自己，这是一个奇迹。

父亲过世二十多年了，她执意要一个人住在祖屋里，她说：“我住在这里舒坦，这天井，这厅堂，这卧室，这晒楼，还有后面小小的园子，熟悉得像自己的亲人。不像你们住的楼房，悬在半空中，连地气都沾不到。住在这里，我会活得健旺，无病无灾。”

不管怎么说，现代生活的节奏实在太紧张了，弟弟在一家外资企业当技术总监，我在报社当记者，但母亲不肯和我们同住，我们只好隔三差五地来嘘寒问暖，或者到这里来住上一晚两晚，要不旁人会说闲话的。

我们的妻子儿女可以来探看，却决不肯在此留宿，他们住不惯，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没有喷了香水的卫生间。我和弟弟却是不可造次，住下来还得表现出高高兴兴，总得找出祖屋的种种好处来说与母亲听。

其实，走进这深长的小巷，走进这祖屋，我们总有一种压迫感，这种古玩似的东西和现代生活毕竟相距甚远。

我们苦于想不出什么办法，让母亲离开这里。

“老大，老二，你们品品这茶，这是谷雨茶，最鲜嫩沁人。”

她指了指桌上的两只有着托架的杏黄色的小盖碗，对我们说。

“家里还有这种好茶具?上面有‘光绪年间’的字哩。”我说。

母亲矜持地笑了笑：“是你们祖上传下来的。若论好东西，家里还多着哩。”

她端起一只精致的白色小茶盅，细细地啜了一口，那个动作那个神态非常优雅。火光染在她纤长的手指上，呈现出一种玛瑙的颜色。

我忽然觉得我并不了解母亲。自小及长，母亲在我的眼中，不过是一个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她没有参加过一天工作，在解放后漫长的日子里，全家靠着父亲当中医菲薄的工资生活。但她在街坊邻居中人缘极好，和善、大方、爱帮助人。一解放，她便让几家暂时找不到房住的贫寒人家，搬进了这栋祖屋，而且不收租金，条件只一个：不要损坏祖屋中的任何东西。

我小时候，看到她经常在后面的园子里侍弄各种花草，她特别喜欢采撷春夏时节的凤仙花花瓣，捣出紫红的汁水，盛在一个小瓶子里，然后招来邻居的小女孩，为她们染指甲，一点一点细细地涂。染过的指甲是那样的好看，母亲欣赏着，眼睛亮亮的。我和弟弟都后悔自己不是女孩子，否则，母亲定会给我们染指甲的。

更让人吃惊的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们从学校回到家里，母亲扬着一张从街上买回的报纸，对我们说：“江青他们完了。”

我问：“你原来认识字啊?”

母亲一愣，不作声了。

记得好多年前，弟弟和邻居家的小女孩，不知为什么事争吵起来了，弟弟说：“你们住在我家，不知羞，滚出去。”

母亲闻讯而来，狠狠地给了弟弟一个耳光，然后亲自去邻家道歉，称孩子说话无上没下的，万望原谅，你们住在这里，热热闹闹的，我都很感激呢。

那家的女主人连忙说：“李婶，快别这样说，我们白住您的房子，还不要租金，您是高看我们了，小孩子闹别扭，常有的事，过一下子又玩到一块去了。”

可是到了“文革”结束，世道真的清平了，母亲便很直接地和邻居交谈，说是两个儿子一天天大了，将来要成家，希望他们能够搬出去。

邻居们很顺从地一家一家搬走了，祖屋变得空荡荡的。她请来泥木匠，把各处修缮一番。在夜里，她和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祖屋还是从前那个样子。”

母亲又往炭盆中添了几块木炭，火星子噼啦叭啦地爆响。

母亲说：“今天你们去给你父亲扫墓，下着雨哩。香烛点燃了吗?钱纸烧尽了吗?鞭炮放得响吗?坟墓上长草了吗?”

弟弟说：“雨不大，我们举着伞，一切都好好的。”

她点点头，又说：“你父亲是经常回到这里来的，我经常在梦里见到他。他说：‘你不要离开这里，离开这里我就找不到你了？’”

我们默默地听着，这难道是母亲不愿离开祖屋的原因?不是的，至少不是主要的。

这些年来，当祖屋真正回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发现她闺阁时代的许多生活形态，正在一一复苏，或者说她让祖屋迅速营造出一种久已消逝的气氛。

