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6－19世纪中叶国际贸易中的东方货品

2014-07-30郭卫东

天府新论 2014年4期

关键词：贸易

郭卫东

到东方去寻找梦寐以求的财富，无疑是启动地理发现者远航的主因，可惜，哥伦布到达的却是美洲，未竟事业被迦马和麦哲伦继承，终于完成东印度航路的“发现”。它使古代人关于大地球形的天才猜测得到航海实践的证明，使中世纪狭小的世界观被打破;这以后，各个陆地点经海洋的串联不再孤立，东西半球、新旧大陆、五大洲、三大洋被密不可分地联为一体，人类也进入了一个由区域历史向全球历史演进的新时代，全球一体化的浪潮自此掀动，世界性的“商业网络”开始构建，“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规模愈来愈大地扩大为世界市场”〔1〕。

一、网络

恩格斯指出，地理发现之后，贸易“已经扩大到了美洲和印度，就重要性来说，迅速地超过了欧洲各国相互之间的和每个国家内部的交换”〔2〕。经典作家的这一指陈是正确的，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的国际贸易由而奠立。但细致考量，我们又可以发现，由西方人所开启的那个时代的所谓国际贸易，实际上主要不是西方与东方之间的交换关系，是时，少有西方货品进入国际贸易领域，而是西方人利用东方物品去向东方国家交换，西人只是充当掮客和居间牟利者的角色。从产品角度来说，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还是传统贸易的延续，交易物品基本上都是千百年所沿袭下来的那些东西。那时的西方人“到东方去”的目的本身就是单方面地寻求东方的财富，而不是用西方的物品来与之做交换。而且，那时东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西方之上，说实话，西方也拿不出相应物品来和东方交换。于是，西方人要么依靠殖民掠夺，要么依靠商贾伎俩，在东方国家之间进行倒买倒卖，从中渔利，并获取西方所需要的产品。有这样一份统计可资佐证:

广州主要进口东西方商品货值 (1817－1933)〔3〕单位:银元

乍看之下，数据颇出人意料，本为西方国家的对华贸易，但输入华夏的海外产品中，来自东方者远超产自西方者。这一现象自东西航路开通之后便已存续。

首先来到东方的是葡萄牙人，1510年，阿尔布魁克 (Afonso de Albuquerque)占领位于古吉拉特至马拉巴海贸易航道中点的果阿。次年，又立足位于太平、印度两大洋要道冲口的马六甲，此地是中国的生丝、瓷器、东南亚的香料和印度纺织品的交换中心。1553年，葡人骗取在澳门的驻舶贸易权。于是，以果阿、马六甲、澳门等基地为起始，由点成线，构成16－17世纪盛极一时的葡萄牙国际商路。1550至1650年间，葡萄牙人在东亚至欧洲航线上仅遭受海损的船就有130艘，其贸易航线的繁忙由此可见〔4〕。交易物多为“东方货”，诸如香料、丝绸、瓷器及各类贵金属。1608年，澳门运往马尼拉的商品价值20万比索，丝织品就占了19万;1620年马尼拉进口税总额中澳门来货所占比重是13.2%，到1640年增至50%以上〔5〕。葡人主要从事的是一种转手贸易，将中国的丝织品与美洲白银在东方的某个贸易基地交换，据说，倒手一次的利润率在100%左右。〔6〕“殖民于印度的葡萄牙人，企图把全部贸易抓到自己手里，他们达到了目的。在亚洲的许多港口和里斯本之间，他们垄断航运百有余年，以澳门为基地，他们独占中国市场亦达七八十年……葡萄牙人从欧洲运来毛织品，从印度运来琥珀、珊瑚、象牙、檀香、白银、贵金属等等，以及大量的胡椒”〔7〕。

