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宋时期浙江采石格局及其环境驱动*

2014-08-06朱丽东金莉丹谷喜吉李凤全

浙江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年1期

朱丽东，金莉丹，谷喜吉，叶玮，李凤全

(浙江师范大学地理过程实验室,浙江金华 321004)

0 引言

采石活动及其环境影响是区域人地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末就开始关注采石及其产业活动的研究.2005-2008年间的QUARRYSCAPES项目又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相比之下，国内采石与环境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多停留在采石活动的历史追踪、遗址调查、采石文化探寻或采石场环境修复等方面[1-4]，而对采石活动尤其是古代采石活动与环境演变之间关系的探讨，还缺乏深入研究.浙江省石材资源丰富，采石历史悠久，采石业已经成为现代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隋唐宋时期浙江采石格局入手，试图探讨其自然、社会环境驱动，正确理解浙江采石业得以发展的环境背景.

1 浙江采石概况

1.1 采石与岩性

岩石是各类石材的物质基础.浙江境内江山—绍兴断裂带以西的浙西钱塘台褶带一直经历凹陷→抬升→凹陷的构造过程，沉积地层发育完整，白垩系、侏罗系的砂岩,石炭系的灰岩,震旦系和寒武系的白云岩构成了本区砂岩类、大理岩类、板岩类石材的原料；江绍断裂带以东的浙东华夏褶皱带邻近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交接带，一直隆起抬升，构造和岩浆作用十分剧烈，中生代火成岩和侵入岩成为凝灰岩类、花岗岩类石材的重要来源.丰富的石材资源奠定了浙江省采石业的发展基础.据2011年浙江省安监局统计资料，浙江境内登记在册的采石场有1 854处，主要开采五大类岩石：凝灰岩、砂岩、花岗岩、大理岩和泥岩.以凝灰岩采石场数量最多，总计1 074处，占全省采石场总数的58%；砂岩采石场数量次之，占30%；花岗岩、大理岩及泥岩采石场数量较少,不足15%，且在全省范围内分布分散.

1.2 采石历程

浙江采石活动最早可追朔至距今0.6～0.5 Ma前上马坎人对砍砸器、石球、手镐、手斧等生产工具的使用，石器在之后的各期考古文化中都有发现.河姆渡人、良渚人对玉石的开采和加工更是精化了石制品工艺，从石头的实用性中脱产出观赏性，将浙江灿烂的采石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有关规模采石活动的最早文字记载出现于春秋时期，《越绝书》记录了越王勾践下令在今绍兴一带大规模采石的事实[4].浙江境内已发现古采石遗址38处，从春秋一直延续到明清.在此基础上还滋生了丰富的用石文化，宫殿、民居、城墙、海塘、园林、桥梁、碑文、牌坊、墓穴等无不记录浙江采石业的光辉历程，历史上出产的武康紫石、严州青石、蛇蟠石、西坑青石等优良石材也名垂史册.

1.3 现代采石业格局

浙江采石业已有相当规模.1)已形成三大采石带，即环杭州湾采石带、钱塘江流域采石带、浙东沿海采石带，以环杭州湾带采石密度最高,具体见图1.石材类型以凝灰岩和红砂岩为主，采石场多聚集在浙东北凝灰岩区及金衢盆地等红砂岩分布区.2)采石场多沿交通线展布.古采石场依托钱塘江、苕溪、甬江、椒江等水系，或集中于宁波、台州、温州的沿海地区，对水上运输有极强的依赖性.现代采石活动除沿江、沿海特征外，还密集分布于杭州—长兴、萧山—宁波、杭州—上海、杭州—千岛湖、杭州—金华—衢州、金华—千岛湖、台州—温州等公路、铁路两侧.3)多为建筑用石、民间开采、随意性大.无度开采、半采半弃现象普遍；采石后山体白化、山脚破烂、垃圾成堆；洗石水还带来江河源污染等问题.目前，建筑用石开采受到限制，采石企业和个人均需缴纳资源税.

图1 浙江现代采石点分布图

2 隋唐宋时期采石特征

2.1 历史时期的采石高峰期

目前浙江境内已发现春秋至清朝时期古采石遗址(群)38处，按采石群址采石的起始朝代统计[2,4-11],结果见图2.观察古采石遗址(群)数量变化，浙江历史时期采石可划分为3个时段：春秋至南北朝时期、隋唐宋时期、元明清时期，其中，隋唐宋时期是浙江历史时期采石的鼎盛期.

