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霞

原谅我这么编排自己的同行。为了写稿子，我身边的所有人都可能要承受无妄之灾。

叫她陈四美吧，据说她是本地兄弟媒体的“四大才女”。因为做了一个书写女性欲望和命运的公众号，我像唐太宗一样发誓网罗天下女才人，见天约见女记者、女文青、女乐手、女主持人。

“请你来喝茶”。不像被廉政公署带走的特首们，女文青听到号召往往一口答应。陈四美如约而至，甚至比我早到了20分钟，背一个硕大的塑料袋子，穿一身瑜伽服，边拨拉一下头发边若无其事地说：“我这是刚巧在附近健身呢。”我搜肠刮肚才在脑子里百度出附近的一家健身馆。不过周末的这个时段人家是不开门的。

见陈四美之前已经听过她很多传闻，这些段子式的描述勾勒出来一个词：可怜。陈四美的“可怜”在于她四十了，还没嫁出去，据说十几年只爱过一个人，据说自己死活狠不下心和这个“浑身俗气”的男人结婚。其实人家早就有老婆。

还没坐下，陈四美就掏出一沓书稿，递到我脸上“快看，我要出新书了！”信手翻了一翻，大抵就是“银镯女子”、“一杯清茶”、“厨房里开出的一朵花”，和当年“榕树下”的高中女生一个路数、水平，就连在豆瓣上也已经过时到被唾弃。

我说，嗯，安妮宝贝也出了新书。陈四美又是一拨头发，“我不喜欢她的封面，要我就穿全麻的衣服坐在森林里。”然后扫了扫我的T恤和牛仔裤，“你们是不是都去人防买衣服？”

陈四美大学毕业即到了某报社，和“十几年的恋人”是同批同事，大概相爱过那么两三年。“我不喜欢打呼噜的男人”、“真是俗气，这就是个理科生”，常常写篇《论焦大和林黛玉》发到版面上冷嘲热讽。最严重的时候对方要去听张惠妹的演唱会，她翘着兰花指发了条短信“分手吧，我们也不是一条路上的人。”

那个年代陈四美的文风疯狂受追捧，算是报社的文化版红人。领导每天小心翼翼的看着她的脸色问一问“稿子好了吗？”陈四美摇一摇玻璃杯的西湖龙井，看半天茶叶片子的起伏和形状回一句“这都需要灵感的。”；“见个客户吧？”陈四美还是摇着杯子，“为什么？”

男人被分了一百多次手，从基层记者做到重要部门的主任，陈四美还是文化版的记者，直到去年被发配到图书部。临走前陈四美一边收拾各种花茶、绿茶、红茶，一边甩着头发自己嘀咕“领导是为了让我修身养性”。

谈了两个多小时，大多是陈四美的凄美爱情。最后又给我上了上历史课，讲了一下李清照和赵明诚的故事。

还没到家陈四美就发短信过来“我究竟该不该和他结婚？”我说“你不是有车有房子吗？为什么和他结婚？”陈四美又问“他真是不合适我对吧？”我说“你背叛他一下又如何？”陈四美气得跺脚，“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坚持自己的信仰，爱情就是一种信仰。”

后来陈四美又不停的絮叨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我百忙之中回了她一条长消息：“你知道李清照也改嫁了吗？你听说过豌豆公主的故事吗？豌豆公主都是给硌死的。”

豌豆公主讲的是公主流落人间，被平民冒充。真假难辨，王子一筹莫展，最后想出个绝妙主意：让她们上床。二十层的鸭绒被子下面放上一粒豌豆，真公主一夜难眠。王子牵起豌豆公主的手亲吻：这才是贵族，这才是我的真爱。

童话多数是黑暗的，比如美人鱼非要割掉自己的尾巴化成泡沫，比如灰姑娘们都需要割掉脚后跟，比如白雪公主需要洗干净脸等着一个王子把自己吻醒。明明就是一些让女人自残的故事，却被认识了字的文艺青年奉为“圣经”：一定要欣赏我不能忍受豌豆并当成美德。

陈四美不肯“背叛”自己。我却一直是所有人口中“两个世界的叛徒”。有一次四五年不联系的一个朋友恰好来单位送快递，在办公室“亲人相认”，对方大吃一惊，“都五六年了，你还在这儿上班。”我说“嗯，不然你让我去哪里上班？”

20岁起，我从朋克和嬉皮士的世界淌着过来。太多的迷惘、不满以及豌豆王子和公主。一年换八份工作是常态，写写诗歌骂骂社会是状态。常有朋友寄过来没有刊号的诗歌作品集，我翻一翻大多是“我在酒吧喝酒，我说要喜力，对方非给我青啤。这个傻X的世界。”

总编是个诗人，后来又做了事业，和前夫离了婚，脾气很大，写了一些关于前夫的文章。有男人评价“这样的女人谁受得了”，有男人评价“这女人都是奶水”。女文青和男文青相遇往往是一地鸡毛蒜皮，我写总编往往有人说我“拍马屁”。那我可以骂她几句“这个叛徒！”