在江西的老家，外祖父曾是一个有名的绅士，母亲曾在一种典雅而富足的环境中度过她的少女时代，她读过私塾，练过书画，学过女红，也会品赏花草和茶。

远嫁到湘潭的李家时，这个历代名医之家，很快消泯了她离家的忧虑，这个祖屋使她觉得如此熟识，她在一种闲适和温馨中度过几年值得回忆的时光，然后就解放了。

这个中医门弟，划不进剥削阶级的行列，但她却在父亲的安排下，安安心心当一名家庭妇女。家中除医书之外的所有书籍都不见了，她决不会当着人去看一张报纸，她说她一字不识。她把多余的房屋让给别人住，尽管经济并不宽裕，但分文不取房租。她和其她妇女一样，煮饭、买菜、洗衣服，不和人说长道短，没有人相信她曾出身于一个显赫的家庭。除了栽种花草之外，她可以喝最差的茶叶泡出的茶，甚至喝白开水。

我发现母亲的不同寻常，是在1978年秋天的一个傍晚。

她说要做一顿最好的饭菜让我们开开眼。

父亲坐在天井旁的一张梨花木小椅上，笑眯眯地说：“老大，老二，你母亲的‘四作鱼’是做得最好的，还有荷叶粥。”

母亲从一个木盆里捞起一条很大的金鲤鱼，然后往石阶上一摔，鱼就不动弹了，再拿到厨房里去洗净和烹制。不久，祖屋里便飘袅起诱人的香气。待桌上摆满了菜肴，我们四个人分四方坐下，母亲说：“这‘四作鱼’，就是一条鱼做出四种菜来：红烧鱼头、糖醋瓦块、酱汁中段、糟溜鱼片。鱼头干烧，要鲜而不腥；瓦块即方形鱼片，先炸后烧，味兼咸甜；中段是鱼身上肉最厚的地方，烹烧时上淋甜酱浓汁；糟溜鱼片，要做到一色纯白，又鲜又嫩。你们外祖父最喜欢吃这样菜，专门请人教我。后来到了你们家，你祖父你父亲都是极爱吃的。来，老大，老二，你们还从没吃过哩。”

我们一吃，果然味道好极了。

荷叶粥也是我们第一次品尝。

母亲说这粥用上好的大米熬成，然后用整张的洗净的鲜荷叶往锅上一盖，趁着热粥的热气，把荷叶的色、香全吸进粥里去。

浅绿的粥色，像一汪春水。

还有黄焖大虾、清蒸蟹、童子甲鱼……

后来，家里不断地有着新鲜的变化。

有了一间古色古香的书房，新做的樟木大书柜，里面放了不少线装书。那些书上或写着祖父的名字，或钤着父亲的印章，也不知是从什么地方拱出来的。

堂屋的墙上，挂着曾祖父、祖父的手迹，还有一些名人赠给曾祖父和祖父的字画。

卧室里添置了一些红木家具。

小园子里多了一些名贵的花草。

母亲在闲时，还会坐在小园子里吹着一支古铜色的洞箫。

……

我们劝她添几件家用电器，比如电视机、冰箱、空调之类东西，她摇摇头，说祖屋过去是没有这些东西的。但她订了一份市报和一份《美术报》。

雨渐渐地大了起来。

我忽然说：“母亲，您听说了吗?这些巷子都要陆续拆迁哩，准备建楼房，您可以去和我们一起住了，这祖屋国家要收购哩。”

母亲似乎没有听见，她说：“别说话了，这祖屋的雨声多好听，在你们楼房里是听不到这样的雨声的。”

我们尖起耳朵听起来。

久居闹市的水泥钢筋大厦，一回家便窗门紧闭，若是雨天，小雨似若无闻，大雨不过是一片灰白色的单调声响。而这祖屋的雨声，却有一种古典的韵味，我的心头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老大，老二，你们听，雨点击在镜瓦上的声音，叮叮当当，清亮清亮的，如独奏的古筝；落在青瓦上的雨声，如琵琶的合奏；檐板上的雨声，好像轻敲檀板；木枧里的水声轰轰流动，与鼓声何异?还有，后面园子里，雨打在花叶上，沙沙啦啦，沙沙啦啦……”

母亲不搬出祖屋，难道是为了这雨声?

父亲是在这样一个雨天过世的。

那时他退休了，我们也早已参加工作。他和母亲在一个下雨的午后，坐在天井边的檐下听雨，也看着雨一点一点地打湿阶边的青苔，两三个小时候就这么过去了。后来，父亲说：“我想去躺一会儿。”不等母亲回答，他就径直去了卧室。这一觉睡去就再没有醒来。

窗外依旧是雨声潺潺，那雨声定然濡湿了他梦的一角!

母亲忽然亮亮地望着我们，口气变得很严厉：“要拆祖屋了，你们高兴了是不是?你们可以不要来看我了，可以省了许多麻烦，是不是?”