图2 浙江各历史时期古采石群址数量变化

春秋至南北朝时期，浙江境内采石场数量少，仅有8处，以汉代采石活动较为强烈.据有关专家考证，著名的龙游石窟群就始采于汉代，采石持续上千年，在衢江和灵山江交汇处的近2 km2范围内留下了24个大型洞窟组成的规模宏大的地下石室，曾有储兵、贮粮之说[8].隋唐宋时期，浙江省境内新增采石场22处(见表1).隋朝历时短，仅新增2处采石点.公元591年，越国公杨素发动民工采石，大修绍兴城，在绍兴地区新增1处：齐贤古采石场，采石场邻近杭甬运河；另一处位于天台县始丰街道，紧邻椒江支流始丰溪，均地下开采凝灰岩.唐朝国力鼎盛，地方建设中采石用石量大，新增采石场共9处，宁波、台州各3处，分别是奉化南山、宁波它山堰、宁波鄞溪村和台州朱砂堆、仙居船山村、临海石仓村；另外3处则分别出现在德清武康、新昌县城南和金华寿溪.除朱砂堆采石场开采红砂岩外，其余采石场均开采凝灰岩，露天或地下开采.宋朝时期，临安城成为全国社会政治和经济中心，浙江采石活动有增无减，境内新增采石群址11处，金华—衢州—淳安一带新增6处，余杭附近增2处，沿海余姚、宁海、三门等地各增1处，红砂岩和凝灰岩开采并重.该时期，江浙一带富户增多，石雕工艺品和园林石品成了当时人们追逐的对象，文房四宝之一的砚也是浙江采石业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名石辈出，采石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严州青”顺钱塘江下运并因为南宋王朝而名声显赫；“武康石”广泛用于石桥、石牌坊、石塔、海塘、湖堤、园林假山等.据清道光《武康县志》记载，武康县建于两宋时期的武康石桥多达47座，其中北宋12座、南宋35座，石桥梁头端石上还雕有精美的纹饰和图画，如鼓钉纹、卷草纹、牡丹图、莲荷图、二龙戏珠图、金刚力士图等，石雕技艺精湛；苏州98座古桥中有28座注明武康石建造[12]；蛇蟠石及其雕刻而成的石柱、石板、石门框、石窗、墓碑等建筑构件，畅销上海、杭州、宁波及三门湾沿海地区.蛇蟠石窗被称为三门湾传统文化的瑰宝，载入《中国民间艺术大辞典》.

表1 隋唐宋时期浙江古采石场(群)遗址及起始时代

元明清时期，采石群址数量又有所减少.元朝历时短，未发现新增采石点，明清时期新增采石群址8处[2]，德清武康石、龙游红砂石、宁波台州境内凝灰岩石材继续受到关注，分别新增2处、2处、4处采石群址.此外，严州青石仍被广泛用于该时期的浙派以及徽派官邸、园林、民宅建筑中，估计千岛湖区域青石开采该时期有延续，但因千岛湖库区蓄水而影响了青石采石遗址的考古发现.

2.2 采石空间格局

就目前发现的古采石群址看，杭州及杭州湾北侧余杭—德清一带古采石遗址起始于唐、宋、明、清时期，7处遗址中有4处属于宋朝，宋朝为采石鼎盛期；杭州湾南侧绍兴—新昌一带古采石遗址起始于春秋、汉、隋、唐等时期，6处遗址中有4处属于春秋—汉时期，春秋至汉为采石鼎盛期；宁波—台州等浙东沿海地区古采石遗址起始于西晋、南北朝、隋、唐、宋、明、清等时期，16处遗址中有10处属于隋唐宋时期，隋唐宋为采石鼎盛期；钱塘江上游淳安、建德、衢州、龙游、金华一带古采石遗址起始于汉、唐、宋、明等时期，11处遗址中有7处属于唐宋时期，唐宋为采石高峰期.

