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东

（江汉大学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中心，武汉 430056）

●大都市（城市）圈与新型城镇化研究

做大城市：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位战略
——以武汉市生态文明建设为例

杨卫东

（江汉大学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中心，武汉 430056）

城市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并不完全对立，而是相辅相成的，城市是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上佳区域。对区位优势明显、环境承载力强的地区，应把做大、做好城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位战略。做大武汉必须调整既定的国土空间规划，改变现有的限制性规定，突出超特大城市特点，围绕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布局。我国长期奉行的限制大城市发展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大城市与“城市病”没有正相关关系，只要我们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产业升级，以良好的产业结构来统摄城市人口的规模化增长，同时真正解决户籍管制问题，实事求是地制定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我们就有可能根治中国的城市病，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

城市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国土空间规划；城市病

我国对于生态文明的研究起始于 1980年代中后期。自 1990年代起，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并开始倡导建设生态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对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并且首次把这一概念写入党代会的政治报告，生态文明遂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新的理论焦点。纵观十余年来学界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有关“生态文明”的概念的定义有多种，但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1]。

生态文明城市，是揭示当今世界快速城市化和城市人口加速增长背景下，地球、城市、人三个有机系统之间关联和互动创造更美好的城市，更美好的生活的关键所在。城市与生态文明似乎是对立的两个概念。当人们讲到生态文明时，脑海里常常会浮现出草原、森林、碧水、蓝天以及广袤的田野；当人们谈及城市时脑海里会浮现高楼、人潮、车流、雾霾和拥挤不堪的喧嚣。是的，城市对生态文明曾产生过许多负面的效应，但是，从人类发展史看，城市仍是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载体和发动机。

在我国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方面，至今少有学者将城市发展与生态文明联系起来研究，将发展城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的观点在国内更是罕见。本文将尝试分析与揭示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期找到生态文明建设与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契合点，并寻求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理论与实践维度上有所突破。

一、矛盾的统一体：城市与生态文明

人类文明是一部城市发展史。人类最初的生活完全依赖于自然的采集，随着生产力的逐步发展，人类才从穴居、巢居中走出来，首先形成原始固定居民点的村落，继而在手工业和商业相对集中的地方形成镇，继而在相对发达的镇演化为城，然后从小城镇向大中城市发展，大中城市向国际特大城市发展。因此，人类历史是走向城市的历史。刘易斯·芒福德说：“人类历史刚刚破晓时，城市便已经具备成熟形式了。”[2]2

城市的出现对自然生态而言肯定是一种异物，但是，在它的初期对自然生态并没有产生大的影响。一是城市规模较小，大自然的强大修复功能可以恢复人群带来的破坏；二是传统的生产方式本身给自然生态产生的危害不大，是大自然可以承受的。当然，也有一些例外，罗马时期，罗马为了冶炼金属、建造船只和房屋砍伐了许多森林。“厄尔巴岛是罗马制铁工具的主要供应地，而冶铁需要消耗大量的木炭，所以这里的熔炉中冒着滚滚烟火，因此厄尔巴岛的绰号是‘阿塞伊利亚’，在希腊语中是多烟的意思。烧完厄尔巴岛上的森林之后，罗马人不得不把铁矿石运输到埃特鲁里亚海岸的波普洛尼亚熔化。根据罗马作家斯特拉波的记载，为了在波普洛尼亚生产铁制品，有 4500万棵松 树 遭 到 了 砍 伐。”[3]54这些特例只是个别的，零星的，它造成的生态危害是局部的，在历史长河中，在郁郁葱葱的地球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城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始于工业革命以后。工业革命诞生了以煤炭和石油为标志的化石能源时代，它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同时对地球生态带来加速的危害。两百多年来，累积了许许多多的问题，如全球气候变暖问题，自然灾害不断增加的问题，水土流失问题，臭氧层耗损与破坏问题，生物多样性下降问题，土地荒漠化问题，空气污染、土地污染、水污染问题，以及自然资源不断枯竭的问题等等。生态危机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表面看，这些生态的破坏，都与城市有密切关系。但是，从本质上看，城市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没有必然联系。我们知道，最早的城市耶利哥古城大约建立在公元前 8000年左 右[3]25，到 5000年 前，一 批 城 市 已 在 幼 发 拉 底河与底格 里 斯 河 河 畔 兴 起[2]60，武汉的 盘 龙 城 至 今也有 3500年的历史。在几千年的历史上城市没有引起大规模的环境污染，更没有产生生态危机，环境污染引起关注是近 200年的事情，而生态环境作为一个世界关注的问题则是在 20世纪 70年代。（其表现：一是 1971年诞生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该组织旨在寻求方法，阻止污染，保护自然生物多样性及大气层，以及追求一个无核（核武器）的世界。二是 1972年 6月 5日联合国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人类环境”的概念，并通过人类环境宣言成立了环境规划署。）可见城市至少在4800年的历史中没有产生对环境的危害，将现有的环境污染仅归罪于城市是牵强的。

