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俊

（河南城建学院 思政部，河南 平顶山 467036）

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萌发地探微

李俊

（河南城建学院 思政部，河南 平顶山 467036）

1948年4月，《邓小平鲁山报告》正确解决了军队与党的建设、土改与工商业政策问题，全面阐述了市场与经济、政治、民生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邓小平最早提出有关市场论述的文献资料，是他从市场经济角度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最早著述。解放战争时期的河南鲁山，曾是豫陕鄂解放区、豫西解放区军事、经济、政治指挥中心，是中原解放区的重要战略后方基地。鲁山，亦藉此成为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萌发地。

邓小平；市场经济；萌发地；鲁山

一、邓小平对豫西县城市场的审视和科学论断

鲁山，地处伏牛山东麓荆洛古道，背依豫西山险，面瞰黄淮平原，道路辐辏，四通八达，战略地位重要，历来兵家必争。汉高祖刘邦入关攻秦取道鲁山，出关与项羽决战走马鲁山。东吴始祖孙坚北上进攻董卓驻扎鲁山。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名臣来紮大破史思明于鲁山。蒙古攻金，击破金军于鲁山。明代李自成大战中原，五克鲁山。清末捻军、太平军数度大战清将僧格林沁于鲁山。日军大举侵华，豫东沦陷，1942年4月至1944年3月，河南省政府驻鲁山。鲁山，更是一代伟人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曾经工作、生活、运筹民族命运决战的一方革命圣地。鲁山，曾是豫陕鄂解放区、豫西解放区的军事、经济、政治指挥中心；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中原局、中原军区主要领导人在豫西运筹帷幄、经略中原的过程中，多次在鲁山召开重要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豫陕鄂野战医院、豫陕鄂军政大学的建立，陈谢兵团兵工厂的迁入，以及鲁山对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的全力支援，使鲁山成为中原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基地。其时，鲁山与豫西其他地方一样，正按照豫陕鄂前委、后委部署，积极贯彻《中国土地法大纲》，在全县开展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由于新区尚处在战争环境中，许多干部缺乏正确的政策、策略思想，对新区实际情况不甚了解，主观上急于完成土改，建立巩固后方，出现了过“左”倾向。这种“左”倾思想历史上即所谓“急性土改”。这种“急性土改”危及了鲁山县城上的小市场。邓小平很快发现，他所关注的这个小市场正在发生急剧变化。市场上正常营业的商贩愈来愈少，商贩们怨声载道。邓小平敏锐地意识到，鲁山市场的凋零不仅仅是鲁山这一个市场的问题，它代表着整个豫西甚至所有中原新区工商业的现状。如果这种“左”倾思想不迅速纠正，就会很快危及众多老百姓的生计，危及在中原作战的几十万大军的军粮供给，危及刚刚建立的解放区的巩固、发展，后果不堪设想。邓小平一向以实事求是、深谋远虑的务实作风著称。在其转出大别山前后曾数次向毛泽东报告新区工作，指出“左”倾冒险急性病的危害，引起毛泽东高度重视，进入中央决策。邓小平在鲁山居住时间，每次都住在鲁山县城基督教堂牧师楼上，而牧师楼外不远处便是鲁山市场，所以这使他能有更多机会亲自接触市场、了解市场、感受市场。鲁山因多为山地，盛产药材、丝绸、山货，故老百姓有经商传统，商品贸易一向发达。邓小平常在工作闲暇时，带领身边工作人员，到市场上走一走，转一转，了解市场发展情况。在这里，他亲眼目睹了由于市场凋敝，私营工商业遭破坏，对数以万计的老百姓生计、中原几十万大军粮食供应、经济发展和根据地的巩固带来的严重影响，现实让第一次主持一个大战略区全面工作的邓小平，在很短时间里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非常明确的保护市场、运作市场的概念。可以说，1948年邓小平得以近距离审视鲁山县城小市场的历史机缘是豫陕鄂解放区置首府于鲁山和邓小平转出大别山受命统一领导刘邓、陈粟、陈谢三大集团。邓小平对鲁山县城小市场的审视和科学论断，成为在豫陕鄂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工商业政策策略的有力支撑。邓小平对鲁山县城小市场作用的科学论断极大地促进了豫陕鄂解放区的巩固和解放初期豫西及中原地区经济社会的恢复和发展。