接踵而至的是西班牙人，1565年，“圣巴布洛号”从宿务载运肉桂驶往墨西哥;第二年，“圣赫罗尼莫号”由阿卡普尔科驶至马尼拉，这一来一往，标志历时250年之久的“大帆船贸易”启航。“大帆船贸易”是以马尼拉为转运站，西点联接美洲 (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等)，东点联接中国 (明朝时为海澄月港、清朝时为厦门等)，支点伸及欧洲的一条国际大商道。“乾隆四十八年九月，夷商郎万雷来厦，番梢五十余名，货物苏木、槟榔、呀兰米、海参、鹿脯。……嘉庆十四年五月，船户郎棉一，番梢六十名，番银十四万元，货物海参、虾米、槟榔、鹿筋、牛皮、玳瑁、红燕窝、呀兰米、火艾棉”。〔8〕货单开列无例外地都是些东方产品。其间，中国的丝织品脱颖而出，与美洲白银一并成为转运货品的大宗，大帆船贸易的“船队通常有两艘大型商船，船上的白银将船身压得很低，另有一艘全副武装的帆船为他们护航。白银被用来交换东方的奢侈货品”〔9〕。由此在世界市场上演出了一幕丝绸流向美洲，白银流向中国，影响波及亚、美、欧三洲的货物对流大剧。中国丝绸占领美洲市场的速度异常之快。1602年，秘鲁总督报告:“身居利马的西班牙人都穿用价格昂贵的绸缎”。稍后，“从智利到巴拿马，到处都售卖和穿着中国丝绸”。1637年，墨西哥主要城镇中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织工已有14000人。〔10〕因国际情势的变迁，1815年，大帆船贸易终止。

然后是荷兰人， “万历中，福建商人岁给引，往返大泥 (北大年)、吕宋及咬留巴 (雅加达)者，和兰人就诸国转贩”。〔11〕“转贩”是重要特点。荷兰人擅长航海，从16世纪初至17世纪中叶，其商船队的数量猛增10倍，位居欧洲首位，其他所有欧洲国家船队的总和也未必能超过它，所以成为“整个贸易世界的经纪人和代理人”〔12〕，代理的货物仍以东方各国的出品为主，其所控制的巴达维亚港口的繁盛正是依靠着“整个富饶的中国贸易以及应有尽有的生丝”。荷兰人一度取得世界海上霸权，在东方各国中转来转去，1638年，所经营的台湾对日贸易仅进口利润就近250万荷兰盾，而1641年这条航路的贸易总额升至800万盾。〔13〕他们输往欧洲的自然以中国货为主打，从单项产品生丝来看，1631年1万磅，1637年增为5万磅。1616年还有了中国蔗糖输入欧洲的记载，1622年为22万磅，1636年100万磅，1637年为375万磅。增幅惊人!〔14〕

还有法国人，1728年，法国在中国设立商馆。由华输出的商品有茶叶、丝绸、瓷器等，输华的商品有胡椒、锡、布匹和羽毛等，大多不产自法国，而来自东方，法国的贸易船也多半行驶于东方海域，每每启航于印度的苯第舍利 (Pondicherry)，在东方各国之间兜圈子。1761年，该地被英国夺占，法国与中国的贸易也中断20年。1769年，法王取消法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利权。〔15〕于东方贸易，其他列强相互追逐，形多类似。

在近代国际贸易史上，15－16世纪是葡萄牙人、西班牙人的世纪;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他们无一例外地是建立在新大陆及东方的殖民及贸易利益的基础上，他们之间的势力更替，也无例外地以东方贸易霸主地位的易手为转移。谁获得此，谁就能称雄当时的世界。18－19世纪是所谓英国人的世纪，情况大抵相同。1742年7月1日，英国东印度公司船“翁斯洛号”(Onstow)抵达广州黄埔，该船中停孟买，装运的是檀香木、木香、乳香等“印度产品”。〔16〕续后英人利用东方产品的情况更是严重。下列统计可见:

英商输入中国货物的来源地 (1775－1833年每年平均数)〔17〕货值单位: 银两

从1775至1833年间，英国对华进口总值递升6倍，而英国和印度的进口价值占比却没有太大变化，除1790至1794年度印度占比为59.6%以外，其他任何年度占比均在60%乃至70%以上，印度始终为大头。东方产品在英国对华贸易中的地位于此可见。另一方面的情况是，印度自中国进口的货物很少，使其对华贸易始终保持顺差。这是英印对华进口的情形，更主要的是英国自中国的出口(茶叶等)，这对英国来说更具意义。“对于海岛国家来说海外贸易至为重要，所以英国人誓言不惜任何代价都要保护他们在印度的利益，在一个出口贸易可带来巨大利益的时代里，英国只要控制海洋就可以超越他的敌人”。〔18〕西方列强相继构建了自己的国际商业网络，编织这些网络的经纬线主要来自东方，但线头与线端却在西方人手里，西人由而操控着这些网络。

