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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人力资本结构现状及其对未来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研究

2014-07-31王芳

职业教育研究 2014年7期
关键词:天津市影响

王芳

摘要:通过对2000—2010年天津市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描述了天津市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分布和变化趋势,总结了天津市常住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规律,以及常住人口规模增长与年龄结构变化对教育资源分配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预测天津各年龄段学龄人口的变化趋势及未来教育资源在各级教育中的分配。同时,梳理了天津市三大产业的人力资本结构现状,结合天津市“十二五”规划中对各产业的发展要求分析了三大产业今后的人力资本需求情况。

关键词:天津市;人力资本结构;教育资源分配;影响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5727(2014)07-0005-07

近十年来,天津市的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劳动力整体素质明显提高。从最近两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2010年天津市人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0.45年,比2000年的8.95年提高了1.5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反映了天津市人口人力资本水平的增长,不过这只反映了教育发展状况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必须考虑教育资本在整个人口中的分布情况,也就是教育分配的状况,这样才能对全市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结构有更清晰的了解,才能为未来教育资源的合理分配提供科学依据。在人口结构转变和教育发展的过程中,教育资源在天津市人口中的分布将如何变化?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否能适应天津市未来的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要求?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旨在全面分析天津市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及人力资本分布的变化趋势,对人口转变与教育资源分配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从人力资本结构的视角,分析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需求及其对教育资源配置产生的影响。

天津市人口素质现状分析

(一)天津市人口素质概况与比较分析

2000年以来,天津市的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常住人口由2000年的1 000.88万人上升到了2010年的1 294万人。与此同时,天津市的各级教育得到快速发展,居民受教育程度快速提高,人口素质显著改善。天津市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常住人口中,具有大专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为226万人;具有高中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为267万人;具有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为494万人;具有小学受教育程度的人口为221万人;文盲人口为27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较,全市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比重由9.01%大幅上升到17.48%;具有高中(含中专)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与2000年的20.84%相比基本持平,为20.65%;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小幅上升,由34.59%上升到38.15%;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大幅下降,由25.03%降至17.05%;文盲率由5.96%下降为2.10%,下降3.86个百分点。

归纳二十年来天津市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变化,我们可以发现,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持续增长,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幅增加;与之相对应,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下降很快,文盲人口比重也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的显著变化是二十年来天津市人口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可以说二十年来天津市人口的转变是一个在规模增长的同时人口素质不断优化的过程。

天津市人口受教育程度虽然在过去二十年保持了快速的增长,但与一些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由图1可知,四大直辖市中,北京市的人口受教育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城市,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超过了30%,高中以上受教育人口的比重超过了50%。而天津市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仅为17.5%,不仅远低于北京的31.5%,也低于上海的21.95%;但天津市高中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与北京、上海两市基本相当,差距在1%以内。这说明当前天津市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两市的差距主要在高等教育层面。因此,如何通过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及吸纳高素质外来人口,将是天津在未来提高人口受教育程度、改善人口素质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二)天津市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结构与特征

人力资源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而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结构是决定地区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关键要素。在当前天津市经济结构不断调整、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背景下,对天津市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结构和在各产业中的分布进行梳理,对我们科学引导和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

图2展示了2010年天津市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结构。由于一部分15~19岁年龄段的劳动年龄人口尚未进入到劳动力市场,因此,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较低。概括来说,天津市50岁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超过了60%(50~65岁人口接受教育的时期恰在文革前后,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造成了该年龄段劳动力的人均受教育年限较低);40~50岁年龄段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平均而言略高于50~65岁年龄段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人力资本构成仍以高中以下受教育程度为主,总体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30~40岁年龄段人口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比40~50岁年龄段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为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30~35岁年龄段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已经超过了20%,与之同时,初中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大幅下降;20~30岁年龄段新生代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结构相对于前代的劳动力有了进一步的改善,突出表现为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幅增加(随着1999年高等院校扩招,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造就了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的新生代劳动力数量快速增长),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超过了30%,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比例也随之下降。

但需要注意的一个现象是,20~24岁年龄段人口与25~29岁相比,虽然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有所上升,但高中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也出现了显著的下滑,并且仍然有超过40%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这说明最近五年来,虽然高等院校毕业生数量大幅增加,但中等职业教育却没有得到同步发展。为了进一步挖掘人力资本,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我们在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应该对中等职业教育给予同样的关注,因为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在天津市的劳动力资源中仍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人口变化对教育扩展和教育分配产生的影响