二、《邓小平鲁山报告》中萌发的市场经济思想

1948年春，邓小平、刘伯承率领野战军指挥部、中原局机关从淮西向豫西转移。当时的豫西，是中原各战略区中战局最稳定地区。陈谢兵团挺进豫西后，迅速解放了伏牛山大部分地区，建立了39个民主县政权，开辟了以鲁山为中心的豫陕鄂解放区，在鲁山成立了豫陕鄂解放区行政主任公署、豫陕鄂军区。4月25日，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在河南鲁山召开的豫陕鄂前委、后委联席会议上作了题为《跃进中原的胜利形势与今后的政策策略》[1]的重要报告，这即是著名的《邓小平鲁山报告》。这篇报告是在文献资料中查到的邓小平最早提出的有关市场论述的文章，因其深邃的政治智慧、远见的政治谋略和耀眼的思想光辉，被选入《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报告的入选，是邓小平本人选定的。在报告记录原文上，他进行了认真修改，最终确定下来。《邓小平鲁山报告》向与会者分析了解放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的形势，警示在“战争问题、土改问题、整党问题、工商业政策问题、杀人问题”上不能犯原则性错误，不然便有失败可能。尤其是深刻分析了在工商业政策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用市场改变人民生活，用市场搞活经济、巩固解放区，用市场发展生产、支援战争需要这一战略设想，折射出邓小平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思考。邓小平早期经济思想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这篇报告之中。《邓小平鲁山报告》孕育了社会主义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萌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中的市场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坚决执行党的工商业政策，“不能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邓小平指出，在新区，我们自己的经济毫无基础，必须利用私人工商业来稳定物价，同时逐步组织公营经济。“像鲁山街上这个小市场，如果倒闭了，起码有一万人失掉生计，马上向你伸手要饭吃。我们这个区有三万人靠种植烟草生活，如果纸烟厂垮了，不能出口，这三万人马上没有饭吃，没有衣穿。究竟是打到了资本家，还是打倒了老百姓？我看这不是打到了资本家，而是打倒了人民的生计。官僚资本是指的四大家族那个集团，不是官僚加资本，不然县长开个店也得没收了。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得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要受影响，那时国民党不叫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所以要解决好工商业政策问题。私人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要扶助它发展”。按照邓小平迅速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安定工商业者生活的指示精神，鲁山市场很快得以恢复，豫西和中原各区工商业的发展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鲁山县豫民铁工厂在得到鲁山县政府100万元贷款后，很快恢复了生产，他们生产的犁铧、锄头等农具，以及后来铸造的手榴弹壳等，有力地支援了农业生产和前线所需。二是从革命实际出发，着眼民生，最早提出市场与人民生计问题。邓小平在鲁山仅住了半个多月，在指挥大军艰苦作战的繁忙之余，亲自做市场调查，深切感受到市场的巨大作用，并从鲁山市场的现状放大到豫西、中原全区，开始把视野投向全国“市场”。鲁山报告讲的工商业政策问题，实质上就是市场与民生问题。邓小平之所以异常重视小市场，还有纸烟厂，即是因为它关系几万人的生计。如果倒闭了，就有几万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他强调允许资本家做生意、赚钱剥削。如果一个商号倒闭了，或将它没收了，“要影响到比资本家剥削所得多得多的人民的生计”。“说不让资本家剥削，听起来是革命思想，一算账就知道这不是革命思想，并可使革命遭受失败。”“组织经济不是一天的事，要不断检查税收标准和工商政策，把着眼点放在战争供应和人民生计上面。”这样，便对工商业政策的认识提到一个新高度。它不仅关系到战争继续发展，更关系到解放区人民群众生计问题。这个讲话精神与刘少奇1949年天津讲话完全一致，都是从革命实际出发，着眼民生，以人民群众生计为念。邓小平指出，“我们要看看自己的脚究竟站在哪里，怎样做才是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这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邓小平讲的市场与民生之间关系，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改革开放，认识非公经济，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仍具有方法论意义。三是要善于利用原有私人工商业，组织自己的经济，尽快恢复生产。邓小平认为，为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以便保障人民生计和支援战争，必须注意领导人民加紧生产，不误农时，不荒地，防止地富怠工和破坏。必须坚决执行保护城市、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保护市场和私人工商业亦即支援了解放战争，保障了解放大军的后勤供应，也就是巩固了解放区和繁荣了经济。“在新区，不管哪方面的工作，如果不知道利用私人工商业，就不可能解决供应问题。新区和华北不同，华北有大批的公营合作社，有将近十年积蓄的力量，六年以上的经验，新区则没有这样的基础和条件。所以我们要善于利用原有私人工商业，逐渐组织自己的经济，在群众中就要注意这个问题，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不准停业，如群众分了的，要赶快组织恢复生产……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四是要全面看待资本家的雇佣剥削形式，正确处理劳资关系问题。邓小平认为，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与中原解放区的巩固密切相关。必须深刻认识到，唯有使工商业获得恢复和发展，才能安定广大工商业者、市镇工人；才能加速城市工业品和农产品的交换过程，有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才能加速金融流转，增加市场金融流转，增加市场货币容量，以利发行巩固中州币；才能有利于军需供应及财政税收，取得工商业者信任。邓小平指出，资本家做生意，当然要赚钱，而且要有剥削。我们反对投机垄断，但也要允许商人赚点钱。我们给商人贷款，让商人入股。要和商人讲统一战线，争取他们支持我们发行的票子。“拿工商业来说，也要有正确的政策。我们在这方面有过教训，你以为是争取多数，实际上是脱离多数。”“没有一定的政策，现实问题就不能解决。有了统一的方针、政策和计划，再加上华北的援助，问题就可以解决。”我们的原则是艰苦奋斗，我们的财政要有很明确的政策。我大军在中原，几十万人要吃饭，要穿衣，不注意工商业，根本不能维持。五是排斥市场经济的做法，貌似“革命”实质上是极“左”思想。邓小平认为，造成市场萧条、工商业倒闭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干部思想太“左”。一些干部违背工商业政策，没收地富的工商业部分，假借没收官僚资本反动分子帽子，去没收那些本来不应当没收的工厂和商店；对生产资料的严重破坏，过重的而且是极其混乱的税收办法，严重地破坏和停滞了社会经济，市场凋敝和工商停业现象极其普遍。其结果打乱了原有社会经济结构，使大量依靠工商业、副业和市场生活的群众，丧失了固有谋生道路。邓小平特别列举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后期的情况，指出：“在苏维埃后期，敌人的封锁很严重。但我们的政策也有错误，把工商业搞垮了，自己给自己筑一道长城。”又列举出近年发生在各解放区的事，“我们进到中原时，各个区都无例外地违反政策，自食其果。很多同志把原因推到战争身上，说工商业者关门是被敌人抢劫了，很少有人觉得是自己搞糟了。真实的原因找不出来，错误就不能纠正，就会困难重重，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如大别山的木头）出不了口。把油坊搞掉了就买不到油。”关于要警惕右，主要还是反对“左”这一指导思想，直至1992年的“南巡谈话”，邓小平仍深刻地做出总结，“‘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邓小平鲁山报告》发表后一个多月，中原局作出由邓小平起草的“六六指示”指出，“为了不重复错误，有效地团结一切社会力量反对美蒋，更早地完成全部解放中原人民的任务，全区应立即停止分土地，停止打土豪分浮财，停止乱没收，禁止一切破坏，禁止乱打人、乱捉人、乱杀人等等现象”，号召全区实行减租减息政策[2]，进一步阐释了鲁山报告的主要思想，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一致肯定。足见《邓小平鲁山报告》的及时和重要。他所提出的用市场保护人民生计，利用私营工商业组织自己的经济，发展市场经济保障军需供应，允许资本家做生意赚钱，允许给商人贷款，允许商人入股等一系列市场思想和做法，在当时“左”倾思想比较严重情况下，并不完全被所有人理解，但确是邓小平运用市场办法解决经济问题的一个成功范例，这也是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雏形。这些论述与几十年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脉相承。有鉴于此，邓小平早期市场经济思想的萌发地确在河南鲁山。