二、货品

1521年11月14日，西人发出的信函描述了是时畅销中国的货物，“大宗货物为胡椒，每年若有10条中国式帆船满载而至，也会一售而空。丁香、肉豆蔻的需求量不大。木香、儿茶 (学名为Acacia catechu Wild)稍有需求。香料购买量极大。华人抢购象牙、锡器、沉香、婆罗洲樟脑、红念珠、白檀香、红木及大量产于新加坡的乌木、坎贝(cambaya)的光玉髓、羽纱、洋红绒及染色呢料”〔19〕。不消说，这都是些东方产品。其中的胡椒一度居有重要地位，1777年，在对华贸易中占有最重份额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宣称“胡椒一项单独所得的利润，已超过公司全部输入的总利润”。〔20〕三个世纪后的1832年，到中国来的英国籍船只总计有74艘，运到中国来的货物种类有产自东方的棉花、鸦片、檀香木、乌木、藤、槟榔、木香、胡椒、丁香、洋红、乳香、硝、兽皮、象牙、珊瑚、珍珠、玛瑙、锡、水银、鱼翅、鱼肚、鱼干等，而来自英国的货物有大呢、竹布、羽纱、细布、棉纱、绒线等〔21〕，前者在种类和单品数量上都要比后产出地多得多。由此可证:在几百年的漫长时间里，东方产品仍保持优势，难有更替。1834年，外侨在华创办的“Chinese Repository”刊登了美国来华教士卫三畏 (S.W.Williams)的文章，开列当时中国主要进口商品名录:琼脂、琥珀、龙涎香、豆蔻、豆蔻油、豆蔻花、烧酒、阿魏、蜂腊、槟榔、安息香、海参、燕窝、黄铜箔、樟脑、小豆蔻、桂皮油、丁香、母丁香、丁香油、铜、珊瑚、棉花、儿茶、荙马树脂、龙血、乌木、象牙、鱼肚、火石、槟榔膏、黄藤、上胶、黄金、珠海壳、麝香、麝香子、没药、乳香、鸦片、胡椒、木香、沙藤、胃石 (牛黄等)、大米、苏合油、洋硝、檀香、苏木、贝壳、海藻、鱼翅、洋青、锡、龟甲、姜黄等，上列均产自东方;而产自西方的货品要少得多:铅 (出自欧美)、毛皮 (出自北美和俄国)、胭脂红 (出自英国和墨西哥)、钢 (来自英国和瑞典)、柴鱼 (出自德国和英国)、金线和银线 (出自英国和荷兰)、棉织品 (部分出自欧美)、地衣紫 (产自冰岛)、水银 (出自欧美)、毛织品 (部分出自欧美)。〔22〕可见，一直到鸦片战争前夕，出自西方的产品仍远远无法与东方产品比肩。威廉·伯恩斯坦指出:地理发现之后，“全球化中为人所熟悉的要素都已经存在。国际公司将它们的货物沿着地球表面到处运送，并对消费者的喜好进行塑造，让他们以为一杯用干树叶泡出的热饮是一种‘基本生活需要并且人人都应该享有的东西’。……在1700年以前，全球商业的运转是以武装贸易为核心的，因为武装贸易的目的是维持对来自异域的珍稀商品的垄断。……但这一模式在1700年以后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新的商品——咖啡、蔗糖、茶叶和棉花——这些过去不为西方人所知但又很容易在不同的大陆间进行迁移的作物，开始了对全球贸易的统治。”〔23〕这位美国学者所列商品的“新”主要是对西方人而言，对出产地的东方来说，并不“新”。