(一)天津市常住人口的组成与年龄结构变化

近十年来,天津市的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实力大幅提升,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来到天津工作和生活。伴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天津市的常住人口规模也出现了快速增长,人口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10年11月1日,本市共有外来常住人口299.17万人,比第五次人口普查增加了211.87万人,年平均增长21.20万人。按百分比计算,外来人口在天津市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经达到了23.3%,较2000年上升了15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天津市户籍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出现了一些变化,持续低生育率造成了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现象。当前,天津市的经济发展正处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阶段,劳动力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性矛盾愈加明显。在天津市人口规模和结构发生快速转变的背景下,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能否较好地支撑天津市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宏伟目标的实现,是天津市未来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天津市常住人口的组成和结构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天津市的人口变化对教育发展和教育资源分配产生的影响。

依据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我们将天津市常住人口划分为天津本地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两个组成部分,并对天津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进行了计算,详细的结果见表1。

据计算,到2010年底,天津市1 293.9万常住人口中天津本地户籍人口为994.7万人,外来人口为299.2万人。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天津市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2.7%,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的门槛。如果我们以户籍人口来进行计算,天津市60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6.5%,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剧。

从常住人口的角度来考察,天津市常住人口的年龄结构有以下特点。首先,20~30岁年龄段的人口所占比重最高,为23.4%,特别是20~24岁年龄组的人口,在各年龄组中是最高的,达到了13%。这说明在天津市的劳动年龄人口中,新生代劳动力所占的比重较高,但需要注意的是,该年龄段人口比重较高,一方面与历史上的人口出生波峰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大量该年龄段的外来人口涌入所造成的。我们可以看到,外来人口在20~30岁年龄段的人口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其次,30~40岁、40~50岁和50~60岁年龄段的人口所占比重较为均衡,其中,40~50岁人口所占比重相对较高,而50~60岁年龄段的人口所占比重相对较低。最后,15岁以下人口所占比重大幅下降,按常住人口计算,0~14岁人口所占比重为9.7%,其中 0~4岁、5~9岁和10~14岁三个年龄组人口所占的比重分别仅为3.6%、3.1%和3.2%。这说明,在天津市老龄化程度不断加重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人口少子化的问题。

(二)常住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分配的影响

《天津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对未来十年各级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常住人口的变化将会造成各级教育的学龄人口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对各级教育的需求和各类教育教育资源的分配。因此,我们只有对天津市的人口年龄结构进行分析和研究,才能更为科学和合理地对各级教育资源进行分配。

为了对2011—2015年各年龄段的学龄人口进行预测,我们需要设定人口基数并做出一些假设。首先,我们选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各年龄段的学龄人口数据作为基础,以此为人口基数对2011—2015年的各年龄段学龄人口进行预测。其次,外来人口的快速增长给天津市的常住人口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为了更为准确地对天津未来的学龄人口进行预测,我们将外来人口中的学龄人口纳入到分析框架中来。《天津市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年天津市常住人口不超过1 600万。考虑到近年来天津市外来人口快速增长的趋势,我们在此假设在2011—2015年期间,天津市户籍人口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而外来人口将会保持均速增长,到2015年天津市的常住人口将达到1 600万。同时,假设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保持与2010年相同,各年龄组所占的比重保持不变。最后,我们依据《天津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来对2011—2015年天津市各级教育的入学率进行设定(详见表2)。

根据上面的假设,2010—2015年天津市外来人口的数量将保持匀速增长,因此,我们可以依据方程(1)来对2011—2015年期间每年的外来人口数量进行预测。

It=I2010×(■)■t=2011,2012…2015(1)

进而,在外来人口年龄结构保持不变的假设下,我们可以得出从2011年至2015年每个年份中各年龄段外来人口的数量,具体的计算公式见方程(2)。

Iy,t=It×r2010,yt=2011,2012…2015;y=0,1…22(2)