上述分析表明，浙江历史时期采石格局经历了从分散→单一中心→多中心的演变过程,见图3(a).春秋至南北朝，采石活动先分散再到渐渐集中至绍兴一带，成为省内最早的古采石中心；隋唐宋时期，以绍兴为中心采石业向北、西南、东南3个方向扩展，即杭州湾北部、浙东沿海、钱塘江上游地区采石活动均得到加强，新增3个新的采石中心；明清时期这3个采石中心在区域采石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可见，隋唐宋时期正是浙江采石业由单一中心向多中心转化的重要时期，也正是这种演化奠定了浙江现代采石业的基本格局.即现代采石点基本密集在浙北平原丘陵过渡带、钱塘江上游中山丘陵带、沿海丘陵岛屿带，并在此基础上迅速发展成现今的环杭州湾、浙东沿海和钱塘江流域三大采石带.

(a)古采石场分布 (b)地质简图

3 隋唐宋时期采石的环境驱动

隋唐宋时期，浙江境内采石场增加明显，杭州湾沿岸、浙东沿海、钱塘江流域三大采石中心相继形成，这是浙江省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

3.1 岩性控制

由图3(b)可以看出，浙江境内近2/3的地区广泛发育中生代火山岩系，江绍断裂以东的中生代火成岩区，有巨厚的中酸性-酸性喷溢熔岩及火山碎屑岩；浙西地区则沉积有巨厚的古生代沉积岩系和一套白垩系沉积岩系.对照图3(a)和图3(b),不难发现：浙东沿海和环杭州湾采石带多位于中生代火山岩系上，凝灰岩具备色泽丰富(可呈黑、紫、浅红、白、淡绿等色)、岩层厚度大、分布广泛、硬度适中等特性，从而成为浙江历史上最重要的采石对象；钱塘江流域采石带主要位于白垩系沉积岩系上，主要包括砂砾岩、砂岩、粉砂岩、页岩，沉积厚度为250～1 350 m，呈吉祥的红色，尤其是红色粉砂岩，硬度适中，地表虽易风化，但适合地下开采.金衢盆地是省内最大的红层盆地，早期古采石场聚集[3,13].因此，浙江境内古采石遗址格局首先对岩性有极强的依赖性，凝灰岩和红砂岩是古代采石的基础.杭州湾南北两个采石中心9处古采石场中8处开采凝灰岩，1处开采砂岩；浙东采石带18处古采石场中17处开采凝灰岩，1处开采砂岩；钱塘江流域采石带上红砂岩古采石场8处，凝灰岩古采石场3处.

3.2 政治经济中心南迁与人口增加

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因大规模战乱多发生在北方且持续时间长，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相反,南方则相对稳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人口迁移高潮也因此而到来，浙江人口由之前的不足百万迅速增加至150万.隋唐时期，中国南北得以统一，江浙一带粮食亩产是北方地区的2～3倍，《新唐书5权衡舆传》称：“天下之计，仰于东南”.南宋时期政治经济中心南迁至临安，江南经济更加繁荣，人口增加显著，亦有“苏湖熟，天下足”之称.唐中期浙江人口增加至520万，是南北朝末期人口的3.47倍[14]，南宋时期更是增加至900万.在人口增加、都城南迁的背景下，城池、民间建筑、工程设施修建频繁，城镇建设规模扩大，石材用量增加，同时也促使更多的劳动力投入采石活动.筑城方面，吴越王钱镠及其后代一直坚守“发展生产，广建城池”的治国方略[9].《吴越国武肃王庙碑》中称钱镠筑城垒50余处，主要包括嘉兴城、临安城、杭州城、东安城(今富阳新登)、婺州城、余杭城、定海镇、吴江县城、松江南北二城等，许多城池规模大，极耗石材.《定海县志》称：定海镇城池“高二丈四尺，址广一丈，面八尺，周围一千二百八十八丈，延袤九里”；东安城，城周2 571步，高2.7丈；《金华县志》载：婺州城“旧周九里一百步，高一丈五尺，厚二丈八尺”，极大地推进了唐末浙江采石业的发展.

水利工程方面，隋文帝面对北方水利荒废、漕运堵塞状况，欣然采纳“决渭水，开漕渠”等建议，开始推广灌溉，疏通漕运；公元605年，隋炀帝“发河南、淮北诸郡民，前后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向东伸入苏北，连接洛水、黄河、淮河，成为贯通西安至扬州的交通大动脉，很多城市从此而生，农业也得到保障；与此同时改造自山阳(今淮安)至扬子入江的邗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道；后又开凿永济渠、广通渠、江南运河，形成多枝形运河体系.可见需要大量建筑材料，而石料是当时当地最坚固最适合的建筑材料.