是不是城市大了就会产生环境污染呢？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观点。如 19世纪 50年代伦敦的人口只有 400万左右，但是它产生的环境污染是骇人听闻的。关于空气的污染，马克·吐温说：“在伦敦……你不可能让任何一样东西看上去是崭新的；你一旦把一样东西从手中放下，那么，煤烟会立即让它成为古老 的 文 物。”[3]75而 水 的 污 染 更 甚，流 经 伦 敦 的 泰晤士河流淌着浑浊不清的淡棕色液体，恶臭弥漫，因为无数住户的厕所通过下水道直接排放到了泰晤士河。1855年著名科学家麦克尔·法拉第记录了泰晤士河的恶劣状况，呼吁“不应该允许这条横贯伦敦数英里的河流成为一个发酵的阴沟”。他强调“如果我们对此置之不理，就不能指望我们的行为免受惩罚”，结果他的话很快就应验了。1858年“伦敦大恶臭”事 件 让 伦 敦 臭 名 远 扬[3]76。 而 今 天 的 伦 敦 人口已达 820万，比那时翻了一番，但它告别了雾霾，告别了恶臭，成为了世界生态环境最好的城市之一。还有那些人口超过 1000万的超特大城市，如东京、纽约的生态环境比不发达国家中的许多小城市要好得多。可见，环境的污染，生态的破坏与城市大小并无必然关系。

如果，我们冷静思考，可以发现，城市至少在理论上是最生态的区域。

首先，城市是一个集约的空间。它不仅是平面的，而且是立体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城市通过盖摩天大楼和修建地下广场、隧道等方式，把人的生活、生产空间向天空和地下扩展，并通过交通、通讯和水电系统将这些空间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城市将人类的居住面积压缩在最小的土地范围内和居住空间里，这不仅为更多的土地创造了休养生息的环境，而且减少了能源的使用。美国城市学者爱德华·格莱泽与另一位经济学家马休·卡恩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碳排放有40%来自家庭能源消耗和交通。私家车的使用与人口密度有关，人口越密集，私家车的使用也越少。以波士顿地区为例，仅开车这一项而言，居住在城内的家庭平均每年的碳排放量比居住在城郊的家庭少 6700磅。如果把家用能源算进去，这个差别就更大了。

其次，城市是一个集中治污的空间。城市是耗能耗材最集中的地方，也是排水排气最多的地方，正因为如此，它也是最容易集中治理的地方。以污水处理为例，在广袤的乡村，分散的工厂很难支付污水治理的成本，我国的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在很大程度上与遍地开花的“一村一品”的乡镇企业有极大关系，而城市的集中治理，成本的分摊便不再是一个问题。由于集约，环保产品的生产和环保的服务才能形成市场，也才能促进减排降耗治污形成良性循环。

其三，城市是一个人文生态最优的空间。高密度的人口聚集，杂交出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成林林总总的文化市场，这里集中了文化馆、艺术馆、博物馆、电影院、音乐厅、展览厅、大剧院等休闲场所及设施。因为，只有众多的行家里手和热心的观众才能支撑起这些富丽堂皇的设施，分摊巨额成本，分享文化大餐。此外，这里还有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医院、最好的体育场馆，这些设施功能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而形成有机的整体，使广大的居民最大地受益。人文生态是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可以说，集约的城市空间和功能本身就是对生态文明的提升与保护。

