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明昆

通常来讲，不同的学科对同一问题或同一研究对象的研究是导致交叉学科产生的起点，20世纪50年代以来，大量交叉学科的产生成为了学科发展的一大特点，这不仅表现在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内部，也表现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上。同时，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在探讨重大学术问题上的重要性日趋突出。学科之间或相互协作、或相互借用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甚至直接应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解决本学科的疑难学术问题已不再稀罕，这在稻作文化研究中得到了较好地体现。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的水稻种植大国，因此，稻作或稻作文化的研究在中国无论是自然科学界还是社会科学界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从农业、考古等方面，证明了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稻作起源地之一，后来学者们又从民族学、语言学、生态学甚至分子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提出了稻作文化的“华南起源说”“云南起源说”“长江中游起源说”和“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等。进入新世纪后，多视角多学科跨时空的研究成了中国稻作或稻作文化研究的一大特点。本期推出的《重修万春圩之技术解读》、《DNA揭秘的稻作密码——释读“DNA讲述的稻作文明”与“稻的文明”》、《在品种多样性视野下的水稻间作》以及《他山之石，可以攻玉》4篇文章，或应用自然科学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的稻作文化中的技术进行科学阐释，或应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探讨稻作文化的起源以及水稻品种的多样性和水稻疾病的相互关系等问题，实现了稻作文化这一重大课题研究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

圩田是中国古代江南人民在长期适应江河洪水泛滥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一种农田土地开发利用形式。以往对圩田的研究多集中在农业经济发展史、水利发展史、基层社会组织和社会调控等方面，杨庭硕教授的研究则另辟蹊径，通过对史籍《沈氏三先生文集》中的“万春圩图记”的解读所完成的《重修万春圩之技术解读》一文向我们展示了始建于唐朝末年，被毁于宋太宗时期，重建于宋仁宗时期的圩田——万春圩的重修过程中的核心技术，使我们对中国古代先民在修建圩田过程中的生态智慧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杨庭硕教授长期从事生态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擅长对传统知识的挖掘整理。《重修万春圩之技术解读》是作者将自然科学的原理应用于对中国古代圩田中传统知识进行挖掘整理的一次有益尝试。文章在回顾了圩田修筑前自然背景的基础上，分别以“应对长江洪泛的技术”“应对尾水溯源切割的技术对策”和“维护大堤基础稳固的技术对策”为题解读了重修万春圩过程中的科学原理。整篇文章一气呵成，这种将史料和自然科学原理结合起来的写作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论文中并不多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文章中还配有两幅图，做到了图文并茂。通过这两幅图，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在重修万春圩过程中遇到的河流动力学问题及其解决办法，其中生物坝的建造等措施无不充满了古代先民的生态智慧。正如文章中提到的，正是“上述三项创新技术的创新使用，万春圩经历其后特大洪水考验，都能做到岿然不动。圩内人工建构的数万顷良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良田。此项工程的成功，还鼓励了更多的圩田建构，并由此加强了长江三角洲在整个宋朝的经济作用”。同时，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古代先民的自然地理学和生态学知识的发达程度。最后，文章还提醒学术界或读者注意圩田修建与自然生态系统的演化关系。其实，这一互动关系的形成是人类长期适应所处的自然生态系统的结果。

李国栋教授的《DNA揭秘的稻作密码——释读“DNA讲述的稻作文明”与“稻的文明”》一文通过对日本学者佐藤洋一郎所著的2本专著《DNA讲述的稻作文明——起源与发展》和《稻的文明——人类何时获得了稻》的解读，向读者介绍了来自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是如何被应用在破译稻作文化起源的研究中。李国栋教旅居日本20余年，主要从事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在稻作文化的起源研究上见解独特。关于稻作文化“云南起源说”以及“阿萨姆·云南起源说”的证据许多就来自生物学，其中包括野生稻的地理学分布，栽培稻与野生稻的同工酶的比较等。然而，李国栋的文章认为，也正是同样来自于生物学的证据，其中也包括了分子遗传学的证据否定了“阿萨姆·云南起源说”。我们知道，DNA研究属于生命科学中的分子遗传学领域，DNA是生物的遗传物质，是基因的载体，即基因是DNA（或RNA）分子上具有遗传信息的特定片段。DNA主要存在于细胞核中，少量存在于细胞质中，如植物体内的叶绿体DNA（chDNA）。叶绿体DNA是细胞里相对独立的一个遗传系统，属于细胞质遗传，具有母性遗传的特性，即不论正交还是反交，其后代性状总是受母本(卵细胞)细胞质基因控制。正是通过稻的叶绿体研究，人们发现籼稻和粳稻并不是由一个共同的祖先分化出来，而是从不同的祖先分别演化而来的，而且在野生稻阶段，稻就已经分化成粳稻型和籼稻型了。经过进一步推论，最终得出粳稻起源于中国长江中下游的结论。另外，来自于稻属植硅石(phyolith)的检测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植硅石是指存在于某些高等植物体内的一种含水非晶态二氧化硅。由于植物体内的植硅石常常具有在各个分类群上代表特定植物类群的特性，而且，植硅石类型和它的母源植物的自然分类的亲缘关系之间有很好的对应性，因此，通过植硅石的形态特征，便可鉴定其母源植物的种类。所以，植硅石的分析可以应用于考古学领域。通过对采自中国土壤中的稻属植硅石的分析发现，长江中下游的考古遗址和遗址附近获得的稻属植硅石几乎都呈现出典型的粳稻形态。这种来自自然科学的证据与依据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资料得出稻作文化起源于“长江中下游”的假说完全吻合，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稻作文化起源研究上相互印证的一个极好例证。

吴合显博士的译文《在品种多样性视野下的水稻间作》以及译者对该文的评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介绍了中国农学家朱有勇教授关于水稻多样性与水稻疾病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在品种多样性视野下的水稻间作》原刊载于世界著名自然科学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作者马丁·乌尔夫教授是英国埃尔姆有机农业研究中心（The Elm Farm Organic Research Centre）主任，主要从事农业生态学研究。他在介绍朱有勇教授在中国云南农村发现的水稻多样性与水稻疾病关系的基础上，对这一中国学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当代农业由于过分使用化肥和农药，致使防范病虫害的成本十分高昂，并造成环境污染。朱有勇的研究成果表明，水稻的多样性，即多品种的水稻，通过间作可以有效地预防稻瘟病的蔓延，由于此项防稻瘟病技术可以免除农药的使用，因而在中国已经很容易得到农民的接受和仿效。同时，文章认为，间作这一技术被学术界视为对长期传统单一品种种植技术的一种创新。由于植物遗传学的新发展，对该项技术作出了科学性的解释，使其推广使用得到了有力的支持。然而，吴合显博士也注意到，这种多品种水稻的间作预防稻瘟病的蔓延与民族学家早已记录，并在今天的一些传统农业社会中仍然存在的复合种植方式与预防农作物病虫害有着异曲同工之处。这也是普世性的自然科学知识与地方性的传统知识相互印证的又一例证，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密切关系。

上述4篇文章的推出旨在起到一种抛砖引玉的作用，希望在中国的稻作文化研究中更加注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积极开展跨学科协作研究，并以此推动中国的稻作文化研究向高水平高层次方向迈进。同时，也提醒学术研究决策者们应更加重视多学科多视角以及跨学科对重大学术问题的集体攻关研究。

责任编辑：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