早期东方货品进入中国的多为种类繁多、量小价昂的奢侈品，在棉花贸易特别是鸦片贸易兴起之前，少有主打品。与外国输华产品的量小品杂不一样，中国输出的货品却数量庞大，单品数额较高，诸如丝绸、茶叶、瓷器等类的数量级都是舶来品远远无法抗衡的。中国输出的，早期主打产品有丝绸，据估计，17世纪上半叶的某些年份，从中国向东南亚输出的生丝每年有160－200吨，绸缎一至两万匹。还有中国瓷器，也是外人大批购买的对象，1614年，仅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一艘船就装运瓷器69057件，价值11545盾。1604至1657年运往欧洲市场的瓷器总数超过300万件。〔24〕仅1620年和162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两次要求由中国输入各类瓷器，分别为64500件和75000件。〔25〕当然，在中国的各类出口货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茶叶，18世纪20年代或略早一点的时间，茶取代丝成为中国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茶叶也成为许多西人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须品。“1717年托马斯·特文宁在伦敦的德维尔罗克斯街开了第一家茶馆，贵族太太们蜂拥而至。进一步发展而来的是‘茶园’，1732年的沃克斯霍尔是这类茶园的第一家。1742年建立的拉内拉赫成为同样著名的茶园。在这些茶园中，有些把饮茶与其他表演和体育活动结合起来，玛丽勒本茶园提供欢宴和烟花;博蒙特赛茶园备有画展;库柏茶园提供音乐会;白色通道茶园则提供板球。在18世纪高峰时期，伦敦有30多家茶园。”〔26〕西方人的生活习性在中国茶叶的催酵下发生变化，进而养成“午茶”的作息习惯。1722年，在垄断英国对华贸易的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进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已占56%的比例，与丝绸的进口值相比具有了较大优势，1761年更高达92%。1785－1795年间，蚕丝交易额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输出额的总比例中，从之前的约31%降到10%以下。丝绸的“头把交椅”完全拱手让给茶叶。在1834年前的几年，茶叶干脆成了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唯一的东西……以至国会的法令要限定公司必须保持一年供应量的存货。在垄断的最后几年中，茶叶带给英国国库的税收平均每年三百三十万磅，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27〕荷兰人的转折也在18世纪20年代。1729年，茶叶在荷兰输出华货总额中的比值已占到85.1%〔28〕。此间活跃于广州的法国商人罗伯特·康斯坦特 (Robert Constant)说:“茶叶是驱使他们前来中国的最主要的动力，其它的货物只不过是为了点缀而已”〔29〕。美国普及茶叶的年代也出人意外的一致，“就在美国革命之前，托马斯·哈钦森 (Thomas Hutchinson)，这位马塞诸塞州的州长兼商人，估计美国每年的茶叶消费量在297万公斤左右，相当于人均1.1公斤。”〔30〕东方出品的茶叶成为18世纪国际贸易的大卖货品，延绵近两千年的丝绸之路消歇，被“茶叶世纪”替代。

外人用什么来和中国交换茶叶呢?是时的中国，生产力水平不在欧美之下。西人东来之际发现所供商品几乎没有一种是中国必不可少的。西方人急迫需求中国的东西却拿不出相应的交换物品，但有一种东西为中国所缺乏，那就是银子。1435年，中国正式确定以白银作为货币，嗣后，此主币体系延续了整整五百年，但中国自产银较少，外商所能做的就是以白银来购买中国货。据统计，英国人在1721至1740年间，用来偿付中国货物的94.9%是金银币，只有5.1%是用货物来冲抵〔31〕。入华白银的最大来源地是当时世界银的最大产出地——美洲，“秘鲁和墨西哥银矿的发现催生出新的全球货币体系”。〔32〕两地的银产量在16世纪时占世界产银总量的 73%，17世纪占 87.1%，18世纪占89.5%。〔33〕但长期的恶性开采也使得美洲银矿渐趋枯竭，并拉动世界银产量的下挫，世界银产量在1790－1809年间减少了6.6%，在1810－1819年间减少了49.5%，至1820－1829年间减少了56.6%。〔34〕还有美洲殖民地独立运动开展后，不再向欧洲宗主国提供白银，所以，从1779至1785年“没有一块银元从英国运到中国”〔35〕。在严峻形势下，除了英、美两个国家外，多数欧美国家因为拿不出更多的银子来和中国人做买卖，而有淡出中国市场的现象。