我们以2010年天津市0~22岁户籍人口中每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为基础,计算了2011—2015年每个年份中各年龄段户籍人口的数量(2010年每个年龄段的人口顺延到下一年成为下一个年龄段的人口,以此类推。由于2014的三岁人口和2015年的两岁和三岁人口在2010年尚未出生,我们在计算时假设2011年和2012年这两个年份新出生人口数与上一年保持不变)。最后,如方程(3)所示,我们把每个年份中各年龄段的常住人口和外来人口数量进行加总,就可以得到2011至2015年每个年份中各年龄段常住人口的数量。

Py,t=Iy,t+Hy,t t=2011,2012…2015;y=0,1…22(3)

以2010年天津市0~22岁人口的数据为人口基数,按照上文中所示的计算方法,我们对2011—2015年天津市分年龄段的常住人口进行了预测,详见下页表4。

在得到2011—2015年各年龄段常住人口的基础上,我们可以依据表3中的《天津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设定的各级教育入学率的指标来计算从2011年至2015年每年的各级教育在学学龄人数。

按照天津市的教育规划,学龄前儿童的毛入园率将由2010年的93%上升到2015年的96%。根据我们的测算,从2010—2015年,天津市学前教育的在学学龄人数将出现较为温和的逐年增长。从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来看,天津市本地户籍学前教育在学学龄人数呈现逐渐增长的趋势,但此后开始逐年下降;而外来人口在学学龄人数所占的比例则逐年上升,外来人口在学学龄人数的增长是推动2011—2015年天津市学前教育在学学龄人数上升的主要因素。学前教育在学学龄人数的增长要求我们要逐渐扩大天津市学前教育的规模,由于学龄前教育尚未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我们在加大公办幼儿园建设的同时,可以通过鼓励和支持民办幼儿园的发展来扩充天津市学前教育的力量。

天津市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并且已经全面落实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义务教育政策,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同样可享受天津市的义务教育。因此,在我们将外来人口纳入到天津市未来小学和初中学龄人口的分析当中。根据我们的测算,2011—2015年天津市小学学龄人口将会出现显著的上升。虽然外来人口在天津市小学生在学人数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上升,但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天津本地户籍6~11岁儿童数量的回升才是造成2011—2015年天津市小学在学学龄人数上升的主要原因。而与小学在校生数量显著增长的趋势不同,2011—2015年天津市初中教育在学学龄人数将保持基本稳定,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其中所占比重的不断上升将是一个明显的趋势。

由于天津市的高中阶段教育尚未把外来人口纳入进来,我们在对天津高中阶段教育在学人数的分析中不考虑外来人口的因素,仅对2011—2015年天津本地户籍高中在学学龄人数进行了预测。从趋势上来看,虽然“十二五”期间天津市将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但由于高中学龄人口数量的急剧下滑,天津市本地户籍高中在学人数将逐年下降。本地户籍高中在校生数量的下降为天津市高中教育资源留出了一定的空间。虽然目前天津市高中阶段的教育体系还没有将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全面纳入进来,但随着天津市外来人口的逐渐增多,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天津本地就学的需求将会越来越高。我们可以利用本地生源下降腾挪出的空间,吸纳部分非本地户籍的生源在天津当地的高中入学。这样,不仅可以解决一部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入学问题,也可以有效地利用本地生源下降所造成的闲置教育资源。

不同产业从业人员人力资本结构的差异及分析

“十一五”以来,天津市经济持续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率超过16%,经济增长速度位于全国前列,总体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同时,当前天津市的经济发展也正进入一个关键阶段。首先,随着天津市人均GDP突破10 000美元,天津市开始进入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和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天津市“十二五”规划提出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产业集成、集约、集群发展,并把发展服务业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和主要经济增长点。其次,随着外来人口大量涌入,外来劳动力已成为天津市劳动力资源的重要构成部分。这些变化必然会对天津市人力资本的需求和供给的规模、结构产生影响,只有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结构较好地适应这些变化,才有可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宏伟目标。因此,在天津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如何合理配置不同层次的人力资本,使之适应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要,化解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过程中的就业问题,是天津市未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不同的行业和产业对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的要求有所不同,同时,劳动力市场会通过工资等调节手段来对人力资本在各个产业中的分配进行调整,这就造成了不同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差距,在人力资本构成上也会有一些差异。但另一方面,三次产业中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水平也会对产业的发展水平产生影响,从业人员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会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将会约束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和结构调整。我们运用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资料对天津市一、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规模和人力资本结构进行了分析,详见表6。