3.3 海塘兴筑

江浙一带修建海塘的历史很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就有汉代修建钱塘江海塘的记载.有研究表明[15]，唐、宋是中国历史上海塘兴筑的2个重要时期(称第1高峰期和第2高峰期).唐朝修筑海塘近300 km，先后兴筑8 条，长度50 km 以上的有4 条，均修筑于中唐；宋朝300 余年的统治中，有60 余次海塘兴工记录，新筑、改建和修旧海塘的累计长度超过700 km.海塘兴筑首先与东南沿海的经济开发有一定关系，其次也记录了海面的波动.浙江海塘处于钱塘江河口两岸，亦称钱塘江海塘，通常被分为浙西海塘和浙东海塘两部分，前者在杭州湾北岸，包括杭州江塘及海宁、海盐、平湖海塘；后者分布在杭州湾南岸宁绍两地及宁波以南的台州、温州沿岸.杭州湾特殊的地貌形成了破坏力强大的钱江潮，沿岸需修筑高标准的石砌海塘来抵御潮灾.历史记载表明，钱塘江海塘始筑于汉代，隋唐宋时期为修筑高峰期[16]，主要筑塘事件如表2所示，该时期石材消费量巨大.

表2 隋唐宋时期浙江海塘兴筑记录

3.4 便利的水运

浙江境内八大水系组成了稠密的天然水网，水系很好地沟通着采石区与用石区.如钱塘江水系作为境内最大的河流，中上游沿岸石材资源丰富，衢江、金华江流域为红砂岩产区，新安江流域千岛湖周边为凝灰岩产区；而下游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水网稠密、人口城镇密集，是重要的用石区；正是便利的水运将流域采石区与用石区紧密相连(图3(a)).此外，苕溪、曹娥江、姚江—奉化江、椒江等水系也不同程度地承担着运输石材的任务.隋唐宋时期经济中心不断南移，浙江交通位置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便利的水运格局基本形成.先有隋朝时修筑的京杭大运河，唐朝中期，宁绍平原上开通了浙东运河[9]；贞元十八年(公元802年)，浙西淤潜县(今属临安)在紫溪“凿渠三十里，以通舟楫”；奉化县东南“导大溪水又资国堰注市河桥……至县北三十六里东耆堰接奉化江”[17]；唐朝，浙东海岸线上有宁波港、章安港等全国重要港口.运河、灌渠、港口建设均需要石材，而建设好后的运河、港口又方便了石材输出，沿海地区采石中心得以形成与发展[3].可见，便利的水运和海运在古代石料运输中乃至沟通采石区和用石区联系方面发挥着巨大的优势.

3.5 气候变化

气候变化直接影响和减弱岩石的抗性及耐性，致使石建筑年久之后要重修，从而不断驱动边用石边采石；气候还通过冷暖变化、气候灾害事件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平面变化等影响采石活动.从隋朝初年至宋朝末年，东部季风气候经历着波动变化[18]，气候变化对采石业的驱动不容忽视.

竺可桢对中国近5 000 a气候变化的研究揭示，历史上4次低温分别出现于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公元1200年和公元1700年，温度变化幅度为1～2 ℃；每400～800 a的周期中，又包含50～100 a的小循环，温变幅度为0.5～1.0 ℃[19].很明显,隋唐宋时期(公元581年-公元1279年)气候有波动，但总体偏暖.葛全胜等[18]对中国东部地区更细致的研究显示，隋唐宋3朝近700 a时间里，气候波动可分为5个阶段，由3个温暖期和2个寒冷期组成.隋—中唐(公元581年—公元780年)、北宋(公元930年—公元1100年)、南宋(公元1200年—公元1279年)为温暖期；晚唐—五代(公元780年—公元930年)、两宋之交(公元1100年—公元1200年)为寒冷期，温暖期长于寒冷期.