英、美之所以例外，耐人寻味。美国主要依靠下列几种商品发展对华贸易，即皮毛、人参、鸦片和檀木，后两项正是来自东方，鸦片主要来自土耳其等地，而檀香木的输华更饶有意趣。中国用檀历史悠久，《诗经·小雅·鹤鸣》名句“爰有树檀，其下维箨”千古流传。早期输华檀木主要来自印度，后扩大到太平洋诸岛 (帝汶岛等)。〔36〕但美国人输檀的很重要的来源地是夏威夷，他们在该群岛停留时发现郁郁葱葱的檀林。1792年3月10日，美商运檀到广州〔37〕，19世纪初夏威夷的檀木贸易大兴，外来移民日增，因此又得华名“檀香山”，“华人初至其地，见檀香山之木最多，遂呼此名”。〔38〕恰如研究早期中美关系史的名家赖德烈所言:地图上的“檀香湾这些名称乃是在那些遥远地区早期美国贸易的存在和他的开拓的性质的证据”。〔39〕

如果说，美国输华产品中部分来自东方，那么，此间英国输华产品中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东方。白银短缺后，英国先是依靠印度的棉花来维持中英贸易。“印度的土壤差异非常之大，生产出的棉花种类也很多，这就让印度制造的布匹品种非常丰富，……印度不止有大量廉价的劳动力，还有长达数世纪的棉纺专业技术。”〔40〕1775－1779年间，在广州的主要输入品中，印棉的价额是年均288334银两，首次超过英国毛织品 (年均额277671银两)，东方产品替代了西方产品，从而定位于英国输华第一大货品;1785－1789年印棉的输华价值是年均1698001银两，更远超同期英国毛织品的年均价额801879银两。自后，印棉输入更有了惊人跃进，1804年输入棉花232368担，“棉花已成为印度贸易上的一种重要货物。”〔41〕1816年达到463867担。〔42〕此局面延续到1819年，印棉一直雄踞英国输华货品的首位。此时，中国人的衣被原料供应不再限于境内，而开始受到远离国境的异域影响。“尽管中国几千年来都在种植棉花，但在1800年前其国内产量并不充足，因此中国人只能从印度进口原棉。……三角体系开始兴旺起来:英国制造的货物卖到印度，印度棉花卖到中国，而中国的茶卖到英国。”〔43〕从印度到中国，构建了繁忙的东方贸易圈。

到1820年，印度的另一种产品又后来居上，那就是鸦片，这年，鸦片的输华价值开始超过棉花。该贸易年度，英人输华的鸦片值达6486000银元，而输入的棉花值仅为3239931银元，鸦片值已超乎棉花值一倍〔44〕。1822年，鸦片进口值9220500元 (此数尚未包括算在英国名下但可能是美国船从土耳其运入的178500元的鸦片)，棉花2984998元 (未包括当年美国输入的9876元)〔45〕，鸦片已远超棉花进口值的两倍。在英印殖民地，“由于种植者可以拿到预付款，鸦片的产量十分稳定，东印度公司把鸦片卖给英国商人，这些商人再走私到中国。鸦片的销售利润让东印度公司不稳定的财务状况立即获得纾解，……在1830年代，鸦片贸易就占了印度政府总税收的百分之十五。”〔46〕鸦片的赢利不仅换回了中国的茶叶，还有富裕，于是，便有了中国白银的外流。经由东方的鸦片贸易，英国终于完成了其对华贸易长期逆差格局的全然改观。

三、影响

探究东方贸易鼎盛的原因，以下因素值得关注。

其一，来自西方的牟利欲望，新航道开通后，寻求财富便是促使西人不断东进的主要动力。而所来到的东方也名不虚传，产品富足，随可掘金，1536年葡萄牙人科里斯万托·维耶拉 (Cristovao Vieira)写自广州的信函称“从葡萄牙无需带来任何东西”，因为这里的“货物充裕得令人吃惊”。〔47〕与之适成对比的是，此时的欧洲诸多国家资源贫乏，生产并不发达，“葡萄牙的小规模和贫乏的人口与其所取得的宏大成就之间的反差是这一时期最明显和最令人感兴趣的特征”。〔48〕这不只是葡萄牙一国独然，富裕的东方与贫乏的西方之间形成反差，西方人需要东方的物品而又没有相应物品来进行交换，于是乎，只得依靠东方物品间的倒换来牟利，由于这种倒货贸易不存在西方制造品与东方产品的交易，因而被西方史家称之为“单边性贸易”〔49〕。贸易中，中国的茶叶、丝绸和瓷器，美洲的白银，印度的棉花和鸦片，东南亚的香料等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现如今的经济区位研究论者习惯于将近代时段的欧洲作为中心地区，而将东方作为边缘地区，以此看来，至少在16至19世纪前期，东方更扮演了世界贸易中心的角色。