我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一口。

“也许，你们奇怪，你们给的钱虽然不少，但要恢复祖屋的旧貌，又算得了什么?你祖父你父亲确实留下不少钱，我都好好地藏着。以前不敢用，现在敢用了，我把一些金器换成了钱，维修房子，添置一些东西，光这些红木家具就是七八万。你父亲生前对我说：‘这是李家的祖产，你要好好守着。’我就习惯这祖屋里的生活，它让我想起在娘家做女儿时的气氛。我不是想做人上人，而是想品咂那种久已失去的生活的韵味，这不是有钱就学得来的。那些个体户有不有钱?可他们缺的就是这个！他们可以大吃大喝，可就不懂得怎么吃才是一种享受；他们可以买上千块钱一盆的兰草，可就不懂得欣赏每一片叶子的优美姿态；他们可以买美国的先锋音响，可就不知道黄昏里吹箫是一种什么心境。再说，在楼房里吹箫，那是一种荒唐，箫声就要响在这样的祖屋里，才有味道。你们懂不懂？”

母亲起身离座，从一个雕花小柜里取出一本线装的小书，递给我，说：“你看看。”

我接过小书，封皮上用楷书写着“回春居李氏吟咏集”几个字。

是母亲的诗集，当然不是公开出版物，是由裁好的宣纸装订而成的，纸色有些发黄。翻开来，我细细地看下去。第一首是写给父亲的，题目是《呈回春堂主人》：

青瓦频敲雨似琴，

悠长古巷又清明。

赖君医世回春手，

捧卷难眠夜柝深。

细看年月，竟是1948年的清明节。

可以想见在那个深深的雨夜，父亲在捧读着医书，母亲坐在旁边陪伴着，而屋脊上雨声叮当，小巷已人声静寂。母亲忽然有了灵感，便写下了这首绝句。

再看下去，有一首《园中晨采凤仙花》，也是很有意思的：

晓露濡红湿叶芽，

慵蜂懒蝶未离家。

闹市蔻丹随处买，

再没人摘指甲花。

这分明有些愤世嫉俗的意思了。时间是1978年5月。

母亲说：“你们都是大学毕业生，你们就写不了这个，我却行。你祖父、外祖父、父亲都行。这些诗就写在这栋祖屋里。在你们的眼中，几十年来，我做饭、补衣服、买菜，和别人没什么区别，甚至都以为我不识字。可在你们睡后，我和你父亲谈医谈诗谈画，有时还哼几句京剧，下几盘围棋，我们需要这个，只是不为外人所知罢了。那个时代，我们要活得和别人一个样子，否则就会有灾祸，你们懂不懂?”

弟弟低声说：“可您为什么在解放后还招些人家住进祖屋呢?若无外人，你们不是更自由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冬秋。”

母亲自矜地笑了一下，又啜了一口茶，说：“我和你父亲何尝不这样想，可那是不行的，一栋这么大的屋，就住四口人，这不是让人眼热吗?那时，运动一个接一个，弄不好，这屋就没收了，或者政府动员人搬进来，他要怎么改装房子你管得了吗?要保住这栋祖屋，最好的办法是请一些出身贫苦的人家住进来，不收租金。这样，既让人家赞扬，又可以约束住户爱护房子。事实证明，这个方法是极好的，我们的住房和人家基本一样，都说我们无产阶级感情深，能全力帮助人。反过来，这些根红苗正的人也保护了我们，‘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就没进过这个院子，祖屋几十年无恙，你们说是不是?”

“可您后来又把他们赶走了。”弟弟说。

“不是赶，是请他们搬出去，他们愿意去住新楼房。免费让他们住了几十年，还不是仁至义尽吗?”母亲急急地说。

“假若不是世道开明了……”

母亲打断弟弟的话，说：“我还会让他们住下去的。”

雨声还在响着，下得这么有耐性。

尽管烤着火，我脊背后依然觉得冷气森森。我说不明白是那个时代教会了他们生存的本领，还是他们原本就具有应对现实的潜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和祖屋都平平安安地过来了，这很不容易。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与社会疏离着，没有什么复杂的人际关系，生存相对容易些。而父亲呢，作为一个名医，身在红尘中，却有一种超然世外的洒脱，遵循着一个“少说话，多做事”的原则，避开了许多的麻烦，实在是一种了不得的睿智所致。

我听母亲说过，“反右”时，倡导知识分子讲真话，父亲可以整天地坐在会场里一言不发，支楞着耳朵，听别人的发言，虔诚而认真。“四清”时，号召医务人员下乡去为贫下中农服务，父亲向中医院领导要求去了离城三十里外的一个乡医院，一干就是十几年，只有星期天才乘班车回来休息一下，在乡下救人多矣，口碑极好。直到粉碎“四人帮”了，他才重回中医院。再过几年，他就退休回到祖屋里。