隋唐暖期，气候温暖，降水丰富，极大地促进了浙江农业的发展，水稻开始早晚连作[9]，粮食产量迅速提高.“转漕东南之粟”是隋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江南运河的重要目的之一；绍兴作为紧邻运河终点杭州的重城而得到修造；唐朝非常重视水利灌溉工程兴建和海塘兴筑；这些工程所耗大量石材主要来自绍兴一带，齐贤古采石场此时得以开发，绍兴作为浙江采石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两宋暖期，降水充沛，加之耕种技术日益成熟，江南取代中原而成为朝廷大粮仓，全国经济中心在北宋中期完全南移[20-21]，钱塘江北岸成为农业经济中心之一.但两宋时期农业的长稳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沿海土地的开发和水利设施的兴修.北宋中期以来，一则东太湖地区水患严重，濒湖低田先后被淹，沦为浅湖，太湖主要泄水通道也淤浅乃至淤塞，有江段甚至出现“河底之土反高于田中”的地上河[15]；二则杭州湾沿岸海盐、杭州、盐官、余姚一带海塘江堤经常出现溃决现象[22]，为保农田免遭水淹，人为作堤围堰.如北宋时余姚、杭县、盐官一带增筑石海塘；南宋时盐官县海塘后退四十余里(20 km)，余姚、上虞一带增筑石海塘.研究表明,江堤围堰和海塘修筑的高峰期与海平面上升有直接关系[15].因此，沿海地区采石及耗石量的增加受气候变化驱动.

五代十国和两宋之交时期气候偏冷[18]，夏季风减弱，降水偏少，海平面降低，中原地区农业欠收，战事频发.公元850年前后，安史之乱爆发，黄巢起义，唐王朝寿终正寝；公元907年—公元959年五代十国时期军阀混战，政权更迭起伏，年均战争次数达到1.404次[23]；公元12世纪，北方游牧民族屡屡挥师南下，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与宋王朝分庭抗礼.相反，期间江浙地区却得到开发.先有吴越国建都绍兴、杭州，之后南宋王朝南迁至杭州，建都临安.吴越国曾筑城50余座，并对杭州西湖、越州(今绍兴)鉴湖、明州(今宁波)鄞县它山堰等水利工程进行了治理，以舒缓水患；公元910年用“石囤木桩法”修建自六和塔至艮山门的钱塘江海塘.南宋建都亦是大兴土木，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皇宫内有大小宫殿30余座，建有堂、阁、斋、楼、亭等各式建筑154座；宋高宗在杭州城垣旧址(长70里，五代十国时期钱镠修建)基础上继续扩大规模；城内修造专供皇帝通行的御街，全长1.35万余尺，宽近两百步，由几十万块巨型石板铺砌而成”[24]；城中建官衙无数，其用石不计其数，甚至新安江上游盛产的“茶园石”也凭借钱塘江航运之便利，顺江运至杭州，千岛湖天池采石场、辉照山采石场就是当时采石活动的遗迹.毫无疑问，此阶段浙江采石业并未中断也有其气候背景.

可见，隋、唐、宋时期，总体偏暖且冷暖交替的气候背景，带来了浙江人口增加、经济发展和一系列社会变革，杭州湾沿岸、浙东沿海、钱塘江流域三地采石规模得以扩大，三大采石带格局初步形成，为现代采石业格局奠定了基础.

4 结论

1)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隋唐宋三朝，浙江境内古采石场(群)数量增加明显，为历史时期采石活动的鼎盛期，主要采石中心位于杭州湾沿岸、浙东沿海、钱塘江流域，这也奠定了浙江现代采石格局的基础.

2)隋唐宋时期浙江境内工程耗石量极大，包括凿建运河、围堰建闸、兴筑海塘、建设港口、修建都城等，这些都与该时期浙江人口大规模增加，农业经济长稳发展，沿海地区得到开发，吴越国建都绍兴、杭州，南宋政治经济中心南迁至临安等社会环境背景密切相关.尤其是隋唐宋时期水运的发展，很好地沟通了采石区与用石区，古采石场群选址对水运有极强的依赖性.

3)隋唐宋时期采石活动还受自然环境因子的影响.如石材类型、品质及采石区选址首先受岩性控制；水系、运河、港口对石材运输和用石有重要贡献；隋唐宋时期气候总体温暖而降水丰沛，海平面升高，浙北平原多洪水，沿海地区易受潮灾，明示了围堰筑塘的气候背景；五代十国和两宋之交气候偏冷是导致中原地区农业欠收、战事频繁、全国经济中心及南宋政治中心南迁的自然环境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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