传统观念常认为城市生活是一种非生态的生活，环保主义者也经常号召人们远离城市，回到乡村。这是一种似是而非、南辕北辙的环保主义。事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人是对自然破坏力最大的物种，城市把他们集中起来，不仅避免了对自然更大的破坏，同时使人在文化与精神的层面得到一个很大的提高。相对于乡村或远郊，城市生活更加环保，更加生态。

因此，如果我们要全面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就应该关注城市，把做大、做好城市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位战略。城市既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桥头堡，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希望。

二、国土空间新布局的设想

生态文明城市是一个与周边城郊及有关区域紧密联系的开放系统，也涉及城市的人工环境系统、经济系统和社会系统，因此，只是简单、单一地提出做大城市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首位战略而不明确其有机内涵则是不科学的。因为城市的发展受到很多条件的制约，与自身的承载力密切相关。“承载力”是生态学上的一个重要概念，主要用于衡量特定区域在某一环境条件下可维持某个物种的最大数量值。生态承载力则具体指生态系统的自我维持与自我调节能力，以及资源与环境子系统的供容能力，以及社会经济子系统的发展能力。我国有 657个城市，其中420个城市缺水，严重缺水的有 110个城市，显然这些城市是不可能做大，也不应该做大的。但是，像武汉这样的城市则完全有可能做大。尽管，从静止的观点看，武汉的生态承载力已经比较脆弱了，这表现在雾霾的天数越来越长，污水的面积越来越大，武汉环境的自净能力越来越小。但是，从动态的观点看，这些状况都是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的。它只是具有值得高度警惕的现状，而不是实际承载力。城市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城市的不可再生资源可以让多少人在这里休养生息的支撑能力，通常影响承载力的因素只有土地、水资源和相关的生态环境。以此为标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武汉具有巨大的生态承载力。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辽阔的腹地，从气候条件和植物种类看。武汉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日照充足，四季较为分明。武汉年平均气温在15．8℃—17．5℃，年降水量在 1150—1450毫米之间，年无霜期 211—272天，日照总数在 2000小时左右，具有动植物生长的良好条件。较好的水热条件造就了较好的绿色植被。武汉植物兼具南方和北方植物区特征，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向北亚热带阔叶林过渡的地带。良好的植被、良好的气候提供了良好的宜居条件。

从水资源条件看。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资源，在人类文明中有不少文化因缺水而消失，现在，我国北方许多城市也因为缺水而发展困难。武汉地区水资源丰富，长江、汉水在此交汇，且有东荆河、滠水等河流环绕。武汉境内江河湖泊众多，共有一百七十余个，被誉为“百湖之市”，水域面积达21．87万 公 顷，江 河 湖 泊 面 积 占 全 市 总 面 积 的25．6%，居全国各大城市之首。

从地质条件来看，尽管武汉是国家确定的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城市，城市周边深大断裂切割厉害，构成断块结构，但武汉本身的地质条件较好，不具备发生强烈地震的地质构造条件。根据历史记载，自东晋大兴元年（公元 319年）江西靖安西北地震波及武汉至今，武汉共发生地震或受省内外地震波及共57次，震级均很小，没有超过 5级以上的地震。武汉的地震安全性是较好的。

从地理条件看，武汉位于中国的中部，没有海啸，没有台风。沿海的台风无论多强，吹到这里都变成强弩之末。总之，与北京及中国西北广大地区比，武汉没有缺水之虞；与广东、福建比，武汉没有台风之虞；与云、贵、川等城市比，武汉没有地震之虞。武汉是中国承载力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最安全的城市。

武汉大学经济研究所成德宁教授依据当前国内城市和全球城市的各个圈层的人口密度为参照，计算出武汉城市人口容量的短期下限大约在 2754万左右；长 期 的 人 口 容 量 下 限 大 约 在 3891万人 左右[4]。未来学家麦金利·康韦曾在《未来学家》杂志撰文，预言 21世纪武汉将进入全球 10大超级城市，位列第二超级城市，其主要依据就是武汉“淡水资源丰 富，腹 地市场 广阔，科教实力雄厚”。[5]无 论 是哪一种测算，都表明武汉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大力推进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城市化一方面将推动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另一方面将推动城市的蓬勃发展。武汉市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必然会成为未来吸纳我国城镇人口的重要载体。成德宁预计，武汉周边500千米范围内有 3亿人，如果城市化率从 45%增至 70%，约有一亿人[4]。可 见，作为有承 载 力 的 中心城市吸纳农村转移人口是它义不容辞的使命。