在这个夜晚，我惊诧的是父亲和母亲，可以过两种截然相反的生活，在众人眼中，他们和一般的劳动人民毫无二致，而在祖屋的小小空间里，他们保持着他们高贵的生活形态，决不肯认同于芸芸众生，他们有他们的精神世界。

母亲说：“我刚嫁到李家时，你祖父和你父亲坐在前面的厅堂里诊脉，每天来看病的人真不少。这回春巷窄，车马进不来，不管多体面的人也得走着进来，他们说名医就得有这种身份。你祖父是解放前夕病死的，一得病，他便对你父亲说，你不必开方子下药了，我知道我的寿限到了，非药石可医。出殡时，送葬的人有一里路长，他一生救过多少人的命啊。”

我一岁时祖父过世，应该说我是见过他的，但我太小太小，对他一点印象也没有。厅堂里却悬着他的一副对联，也不知道父母亲是怎么把它保存下来的。写的是草书，极狂肆飞扬，可以看出他十分爽朗桀骜的性格。联语也很有气魄：“一回酒渴思吞海；几度诗狂欲上天。”

听着母亲的叙说，联缀起往日的回忆，此刻我对祖屋有了一种眷恋之情。可惜，它的寿命也将到极限了，古城的许多巷子都拆掉了，因为它太占地方，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高大的宿舍楼，我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母亲说：“我知道你有些喜欢这栋祖屋了，你叹气是惋惜它会被拆掉，不会的!我可以把它的产权捐给国家，但决不让它被拆掉，我有办法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这栋祖屋里曾经发生过许多故事，与许多名人相关，我有证据，说不定将来这里会成为一个旅游景点的!”

炭盆里的火渐渐弱了。

我和弟弟说：“您先歇着，我们也回房去休息，明天还得上班哩。”

母亲点点头，似乎有些遗憾，她还有许多话要说，嘴唇动了动，说：“园子旁边那间房早收拾好了，是请钟点工收拾的，你们——好好地听听园子里的雨声，打在芭蕉叶上的声音和落在葡萄架上的声音是不同的！”

我们确实困了，可又怎么也睡不着，我们相对坐在床上，听着小园子里的雨声。

弟弟忽然说：“母亲说这栋祖屋发生过许多故事，还有过与名人的交往，可以让祖屋保存下去?”

我说：“那又怎么样?多少著名的古建筑都拆了，现代化的进程有时是以牺牲文化作为代价的，何况这样一栋只对母亲他们起着心灵慰藉作用的祖屋!”

雨声潇潇。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转眼又是一年，又是清明时节雨纷纷。

回春巷巷口已排满了各种拆迁的机械设备，挖掘机巨大的挖斗，肆无忌惮地朝一堵堵墙伸过去，轰轰隆隆的响声惊天动地。

母亲正坐在厅堂里，指点着堆放在八仙桌上的一些古香古色的东西。曾祖父的《行医秘录》，祖父的《回春堂日记》，父亲的《医案举要》，以及一些字画、古瓷器和玉雕。

“你曾祖父的《行医秘录》里记载着1853年农历4月，占领湘潭的太平军首领林绍璋到这里来请他诊过病，而且一剂见效。你祖父的日记里，记载着曾为辛亥革命党人捐过款。你父亲的医案中记下那年省委书记接他去看一个怪病，居然被他治愈。我去找过市里的有关领导，他们说：“这些史料很重要，但是并不能以此而使祖屋不拆迁，这是一项全市的整体工程，必须如期完成。我就不懂，报上说在新加坡，凡超过一百年的房子都属重点文物，决不允许拆毁，可我们这里……”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脸色很抑郁。在这一刻，我发现母亲变得相当的衰老。

“您就着手搬家吧，我和弟弟两家，您随便住。”

“不!”母亲站起来，说，“我已托人到乡下看好了一栋老屋，那里——暂时还很安静，我住不惯你们的楼房!”