其二，那时东方经济的发展水平不在西方之下。查得忽睿 (Chaudhuri)指出: “在1500至1750年间，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拥有亚洲最先进和最复杂的经济。”弗兰克 (G.Frank)的补充是:“不仅是亚洲的，而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经济!”琼斯 (Jones)的估算是: “1750年亚洲占世界总人口的66%，而亚洲的产值占世界的80%。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2/3的亚洲人生产出世界4/5的产值，而占世界1/5的欧洲人仅生产出其余1/5产值中的一部分，另外的部分是非洲人和美洲人的贡献。”据拜罗克 (Bairoch)的研究:到“1750年时，欧洲生活水准低于世界其它地区，尤其低于中国”。〔50〕格林伯格 (M.Greenberg) 也承认: “在机器生产以前，在大多数工业技术方面，东方属于领先地位”〔51〕。正因为那一时段东方的生产力发展程度超乎西方，所以，西人拿不出自产的大宗物品来和东方交易，只得依靠居间掮客辗转倒腾。

其三，是殖民地经济的反映。“东方产品”的畅销，既是那时的东方经济不输西方经济的表征，也是血火交加的殖民地经济的反映，“欧洲繁荣的极大部分是建立在它们的美洲大陆的姐妹国家，它们在亚洲的租借地和在非洲的殖民地基础上的。”〔52〕是时世界贸易的主要货流呈三段式，首段是东方的产地，中段是西方的运送商，末段是世界的消费者，其间，居于中段的西商颇为关键，正是他们，将首末端实现绾结，将产地市场进行勾串，只有这些中间商才掌握来自产地与市场的信息，也由而实现对首末端的“通吃”，西人从东方攫取资源再倒手向东方交易，换取西方需要的钱物，产地和市场、商品和消费均出自东方，赢利却独厚西方，东方处在被掠夺被汲取的地位，这是一种不平衡乃至不平等的贸易错位，也是西方早期海外原始资本积累进程中不应忽视的重要来源和模式。如此一来，欧洲经济体突破了它在“延长的”16世纪创造的边界，开始把广大的东方融入到它的国际经济体系之中，使整个东方成为欧洲经济体的融入领域。“18世纪末的局势是: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贸易已无利可图，因为它的利润不但不能随着孟加拉的税收而增加，反而在事实上被行政开支耗费殆尽。东印度公司的利润来自中国……维持英国在印度统治权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维护与中国的贸易”。〔53〕由英人支配的中国——英国——印度的三角贸易，不仅是为了维持英人不可或缺的饮茶需求和从东方贸易中赚取丰厚利润，而且是为了英国长期保有印度殖民地的需要。作为独立国家的中国因此而与列强在东方的殖民地经济有了联结。

