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洁

甲午战争失败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转折点。反思和诊断甲午战争，有诸多导致失败的因素，但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清政府对战争中的情报掌控和信息安全缺少应有的认知与重视，导致清政府在战场上和谈判桌上处处被动，留下一个“不知己、不知彼”的反面教材。

甲午战争从信息战开始

信息战作为甲午战争的一条暗线，贯穿战争始终，与军事这一明线相辅相成，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为实现侵华目标，日本军部很早就选派间谍到中国刺探军情、政情和民情，并形成了大规模的谍报系统，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和情报。日本军部设在上海的谍报机构日清贸易研究所编撰的《清国通商综览》，全面描述了清王朝政治、经济、民生的整体状况。对于清王朝的全方位了解，进一步刺激和膨胀了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

1893年，日本陆军中将川上操六亲自到中国考察，意在为发动战争作最后的准备。通过调查，他看透了中国封建专制统治的极端腐败，更加确信中国不足为惧。另一个有名的间谍宗方小太郎的看法在当时也很有代表性：“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中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判定胜败，而不知在精神早已制其全胜矣。”

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战争中，日军在庄河花园口和荣成湾登陆成功，从登陆计划的制订到登陆地点的选择，都有赖于日本间谍的细致考察。1893年，日本间谍山崎羔三郎、钟崎三郎等人有针对性地对渤海湾沿岸、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的清军设防、炮台布防等情况进行了刺探，并对旅顺、金州、庄河、营口、大沽、威海等处海域的岛礁、潮汐、水深等情况进行了探测，为参谋本部制订登陆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参考。日本间谍无孔不入，对于中国各地的地理形势、驻军情形、防御设施了如指掌，甚至“比中国人更清楚地知道每一省可以抽调多少人出来作战”。日军取得的旅顺、威海卫等战役的胜利，也是日本间谍窥伺后提出的“包抄后路”思路的具体体现。

战争结束后，日本更因为破译了密电，从而掌握了清政府的谈判底线，《马关条约》的签署导致了中华民族危机的空前加剧。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沉痛地说：“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之者。”

信息战失败的多重原因

清政府在信息战方面的失败，既有主观根源，也有外部影响。日本十分重视谍报工作，全方位编织间谍网并长期坚持，投入大量财力、人力支撑情报工作。早在1872年，日本政府就开始向中国派出间谍，并采取许多措施鼓励日本间谍获取情报，这是日本信息战赢得先机和成功的内驱力。更有甚者，日本间谍勾结中国内奸，得到大量军事情报。石川伍一以80银洋就收买了北洋军械局书办刘树芬，为其提供北洋水师军备及军火供应的详细情况。李鸿章的外甥、天津军械局总办张士珩为牟取私利，把北洋舰队有关情报提供给日本间谍。被日本人雇用的中国间谍，丧失民族尊严，处处替日本间谍探听情报，如宛平人高顺、天津人赵春霖等。

与此相反，清政府缺乏主动获取信息的意识，更谈不上维护信息安全。战前，清政府对日本间谍的活动疏于防范，以致频频泄露军机。丰岛海战前，为达到偷袭北洋舰队的目的，日本驻天津领事馆领事及武官先后派人分赴天津北洋各营窥探。这些日本间谍得以在海口、码头重地自由出入，更有甚者竟登上清军运兵船，“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物件一一记数”。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持有受清政府保护的通行证，于1877年周游北方战略要地，将黑手伸向威海卫军港的北洋舰队，对港内一切布置悉数记录。1893年，战事已经临近，清政府却茫然不知，还在殷勤接待川上操六，李鸿章还请他去参观兵工厂、军事设施和兵士操练，几近于拱手送上军事情报。

从客观因素上看，中国技术落后，信息安全有严重漏洞。甲午战争时期，中国的密码编制非常原始，规律非常简单，容易被破译。1894年6月22日，日本破译了由丹麦人给中国制定的密码，从而使得6月6日至8月4日驻日公使汪凤藻与清政府之间的54件往返密电全部被日方掌握。由于清政府没有觉察，整个战争中始终未改密码。马关议和期间，清政府与李鸿章往来密电22件也被全部破译。由此，日本彻底掌握了清政府谈判的底线，有恃无恐地狮子大开口。

此外，战争期间，西方列强对日本间谍多方庇护和怂恿，助长了日本间谍的猖獗活动。清政府与日本宣战后，日本在华侨民均由美国保护，美国政府借“外交保护权”处处替日本间谍开脱罪责。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甲午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中日双方的一场信息情报战。对于信息情报的掌握，既反映了国家对国际环境的了解程度，也透视了对战争形势的控制能力；既是科技实力的体现，又是战略高度的把握。

当今社会，伴随着高科技的飞速发展，国家安全已经由陆地、海洋、天空不断向网络空间拓展。网络正在以非同寻常的速度在全球扩张，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今天的信息安全，尤其体现在网络信息安全，未来社会有关网络空间国家安全的博弈必将更加激烈。谁控制了信息网络，谁就控制了政治、经济、军事较量的“制高点”。“制网权”正在成为继“制陆权”“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之后的大国战略较量的焦点。

当前，我国已深深认知信息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前一个阶段曝光的“棱镜门”事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对信息安全的危机意识，信息安全建设刻不容缓。在维护信息安全上，我国顶层设计和深度推进的步伐正在加快。2013年，“国安委”正式成立。今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我国对于加强网络安全和建设网络强国已经表现出坚定的决心。

科技能力的提升是真正实现信息安全的有效途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是维护信息安全的根本。同时，还要加强人文建设，政府、企业和个人都要自觉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在大数据时代，每个人都是一个信息源。信息安全不只是某个部门、某个行业的事情，而是全社会每一个人都需要提升认识和能力的系统工程。

研读和反思历史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还原历史真相，更重要的是把握历史规律，鉴古知今。当下，网络信息安全必须从顶层设计、战略布局、人才培养和科技振兴等各方面循序渐进。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信息安全，避免重蹈历史覆辙。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一艘重要“护卫舰”。

（作者单位：辽宁社会科学院）

□本栏编辑/牛泽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