重新调整武汉国土空间布局，就是要积极顺应城镇化这一历史潮流，改变现有的限制性规划，突出超特大城市特点，围绕国家中心城市的要求布局。目前武汉的国土空间规划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分配资源的，尽管是特大城市，也要分担基本农田指标。作为政治任务，武汉市必须确保 264500公顷基本农田的性质不变。为完成基本农田保护任务，在布局上须优先把城镇周边、交通沿线的耕地划定为基本农田[6]。这种布局是十分不妥的，它是横亘在武汉发展道路上的拦路石，不改变这种状况，武汉难以实现大发展。

只求数量，不顾质量地保护农田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政策。据环保部和国土资源部今年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 调查公报》[7]披 露，我国 19．4% 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按 18亿亩换算，约有 3．49亿亩被污染。2006年环保部公布的污染面积预计数为1．85亿亩，8年翻了一番。武汉郊区的土地污染面积有多大，我们一直没有获得确切的数据，但是，作为一个老工业的特大城市，其土地污染程度肯定超过全国平均数，对这样的耕地还要控制它作为基本农田的性质吗？保护这样的农田，不仅对人的身体健康、对社会安全产生极大的危害，而且对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障碍。因此，必须对武汉的基本农田进行坚决的调整，让武汉作为特大中心城市和正在建设中的国家中心城市，有更大的空间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这样既有助于武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粗放低效的发展模式向集约高效的模式转变，集中治污和控制污染排放，又能引导人口和经济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聚，让城市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为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腾出更多的空间，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空间均衡。

重新调整武汉国土空间布局，就是要扩大城市规模，扩大城市规模首要的是扩大中心城区规模。以武汉与广州比较为例，2012年末，武汉全境面积8494．41平 方 公 里；广 州 总 面 积 比 武 汉 小，只 有7434．4平方公里；但是，武汉中心城区面积仅 863平方公里，而广州中心城区则达 3843．43平方公里，是武汉的 4．45倍！这是武汉与广州的最大差距。做大城市，做大武汉，首先要做大城区。根据武汉自然生态条件、地形地貌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武汉国土空间布局可以按照三个圈层进行规划。第一个圈层以三环线为界，打造武汉的中心城区。近十年来，尽管武汉城市中心区的“退二进三”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中心城区的定位并不清晰，第三产业发展滞后，辐射力、集聚力不强。笔者认为，中心城区的目标定位必须是中国中部的金融中心、科技中心、文化中心、创意中心、现代服务业中心、商业中心、信息中心、公司总部中心，通过高密度、集约化的发展，成为传承历史文脉、彰显现代化、国际化城市魅力、发展服务经济的主要承载区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实验区。作为人口超一千万的特大城市，仅有一两个中央商务区是不够的，武汉市应在主城的“两江四岸”建立多个 CBD。这既可以分流人潮，减少拥堵，也可以形成各具特色的业态板块。CBD将产业按功能专业化分工，使产业链条中微笑曲线两端聚集在一起，使之成为现代服务业的核心区

第二个圈层以武汉市 6大城市团组为依托，打造武汉的绿色制造区。武汉是一个有制造业传统的特大城市，最近又提出了工业倍增的计划。发展制造业是必要的，但是如何发展更为重要。我们必须避免走过去的老路，高举绿色制造的旗帜，探索在保证产品的功能、质量、成本的前提下，综合考虑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现代制造模式。特大城市的制造业，应该有高起点、高定位，加快对传统工业、落后技术的改造转移和淘汰，把清洁生产、高端制造、智能制造作为主体。该区按照“多轴多中心”、“独立成城、产城融合”的规划理念，构建以主城为核心、6个新城轴向发展、6个生态绿楔相间成网的开放型城市空间结构。通过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结构的优化，促进职住平衡，合理引导城市交通等基础设施需求，切实转变城市空间无序蔓延的发展方式。以利于产业链的衔接，以利于集中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以利于推进生产、生活、生态三者的融合，以利于承接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