第一产业对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要求较低,劳动生产率和收入也处于较低的水平。在天津市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占了绝大多数,达到了91%,而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仅占8%,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仅占1.1%。超过90%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初中以下,从侧面反映了天津市的农业仍然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的过程当中,现阶段的农业发展中科技含量仍然较低,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十年来,天津市第二产业发展十分迅速,推动了天津市经济的快速增长,2010年天津市实现第二产业增加值4 837.57亿元,对GDP的贡献超过53%。由于工业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较强,同时也具有较强的就业功能,因此第二产业在天津市的经济结构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天津市“十二五”规划中对于未来第二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从行业的人力资本构成可以看出,目前天津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从业人员主要是以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为主,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占到了从业人员总量的50%。高中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所占比重近41%,其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仅有18%。从天津市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结构可以看出,天津市工业提供的主要工作岗位对劳动者的素质要求并不高,绝大部分的岗位仅要求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这从侧面反映了虽然天津市的工业总产值增长很快,但目前天津市工业的发展水平仍然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发展服务业是天津市未来发展规划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点和主要经济增长点。在天津市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占到了60%,这一比例在三个产业从业人员中是最高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在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仍然较低,仅为34.7%。这反映了天津市的第三产业主要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偏低。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天津市第三产业中就业比重较大的行业主要有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而金融保险、房地产业、交通通信、卫生、教育、科研、机关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就业比重并不算高,高素质服务业人才的缺乏正是天津市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的重要原因。因此,虽然天津市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程度相对其他产业较高,但仍然无法适应天津市现代服务业内部行业结构快速升级的要求,有待进一步提升。

主要结论

基于天津市第六次人口普查和其他统计数据,我们对当前天津市人口的受教育状况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分布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对人口转变可能对教育资源配置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并从人力资本结构的视角,对天津市三个产业的人力资本分布以及经济发展与产业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需求进行了分析。概括来说,本研究得出以下几点主要结论:

第一,1990年以来,天津市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快速提高,初中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持续增长,特别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幅增加;与之相对应,初中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重下降很快,文盲人口比重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结构的显著改善是天津市人口变化的一个突出特点,但天津市人口受教育程度与北京、上海等发达地区相比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差距主要表现为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的比重偏低。

第二,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差距十分明显。总体来说,随着年龄结构的年轻化,人口受教育程度在不断优化。天津市50岁以上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较低,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人口超过了65%;40~50岁年龄段的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有所增加,但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重仍然超过了60%,总体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30~40岁年龄段人口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有了显著提高,主要表现为大学以上受教育程度的人口比例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20~30岁年龄段新生代劳动力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大幅增加,拥有大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比例超过了30%,但仍然有超过40%的人口受教育程度在高中以下。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天津市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有逐渐下降的趋势,但高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比重却没有显著降低,这提醒我们在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同时,同样要关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努力提高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者的人力资本水平。

第三,考虑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外来人口的因素,我们对2011—2015年天津市各级教育在学学龄人口或在学人口进行了预测。根据我们的测算,2010—2015年,天津市学前教育在学学龄人数将呈现较为温和的逐年增长的趋势;由于本地户籍和外来人口的小学在学学龄人口将显著增加,天津市小学在校生的数量将走出低谷,出现一波较快的增长;天津市初中教育在学学龄人数在2011—2015年期间将保持基本的稳定,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在其中所占比重将不断上升;由于本地户籍高中学龄人口数量的急剧下滑,天津市本地户籍高中在校生数量在未来几年将逐年下降,这为我们逐步解决外来人口子女高中阶段的就学问题创造了条件。

第四,天津市劳动力资源的人力资本状况与天津市产业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从产业来看,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的总体受教育程度在三个产业中是最低的,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占到了91%;第二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均受教育程度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从业人员主要以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者为主,初中受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占到了从业人员总量的50%;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者所占比例最高,达到了60%。天津市“十二五”规划对产业发展和升级提出了很高的目标,但从天津市当前三个产业从业人员的人力资本构成来看,天津市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和结构与完成天津市产业升级发展目标的要求仍有较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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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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