母亲的话语和祖屋的雨声，被不时传来的机械声切割得零零碎碎。

我和弟弟走出祖屋，站在门口，往巷口眺望，在疏疏的雨中，凸现着断壁残垣灰色的线条，很浓的砖瓦灰尘的气味扑面而来，回春巷即将在这清明的雨中走向它的终结。

我的心上涌起一种难言的惆怅……

金嗓铜锣

在古城湘潭，罗长鸣和包世臣是极相契的挚友，往上溯，他们的父辈和祖辈亦交谊甚笃，故可称之为世交。

包世臣出身梨园世家，从曾祖父开始专攻净行，也就是俗语所说的花脸。

花脸一行中，又分铜锤花脸、黑头、老脸、架子花、武花、摔打花脸、油花，包家主攻黑头，当然也兼及其它。

黑头所以特别成为一种类型，一是唱工繁难；二是不像铜锤脸多挂“白满”，体现出老迈龙钟之态。黑头以包拯作典范，正当盛年，挂“黑满髯”，行腔气盛神足，如斩钉截铁，而动作则须踔厉风发；三是在脸谱上要具备“铁面无私”的韵致，和其它勾黑脸的角色大相径庭。

包家之所以热衷于唱黑头戏，据称与姓“包”有关，包姓后人能不唱唱包公的功德吗?一是律己(尽管不在官场)，二是警世。

包世臣很小的时候就坐科学戏了，严师督教，家学温馨，十几岁就被人称作“活包公”。他会的戏很多：《奇冤报》、《铡判官》、《打銮驾》、《铡包勉》、《赤桑镇》、《秦香莲》、《遇皇后》、《打龙袍》、《血手印》、《探阴山》……到解放时，包世臣二十五岁，在古城已经红得不得了。1959年进京汇报演出，轰动了北京城。

载誉回来的第一件事，便是下大红帖子请罗长鸣来赴家宴，罗长鸣为他特意设计、打造的虎音锣功不可没!

罗长鸣年长包世臣两岁，出身于一个专门制作铜锣的手艺人之家。他家过去有个小作坊，置着熔铜的炉子、铸锣的模子以及锤、凿、錾、刀、石等工具。门边挂一块招牌，招牌设计得很奇特，是一面金黄色的木锣，由一位梨园老前辈用红漆题写两个隶字：罗锣。到公私合营时，罗长鸣便到古城民乐厂当了一名制锣技师，他把那块招牌用麻布包扎好，收藏起来，每年到了父亲的祭日才供在案头，礼拜一番。

制琴瑟箫笛，人说那是难活。而制锣有什么奇巧呢?结构那么简单，无非是一个个大小不一，有边框的铜盘而已。此言谬矣!

锣的种类很多，光戏剧常用的锣就有两大类，一类是清脆文雅，听起来和谐悦耳的小锣，也叫手锣，常用于比较轻松欢快的喜剧场面；另一类是浑厚高亮的大锣，多用于花脸、老生戏或紧张激烈的大戏场面。大锣又分为虎音锣、片锣、苏锣和武锣四种。不同品种的锣，由于大小、厚薄、深浅或坡度不同，便会发出不同音色的声响。

罗家会打制各种类型的锣，尤以虎音锣最为世人称道。虎音锣是众锣之首，敲起来声音高昂如猛虎长啸，浑厚如山回谷应。罗家的虎音锣响起来如一头活虎，台上的角儿威武庄肃，看戏的人热血沸腾，观众都要叫出一声“好”!

罗长鸣自小聪明灵泛，又读过几年私塾，然后便随着父亲在小作坊里磨练，到二十岁出头，已是一个相当有本事的制锣里手了。进了民乐厂后，很是露过几手，一时间名声赫赫。

有一年北京来了一个乐团，闻名要订购一面D调铜锣。锣从来没“调门”一说的，这难不倒罗长鸣，他把百十面大大小小的锣扫视一遍，随手提出一面来，说：“就是它了!”一敲，果然是D调锣。

一面音色不好的锣，他闭着眼听人敲一阵，便能诊出毛病，或锣脐大了，或周边厚了，他拿来凿一凿，磨一磨，立刻就好了，这功夫了不得。

罗长鸣业余最大的爱好是看京戏，尤其是看包世臣的黑头戏和铜锤花脸戏。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票友，能看出其中的奥妙,不瞎起哄，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叫“好”往往叫在节骨眼上，是真正的有光彩的地方，是不由自主从心底里叫出的赞美，让人心服口服。

有一回包世臣演《战宛城》中的曹操，在“马踏青苗”一场中的走马、勒缰、鸠起马惊的大趟马，几个转身，几次马鞭打靴尖，人物刻画得非常精彩。罗长鸣禁不住在台侧高喊一声“好”，声震全场，观众又为他的叫“好”而爆出一片叫“好”声!

凡有包世臣的戏，包世臣必盛情邀请罗长鸣来看。他会在侧幕边设一椅一几，几上泡一杯好茶，让罗长呜边饮茶边看戏。候戏的时候，包世臣全身穿戴齐整，站在罗长鸣身边聊几句天。

“罗兄，上场戏我是不是演得有点‘瘟’?”

“不，不。世臣，恰到好处，就这么演。”

“有你坐在这里，我可放心多了，你在‘架’着我哩!”