她当然是个“叛徒”。你说好了的喜欢我八平方米房子里的琴声，一脚踢翻了暖水瓶算什么？说好了我们都是有共同文化理想的同事兄弟，你破口大骂说我自说自话有谁买账做什么？

我不管她和前夫为什么离婚、这个女人有多不适合做老婆。这个“叛徒”好歹给我发着工资，前夫更是好歹拿着她的医药费。

刘索拉在《口红集》里描述了一段母女的对话。母亲说我们受了高等教育就是为了独立、不依附男人，为什么你们反而学了一切本事拼命往中产阶级的客厅里钻呢？我们争取这么多年的女权都回到了解放前？

刘索拉的母亲和丁玲、萧红、邓颖超们几乎淌着时代的河水过来，要证明一个女人解放的故事。可最终女人终于可以不用裹着小脚，可以进学堂了——但是，认了字的女人其实还是在脑子里、在心里，裹着小脚，躺在男人的床上——希望用“文艺理想”这样的武器被幸运吻醒。

“我们以为爱情就是过小家家，衣服就是时髦的好，事业就是听个响儿。结果无论我怎么臭显摆，妈妈似乎都不满意。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回味，我才明白了妈妈的苦心，明白了什么叫女权主义。女权主义不是要求女人的脸上都长胡子，那都是初级女权，女权主义是要女人真正地美丽。”

女权并不一定是要干革命，女人不一定非和男人干架。同时，女人也可以选择不去听前夫的琴声，也可以选择穿上水晶鞋。问题的根源在于无论你选择了哪种方式，都要真心认可自己的美丽。我非常喜欢20岁的陈四美，很多这样的朋友，我是看在她40岁的份上才跟她发脾气的。endprint

无论中产阶级还是草根平民，男人都不是傻子：你要读书，做自己，做文艺，就不要指望皇帝们选妃选中了你；你要被王子吻醒，就每天开车去超市买菜，井井有条地准备一日三餐，厨具擦的一尘不染，儿子汽车宠物钢琴样样有。

你怎么能要求读过几本童话就当公主？你说的普通话还有山东县城口音。

做这个公众号，赢得大片粉丝，每日有粉丝不厌其烦的留言“你还有什么平台，你还有什么梦想？”——这不就是文艺女青年的梦想吗？做了女神，被网络上的一帮帮闲捧着。

可是女神多么好笑？要这些没用的虚荣做什么？我回答粉丝：我没什么梦想，也不知道怎么赚钱。我都是为了我自己。弗洛伊德的学说，文字、戏剧、舞台都是一个人的发泄和补偿，我写字是因为我怕再不写我就会失衡，会在生活里疯疯癫癫、失态丢脸。只有把那么多疯狂写成文字才不会显得突兀、粗贱、神经质不是吗？

因为我想做部纪录片、做些艺术展览，七七八八太多想做的事情，需要一些钱和官方支持。不久前有朋友帮忙做“月老”把我带到某官员的饭局上。当时我穿着纽扣扣到脖子顶的黑衬衣和牛仔裤，浑身只露个手腕子，一帮半醉的中年男人还没听完三句就没好话，红酒要整杯的喝。

我仰脖子灌下说了句“祝您以后一路顺风”，推门而出。午夜的街头蹲在路边饮泣了半小时，想起总编38岁这个年纪好像也喝过很多白酒，只不过她比我更泼辣，更会做“叛徒”又沾不湿鞋子，更舍得自己。或许是没法舍不得自己，我比她幸运，我至少还没有一个在家喝酒发脾气的男人，一个婆婆和一个孩子挤在八平米的房子里。

蹲着等出租车的过程中，有一些软弱刹那而过。我想起比我小一岁的妹妹，师范院校毕业回县城做了教师，早早成婚，孩子已经两岁，每天由父母照顾，闲来无事和爹妈拌拌嘴，每年冬天都要买一双兔毛的靴子、一根凤凰的金项链。我想这也很好，我后悔出门，后悔读了书。可既然一切已经这个样子了。那就这样吧。

说来说去，没说到我为什愿意做“叛徒”。

其实这个世界上哪里有像我这样什么便宜都赚到的“叛徒”？这期的稿子，我刚写了一篇《电影中的迷幻文化》，之前我写过各种《中国男人为什么这么丑》、《济南人为什么爱鼓掌》、《男人没了：这个世界的性别叫做女》。

每天我借着这个单位，这个杂志骂骂咧咧，像泼妇一样发泄着不满和意见。从没有人说过我是泼妇，我在任何场合都可以成为泼妇，只有在这里显得那么可爱得体。这些年借着总编的地盘，我平衡着自己，阻止着自己发疯，骂了个痛快。她们发给我好多“季度好稿子奖”、“年度好稿子奖”，说“我的孩子，我的宝贝，我最有个性、最有才华的宝贝。”

有朋友常年抱怨自己穷，自己潦倒。知道他满腹才华。可我只能说“你是王子，是富二代。我只是个‘叛徒。”我带着一个赤贫的自己去背叛与合作，去占有和离别。而且我那么精明，把“叛徒”做的那么渔翁得利、占尽风流。

（本文作者为《齐鲁周刊》首席编辑）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