第三个圈层是在第二圈层之外打造的生态屏障圈。调整武汉的基本农田，并不是要将农田全部变为城区，（城市的发展主要是向天空和地下发展，走高密度、高集约的发展模式）而是将大部分的农田改变为 生 态 屏 障 圈。生态圈 的 半 径 应 在 3000—5000米之间，主要是植树造林、种草养花、保护水源、保护湿地、保护山体。生态圈的设计，一是杜绝了不安全的粮食生产隐患；二是解除了城市发展布局的束缚；三是提供了广阔的城市后花园，既有利于人们的休闲旅游，又提高了生态圈的经济效益；四是增添了天然的保护屏障，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圈外农作物免受城市的污染。使三个圈层及圈层外广袤的农田形成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工业化城镇化良性互动的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

按照这个思路，从更大的范围看，除了三个圈层的设计，还应有武汉大都市区的详规。推动空间再造和结构重构，加快形成“3（三镇）＋6（新城组群）＋8（城市圈 8城市）”的发展格局，武汉与城市圈 8城市之间通过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与城市交通系统有机连接，并有足够宽的生态廊道相隔离，由此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生态型的国际大都市区发展新格局。

当然，调整基本农田，涉及地区间的利益问题，这样的问题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换机制或行政的协调机制解决。如将武汉基本农田指标调整到湖北省其他地区，武汉在扩大城市规模的同时承担湖北以及其他地区的城镇化成本；也可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借鉴碳交易方式，由武汉对相关地区实行经济补偿，支持全省的农业发展。

三、关于城市发展的反思

新中国的城市发展一波三折 （见图1）。如1955—1960年，全国城镇化率由 13．48%迅速扩张到 19．75%，年 均 提 高 1．25个 百 分 点，接 着 在1961—1963年，全国城镇化率急转直下，降了 2．9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减少 0．97个百分点，事实上，直到 1978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也没有到达 1960年的水平。尽管从 1995年以后有了较快发展，但没有形成一套成熟的理论，一些观念需要厘清和反思。[8]

图1 中国城镇化的阶段划分

（一）我国城市发展战略

对大城市的限制发展好像是我国的一种惯性思维。从 1959年以后我国曾出现过两次逆城市化运动，一次是 1960—1962年，动员了一批城市人口返乡；一次是 1968—197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改革开放后虽然停止了上山下乡，但对城市的发展，尤其是大城市的发展仍然是谨慎的。1980年我国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发展方针，这个方针其实一直沿用到现在。今年出台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尽管是一个推动城镇化的规划，但它几乎是 1980年方针的再版。规划强调：“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100万的城市落户限制，合理放开城区 人 口100—300万的大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300—500万的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9]

这种思维惯性，限制了大城市向特大城市的成长，更限制了特大城市向超特大城市的成长，这种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中国的城市发展应基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我国人均国土面积仅及世界平均水平的 35%，根据国家土地变更调查，2006年全国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40%。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限制，只会导致耕地的减少、环境的破坏、效益的低下。“从我国 1985年的资料来看，20万以下的城市人均用地比 200万以上的城市高 89%，而全员劳动生产率、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企业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提供产值和利税却分别比 200万以上城市低75．4%、68%和 118．4%。”[10]中国社会 科 学 院 城 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指出：“有研究表明，中国人均建设用地面积表现出小城镇 ＞小城市 ＞中等城市 ＞大城市 ＞特大城市的特点。”[10]现实如此，我们有什么资本，有什么理由去鼓励发展小城镇、小城市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呢？

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是科学文明的集聚，各类资源的集约，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极。城市仅占全球 2%的表面，却创造了全球 80%以上 GDP。其中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占有极大的分额。如中国十大人口过一千万的城市，贡献了全国 GDP的 23．62%。（见表1）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它们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程度，易于制定较高的环境标准，有实力和能力用较低的成本治理城市污染，推广先进城市管理以及环保监测、治理、预警等技术。

按照钱纳里等人的标准发展模式，1500美元左右，对应的城市化率应在 60%左右。2013年中国人均 GDP达 6629美元，而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3．7%，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城市化率，因为我们有户籍管制制度，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 36%左右，显然，我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发展是极不协调的，城市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笔者认为，在新一轮的中国城市化发展中应改变过去的思路，把大城市和特大城市作为重点。当然，各地区的发展应当根据其环境承载力确定，任何形式的一刀切政策都是不对的。