“过奖了，过奖了。”

罗长鸣爱看戏，更多的心思却花在锣上。他听各种流派各个行当演员的唱腔，看他们的一招一式，想着在什么样的场合敲打什么样的锣，这种锣又该具备什么样的力度和韵味，想到会意处，竟会一个人傻傻地笑。

罗长鸣真还为包世臣“救”过“场”。

那次演《秦香莲》，戏刚一半，休息十分钟。包世臣和罗长鸣正聊着戏，司锣的老马急匆匆提着面锣跑过来，说：“包老板这虎音锣怎么突然哑了?又没有备用的，急死人了。”

包世臣可真愁了。这锣还是罗长鸣的父亲打制的，用了好些年了，声音真是高亢洪亮，敲起来满台子的威风凛凛，怎么一下子哑了?

罗长鸣接过锣，用手指在不同的部位弹击了几下，又用手掌在周边拍打了几下，蓦地站起来，说：“拿大锣棰来，我给它扎扎‘穴位’，怎么说，它也不该和包老板开这样的玩笑。”

锣棰拿来了。

罗长鸣说：“这里有清静地方吗?一敲锣震天响的，观众不知出什么事了。”

“没有。”包世臣说。

“台后面有厕所吧?关紧门，声音也就关住了。”

包世臣领着罗长鸣进了台后面的厕所，把门紧闭，一屋子的尿骚屎臭，呛得人睁不开眼来。

罗长鸣一手提锣，一手握棰，然后在锣脐处猛击三棰，再或轻或重在锣脐周围敲了几下，然后说：“行了。”

“行了?”包世臣一脸疑惑。

“世臣，你放心上台，虎音锣绝对不会误事，你还不相信我?”

包世臣一声惊呼：“你简直是锣神仙了。”

下半场戏果然顺顺当当演过来了。

包世臣和罗长鸣，不但形象、体魄迥异，性格也各有不同。

包世臣是大脸盘，浓眉，高鼻，阔嘴，身架子高高大大，但性格却是温和谦逊，不与人争短长；而罗长鸣生得瘦瘦小小，性子却如一团烈火，直话直说，不拐弯，常给领导挑点儿“刺”，但心眼很纯正，一门心思是为别人好。罗长鸣上班琢磨制锣的事，下班唯一的爱好是看戏，到三十好几了，还是一条光棍。包世臣倒是早有一儿一女了，他为这事不知劝过罗长鸣多少回，大道理小道理讲得透透彻彻，最终是“你不能让罗家的手艺就这么丢了，得传下去”的话打动了罗长呜。

京剧团正好有个离了婚的唱青衣的女演员，三十出头了，长得很俊俏，唱工自然是很不错的。包世臣把罗长鸣的情况一说，她同意了。见了面(其实是早见过面的，只是没有打交道而已)，说起话来也很投机，罗长鸣说她在《武家坡》中演王宝钏，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还差点“火候”；又说起剧团政治学习太多演员没时间练功，会把人才“憋”坏、“憋”蔫。

女演员问：“你怎么知道的?”

他说：“我常到剧团来，我亲眼看见的。”

女演员说：“你这人……会出事的。”说完就走了。

这桩“爱情”就这么很干脆地闭幕了。

但不久的“反右”中，女演员把罗长鸣说的话写成揭发材料寄给了民乐厂的负责人，罗长呜幸而出身好，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档案里却记了一笔，只是他不知道。他被叫到厂办公室让他承认错误，说这是对党不满。他说：“我没有错误。党胸怀宽大，难道容不得我一个制锣的小老百姓说几句话?”

他依旧制他的锣，纯铜的锣亮铮铮的，敲起来又响又炸，从不想隐瞒什么，而且越敲越亮堂。堂堂正正，做人就要像一面虎音锣。

包世臣为这事感到很内疚，说：“罗兄，世上还有这样心黑的女人，谁敢找?”

罗长鸣说：“散得早，是好事，成了家就麻烦了。世臣，我想提醒你一句，那个司锣的老马，心邪，那次锣哑了，是他平常乱敲乱打造成的，他想看你的笑话。所以，你每次演戏我都去了，我在他不敢，侍候好一面锣我还有办法。”

包世臣说：“他老在团里闹别扭，说名角也是人，他却工资太低了，是不平等。”说完叹了一口气。

包世臣常请罗长鸣到他家去喝酒吃饭，好像要弥补没有当成红娘的遗憾。包世臣的夫人在团里任着“捡箱”的工作——给出场的人物准备各种戏衣，把下台时换下的戏衣折叠人箱。她很贤慧，每次罗长鸣来，都要炒几个可口的下酒菜。罗长鸣每次去，必带一瓶“湘潭汾酒”，给孩子们买些好吃的点心，以表谢意。