此种贸易格局也带来多方面的结果:一方面，反映那时的西方经贸某种程度上受制于东方经济，“对于英国来说，在17世纪和18世纪时最有潜力的市场不是在欧洲——欧洲自己的工业不断增长而且商人统治者越来越对进口外国制成品怀有敌意——而是在海外国家，在新世界，在非洲，在东方。”〔54〕仅以18世纪前后对华贸易的最大国家英国来说，从其向中国交换茶叶等所用冲抵物品的角度，可以概分为三个大阶段，最初是用美洲产品——白银来向中国换取;白银短缺后，改换成印度等地产品:香料、棉花、乃至鸦片之属;最末在工业革命完成之后，才是英国自己的产品——工业品的时代。另一方面，呈现出地理发现之后初步联为一体的世界地域分工版图，在15至18世纪扩大的世界市场中，各洲所起的作用实不相同，大体概况是:亚洲提供丰富多样的商品，非洲提供廉价的劳动力，美洲提供作为货币使用的白银，而欧洲因为在地理发现进程中处在先发位置，并掌握了较强的军事和运输能力以及商品信息等，则使其可以役使非洲的劳动力采冶美洲的金银，用以购买亚洲的商品，运销世界各地，这样就把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那个时代的世界贸易网络。再一方面，东方产品的行销走俏，也是世界资源生成和经济地理配置的表现，西人向丰饶的东方攫取资源再向东方进行交易，换取西方需要的钱物。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 (Adam Smith)在1776年所著《国富论》中有一著名论断: “任何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太可能双方全然以他们本国的商品互为交换;也不太可能互为交换的一方全是本国的商品，而另一方全是外国的商品。几乎所有国家互相交换的商品当中，都有一部分是本国的，也有一部分是外国的。然而，哪一国的货物当中，本国货所占比例最大，外国货所占比例最小，哪一国将一定是双边贸易中最主要的获利者”。〔55〕但16至19世纪初叶三百余年东西方贸易史的事实证明亚当·斯密的这一经典论断不一定正确，在这三国或多国演义中，西方各国拿出的本国商品最少，却是获利最丰的国家。 “从印度尼西亚来的上等香料;从日本来的黄金、铜和白银;从中国来的茶、陶瓷和丝绸在这里 (巴塔维亚)的仓库转运，去往印度的东西海岸，然后再在那里被换成棉布。印度的纺织品又被运回到巴塔维亚来交换更多的香料、丝绸和其他货物。这一亚洲内部的贸易就如同一部永远不停的印钞机，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56〕早期产品林林总总，量小类繁。到18世纪末，情况有所变化，英、美等国主要依靠的仍然是东方产品，但数量开始增大，门类开始减少。不过，这时的产品多为初级产品，多为未加工的原料，与工业革命之后，输入东方的以工业制成品为主的情况有绝大反差。

以东方产品为主的世界贸易格局带出的再一个结果是资源的严重受损。早期的东方产品多为资源型，容易导致资源的枯竭和产出的难继。相比之下，采集型的比较好，如胡椒、咖啡、茶叶等可以不断地种植采摘。采挖型的略差，诸如野山参，19世纪后期基本上被挖取殆尽，其后被人工栽培的西洋参取代。采伐型的代价很大，诸如檀香木，在谋利的驱使下，世界各地的檀树被争相采伐，“1810年在马贵撒斯群岛发现的檀香实际在七年中全部出口了”;大约在1830年，檀香木在夏威夷群岛上绝迹了;在斐济群岛上的檀香树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被采伐净尽。在这些地方“寻找稀少的檀香，几乎是得不偿失的”〔57〕。猎取型的也受到致命性的毁败，“美国的皮毛商人在约翰·雅各布·阿斯特(John Jacob Astor)的领导下，在西北太平洋的海豹和水獭皮 (在英国)垄断体系中首次打开了一些缺口，而这些东西在中国都是非常值钱的”〔58〕，“但是，这种皮毛贸易是一种自杀性贸易。早在19世纪开始时，来自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和北纬49度以南地区的毛皮就非常罕见了。”〔59〕采矿型的也是如此，长期的恶性开采使得美洲银矿枯竭便是典型例证。从此角度来说，西方的“单边性贸易”，对那些遭受掠夺的东方国家，便是资源的荡尽、经济发展的难以持续和民众的绝对贫困。

19世纪中叶，英国等国的工业革命完成，在大机器规模化条件下生产的西方工业品呈现出质优和价廉的品格，与建立在资源型手工业生产条件下的东方产品之间形成了很大的比较优势，东方产品遭到严重挤压，西方工业品迅速霸占了东方市场。前此东方与东方之间的贸易主流被此后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主流所取代，古老的东方贸易圈衰落，西方工业品支配的贸易圈独大，至今依然。但时至今日，伴随着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东方国家的经济崛起，又开始了松动性的改观。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63.

〔2〕恩格斯.反杜林论〔M〕.人民出版社，1974.102.

〔3〕〔8〕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 (第一册)〔M〕.中华书局，1962.257，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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