表1 人口过一千万的十大城市 2013年 GDP统计

（二）城市病的问题

限制大城市发展的观念大体与“城市病”有关。通常，当城市规模迅猛扩大时会伴随城市病的出现——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各种原因，导致城市部分功能失灵，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凸显，从而会最终阻碍城市发展。城市病的实质在于城市化进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精神与物质之间各种关系的失谐。具体表现为，人满为患、交通拥堵、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城市贫困、犯罪率高等现象。但是，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世界史告诉我们，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有两大趋势，一是人口的城市化率不断上涨，在 1900年，全球 15亿人口只有 15%居住在城市，到 2000年，全球 60亿人，有 47%居住在城市。据估计，到 2030年，世界人口的 60%将住在城市；二是城市愈来愈大，1900年，地球上四个最大的城市——北京、东京、德里和伦敦的人口大约在100万左右，到 2000年，拥有 100万人口的城市有200个，人口在 100—1000万的城市有 100个，超过1000万的大都市有 20个。[3]3正是这两大趋势，导致了经济的繁荣与快速增长。中国要想快速发展也必须顺应这两大趋势。

毋庸讳言，中国的城市发展正面临着越来越严重的城市病，这突出表现为持续不散的全国大面积雾霾和大城市的普遍拥堵现象，这些现象值得引起高度关注，但不能望而却步。我们应认真研究中国城市病的起因，对症下药，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城市病是可防可治的。中国的城市病是怎样产生的呢？至少有如下三大原因：

第一，经济发展模式导致城市的污染和功能的残缺。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直采取的是“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导向，即将工业化作为城市发展的主要实现形式，同时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1950—1978年的 28年中，虽然工业化水平增加了 27个百分点，但城市化水平仅增加了 7个百分点。畸形的工业化倾斜战略，使我国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十分不合理：“根据国家《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一般城市用地结构是 生 活 居 住 用 地 占 40%—50%，工 业 用 地 占10%—15%，道 路 广 场 用 地 占 8%—15%，绿 地 占8%—15%。而据中国 55个城市调查，工业用地比例高出上述标准 10个百分点以上，住宅、商业服务等生活用地低于上述标准 3—10个百分点。中国城市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的比例远大于发达国家相同城市化水平下的比例。例如，日本 1972年全国工业用地占城市用地的比例为 10．34%，1981年则为10．52%。”[11]这种状况带来了两大问题，一是工业的污水、废气、废渣对城市的污染；二是工业独大，产生了对第三产业的挤出效应。“目前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仅为 46．1%，与发达国家74%的平均水平相距甚远，与中等收入国家 53%的平均水平也有 较 大差 距。”[11]严 重 影 响 了 城 市 集 聚功能与辐射功能的发挥。

第二，户籍管制制度导致城市的贫困和市场的残缺。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即以大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经济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村经济。由于种种原因，城市与农村形成巨大的差距，为了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徙，1958年 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用户口筑起了城乡之间的壁垒。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暂住证制度的实行才使城乡人员流动的控制有了松动。按照人口普查的数据，目前城市常住人口比户籍人口多 17．7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我国城市常住的农村人口至少有24084．744万人。按照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监测结果计算，201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6894万人，约占城市常住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由于户籍的管制，他们在住宅、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劳动保障、婚姻、征兵等方面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待遇。这类歧视性政策带来两大恶果：一是绝大多数农民工缺少上升的通道，被城市边缘化，成为城市的弃儿和贫民，这是城市矛盾激化和犯罪的主要诱因；二是户籍与行政壁垒，使以劳动力为首的生产要素难以自由流动，城市本来是以市为特征的区域，市场却被分割得支离破碎。

限制性的城规导致城市的拥堵和设施的残缺。由于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思维惯性，我国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常常过于保守，对城市人口规模的预测一般是以过去实际的经济发展速度和人口发展趋势，来规划未来的城市规模。结果规划远远落后发展的实际。如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方案》曾预测用 17年的时间，即到 2000年，人口规模达 1000万，结果只用了 3年时间就突破了目标。2005年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又规划，到 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 1800万，事实上，在 2010年已达1961．2万。上海也是如此，2001年国务院批复的《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 （1999—2020年）》计划在2020年，上海市常住人口为 1600万，而实际情况是到 2010年人口已达 2301．9万，城市规划的严重不足，必然造成“城市病”的蔓延。[12]