三、邓小平早期市场经济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根基

众所周知，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有一个漫长形成过程，这与其特殊的自身经历密不可分。他早年留学法国，五年勤工俭学经历令他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切身感受。留学苏联时，他亲身体验了苏联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失败和教训。抗战时期，他在领导太行区经济建设时，面对日军“经济封锁政策”和严重旱灾、蝗灾，他创造性地运用市场办法在全区推行“激励机制”、“奖勤罚懒”制度，成功地调动了边区广大军民生产积极性。到了解放战争时期的豫西鲁山，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又得以进一步发展。1948年4月25日，是一个值得永久纪念的特殊日子。在这一天，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全面分析了三路大军挺进中原的胜利形势，明确指出了今后一个时期的政策策略，可谓是动员我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一次重大战略部署。在这一天，邓小平从豫陕鄂解放区以至各解放区实际出发，较早提出了发展工商业的政策策略思想，提出了发展像鲁山县城那样的小市场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怎样对待资本家和私人工商业者的问题。可以认为，这是邓小平早期市场经济思想的基础，是市场经济理论的萌芽，更是其逐步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大厦的根基所系。邓小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奠基人。正是在邓小平大力倡导、推动下，我们才冲破了“社会主义即计划经济”的藩篱，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在《邓小平鲁山报告》中，邓小平开始了对市场经济的思考和探索，认识到了市场与工商业不可替代的作用，萌发了用市场搞活经济巩固解放区、用市场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构想。这与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脉相承。正如他所深刻指出的那样，“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指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科学理论。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邓小平鲁山报告》，就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下更大决心，用更大力度推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形成体制机制新优势；继续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大力发展非公经济，形成全民创业新局面；从更高层次、更宽领域扩大对外开放，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都是一个伟大贡献。

[1]《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96.

[2]《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年）[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374.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148-149.

F202

A

1674-9324（2014）11-0114-03

李俊（1969-），男，河南南阳人，法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党的学说与党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