他们边喝酒边聊天，聊的最多的还是京戏，这是他们数年来永不生厌的话题。

“世臣，你的包公演得庄严、果敢，威震四座，我想如果进一步发挥你的长处，把表演的速度放慢，同时又稳健又板眼分明(行话叫收长腿)，会更好些的。”

“对，对，我也这么想，但是这面虎音锣声音虽好，尾音却不悠长。长鸣，你可否替我打制一面锣，一锤敲下去，得让我有迈出去一步，再稳稳当当落下脚的时间。别让我迈出步去，半路上断了锣声，收住的腿放不下来。”

罗长鸣说：“你放心，我一定打制出来，让包大人八面威风。”

一年后，罗长鸣经过反复试验，打制出一面调门高亢，韵味浓重，尾音悠长的虎音锣。有专家测定，一棰下去，声音能持续五秒钟以上。他自个儿掏钱买下来，作为礼物送给了包世臣，说：“每次演出前交给老马，平常自己收着。”

包世臣的眼里噙满了泪水。

文化大革命突然来临了。

京剧团首当其冲，戏也不演了，功也不练了，闹得沸沸扬扬。包世臣作为一个名角，自然难逃此劫，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得满墙都是，大会小会的批斗令他胆战心惊。工资也减下来了，和一个勤杂工一样多。司锣的老马当上了造反派的头头，工资是他坚持要减下来的。老马在一次抄家中，当众把那面虎音锣砸成几块。包世臣捧着残片嚎啕痛哭：“罗兄，罗兄，我对不起你呀——”

罗长鸣是工人阶级，不怕什么，隔三差五他会拎一瓶酒带一包猪头肉去看望包世臣，常悄悄地送给罗夫人一些钱，叫她别饿着了孩子，孩子正当长身体的时候。

他们喝着酒，小声地说着话。罗长鸣告诉包世臣：“那面虎音锣砸烂了，制锣人还在，我还会给你制的，你不用伤心。除非我也不在了……”然后，罗长鸣掏出一截皮尺，在包世臣的胸前左量右量。

“罗兄，你这是做什么?”

“以后你就明白了。你记住，你要挺住，京剧不能就这么没有了，得有人传下去。”

包世臣说：“我会好好活着，你放心。”

正说着，老马进来了。

罗长鸣黑下一张脸，说：“老马，监视我来了?你别忘了我是工人阶级，比你这个打锣的底子硬!只容许你们‘教育’世臣，就不让我来‘帮助’他?

“哪里的话，罗师傅多心了。我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后天，我们要把团里的牛鬼蛇神拉去游街，明天，我想到贵厂买几面虎音锣，让他们敲起来。”老马边说，边冷冷地瞥着包世臣，包世臣一张脸顿时白了。

“哦，那是好事情。团里不是有几面虎音锣吗?还有世臣自己也有一面，何必再买。”

“都他妈的砸了。反正，我明天来买锣，我跟贵厂的造反派负责人已通过电话了。”

老马“嗖”地一下走了。

“世臣，我们喝酒，愁什么，天不会塌下来!”

第二天，老马一伙人到了制锣车间选虎音锣。

罗长鸣说：“你们选吧。”

老马谄笑着，说：“还是请罗师傅选，选出来的锣一定又响又脆，能把老远的人招引过来哩。”

罗长鸣嘴角浮出一丝冷笑，很随意地挑出六面虎音锣。

“老马，我来试一下，你们也听听声音怎么样?”

“那再好不过了。”老马说。

罗长鸣握起一个大锣棰，提起面锣，稍稍端详一下，似无用心地在上面或轻或重地敲打一阵，问：“行不?”

“行，行。”

再提起面锣，又在不同的位置敲打几下。

“怎么样?”

“响亮。”

六面锣都试敲过了，老马一伙人兴冲冲地提了回去。

罗长鸣望着他们的背影，“呸”地吐了口痰。他向车间请了病假，说是要回家去躺一躺。

当天晚上，罗长鸣去了包世臣家。

他交给包世臣一副用薄铜片做的护胸，并让包世臣脱下外衣和毛衣，把护胸系扣在内衣上。这是他用大半天工夫做成的。

“世臣，你天天戴着它，棍棒打来可以抵挡的。我走了。”

包世臣抚着又轻又薄的护胸，半晌说不出话来。

第二天上午，罗长鸣早早地守候在京剧团前面一条大街上。

因头天贴出了游街示众的告示，所以街道上已有了稀稀落落的人群。

十点来钟，京剧团的大门猛地打开，从里面走出一大队人马。老马戴着红袖章，拿着话筒，高喊：“把京剧团的牛鬼蛇神拉出来示众!打倒资产阶级文艺黑线！”

“牛鬼蛇神”一律戴着纸做的高帽子，一手提锣，一手握锣棰，一共六人，走在最前面的是包世臣，胸前挂着块黑牌子，上写“打倒封建社会的黑包公”。两边走着拿棍棒的造反战士，一个个铁青着脸。

老马又喊道：“牛鬼蛇神敲锣——”

罗长鸣看见包世臣抖着握棰的手，使劲地敲锣，其他的人纷纷效法。但锣声是哑的，如同敲击锈铁。

老马怒吼道：“用力敲!用力敲!”