由于城市规划不足，必然带来城市基础设施的短缺和发展的无序。如武汉的地铁从开通的第一天就远远超过它的设计能力；年轻的深圳经常被暴雨拍晕，在 2014年 5月的那场暴雨中，约有 150处道路积水，50处片区内涝，2500辆汽车被淹，5000多辆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13]。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多数的城市病都是由规划不足造成的，要防止城市病，必须制定科学的，长远的，留有余地的城市规划。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根据大城市、特大城市集约高效的特点，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对空间布局有利、环境承载力强的地区应坚持做大城市的首位战略。因为城市愈大愈有能力开展生态文明建设，愈有条件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标准。只要我们能真正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加快产业升级，以良好的产业结构来统摄城市人口的规模化增长，同时平衡地区发展，让国家中心城市起到龙头作用，带动区域内的不同城市和地区共同发展，真正解决户籍管制问题，使得城市人口与城市的承载力相匹配，实事求是地制定不同地区的城市发展规划，我们就有可能根治中国的城市病，使生态文明建设落到实处，使得我们的城市真正成为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所在。

[1]冯磊，方江平．2002—2012我国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研究期刊文献分析[J]．绿色科技，2014（2）：1．

[2]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

[3]赫伯特·吉拉尔德特．城市·人·星球：城市发展与气候变化[M]．薛彩荣，译．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

[4]李永刚．2049年武汉人口或达2500万[N]．长江日报，2013-11-30．

[5]中共武汉市委，武汉市人民政府．武汉——2049[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4：257．

[6]武 汉 市 土 地 利 用 总 体 规 划 概 况 [EB／OL]．（2010-11-14）[2014-03-23]．http：／／www．wpl．gov．cn／pc-26304-486-0．htm l．

[7]全国土壤 污染 状 况 调 查公 报 [EB／OL]．（2014-04-18）[2014-05-08]．http：／／www．cenews．com．cn／sylm／jsxw／ 201404／t20140418＿772973．htm．

[8]魏后凯．中国城镇化战略的调整思路[M]．中国经济年鉴，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6．

[9]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N]．人民日报，2014-03-17．

[10]魏后凯．区域承载力·城市化·城市发展政策[J]．学术界，1989（6）．

[11]中国城市 发 展报告[EB／OL]．（2008-04-01）[2014-05-08]http：／／www．china．com．cn／01／04／2008．

[12]上海市城 市 总 体 规 划：1999-2020年 [EB／OL]．（2008-01-31）http：／／xiazai．dichan．com／show-57203．htm l．

[13]彭勇，吴涛，赖雨晨．深圳遭 08年以来最强暴雨变“水城 ”2000辆 汽 车 被 淹 [EB／OL]．（2014-05-12）．http：／／www．chinanews．com／tp／hd2011／2014／05-12／346160．shtm l．

责任编辑：刘洁岷

（E-mail：jiemin2005＠126．com）

To Do Big City：On the First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aking W uha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for Exam p le

YANG W ei-dong
（Wuhan Cities Circle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Center，Jianghan University，Wuhan 430056，China）

Urban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not entirely antagonistic，but complementary．City is a good area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For those areas with obvious geographical advantages，with a strong regional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to do bigger，better cities should be regarded as the first strategy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To do Big Wuhan，we must adjust the established land space planning，change the existing restrictive provisions，highlight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ultra-mega-cities，p lan the layout around the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central cities．Our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at to restrict big cities is very unfavorable to China’s econom ic development．Big cities are not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urban disease”．As long as we can really transfor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mode，to accelerate industrial upgrading，to thaw the large-scale growth of urban population with good industrial structure，to really solve the household control，to realistically plan different urban development，may we cure China’s urban disease，so tha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may be implemented．

urban strategy；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ity；national spatial planning；urban disease

F299．23

A

1006-6152（2014）05-0019-08

2014－05－10本 刊 网 址·在 线 期 刊 ：http：／／qks．jhun．edu．cn／jhxs

杨卫东，男，湖北武汉人，江汉大学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发展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