但锣声依旧喑哑，凄凄切切，如哭泣。

街道两旁的人哄笑起来。

老马冲到包世臣面前，用铁皮话筒戳向他的胸口，包世臣踉踉跄跄后退了几步。

罗长鸣心一紧，如果世臣没有那铜片护胸，可就够他受的了。

老马把话筒交给旁边的一个人，抢过包世臣的锣和棰，猛力敲了几下，锣声仍然闷湿闷湿。

四周笑声更响了。

老马一挥手，说：“回去!有人破坏这次革命行动，我们要追查到底。”

老马在一霎时想起了罗长鸣试锣的情景，他明白这些锣被“扎穴位”了，响锣变成了哑锣！

罗长鸣在几天后被揪了出来，罪名很大：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京剧团和民乐厂的造反派联手搞一次大的革命行动一一由罗长鸣鸣锣开道，以包世臣为首的“牛鬼蛇神”紧跟其后，在古城的十里长街游斗。

罗长鸣一点都不沮丧，也不心怯。他怕什么，无家室儿女，人一个命一条。同时，心里竟有一点温暖的慰藉：自己打制的虎音锣，自己来敲，得敲出虎音锣的威风，罗家的手艺不是吹的！

那天，罗长鸣穿戴得很齐整，黑牌子上的字并不使他反感，写的是“反动锣王”。太阳出来了，光有些薄，但透明，使他想起铜锣上的光彩。秋风凉凉的，梧桐叶依然绿得浓稠。他突然记起爹在教他造锣时说过的话：“做人要正，锣声才亮。锣越打磨越亮，人也一样。”他不由自主地挺直身子，然后回过头，望了包世臣一眼，还坦然地笑了一下。

队伍一直走到最热闹的大街时，老马才说：“罗长鸣，敲锣!”

罗长鸣用京白说：“得令——”

虎音锣敲响了，想不到如此的高昂宏重，如一只猛虎踞岩长啸，街道如峡谷里回声隆隆，一排排的高楼大厦发出强烈的震动。

观众中发出一阵阵“呵——呵”的声音。

那是没有赞扬词语的赞扬。

罗长鸣听见身后包世臣的脚步声由细碎迟疑而变得方正从容，便敲出《赤桑镇》中包公出场时的锣谱，“哐——哐——哐……”一下一下，沉缓稳健，而又透出一派庄严。

包世臣什么都忘记了，街道、楼房不见了，红袖章、长棍棒不见了，所有的人都成了剧场的观众，他身着蟒袍，头戴官帽，正气凛然地从“九龙口”走出来，一步迈出去，收腿，再从从容容落下脚，然后“亮相”、“叫板”……“那是活包公!”

“那是锣王造的虎音锣!”

“……”

“……”

老马歇斯底里地又吼又叫，一伙戴红袖章的人冲过来，把罗长鸣推倒在地，然后乱棍齐下。罗长鸣匍匐在虎音锣上，棍子打在他背上，身子震动着，锣发出闷闷的郁愤的声音。

包世臣也被掀翻在地上，一些棍子戮向他的胸口。

旁边有人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

一声起，万声和，如浪如潮。

罗长鸣头部淌着血，被厂里的人架了回去。他的手上紧紧地提着那面锣。太阳光在锣上一闪一闪。

一个月后，罗长鸣死了。

临死前，他把那面锣交给他的徒弟，嘱咐好好收藏在厂里的仓库中，将来……交给包世臣，他不能没有虎音锣，那是包公的威风所在……

岁月如流，文化大革命寿终正寝。

包世臣重新登台时，用的是罗长鸣留下的那面虎音锣。他照例在侧幕边设一椅一几，几上搁一杯新泡的浓茶。他相信罗长鸣还在看他的戏。他随着锣声迈步台上，眼眶总是湿湿的。每当他念“把那虎头铡抬上来”时，心中的一腔怒火喷溅而出，震得满场子晃了几晃，观众便报以暴风骤雨般的掌声。

他又听见罗长鸣的叫“好”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