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化

摘要：洪业 William Hung（1893-1980），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曾任燕京大学教务处长的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然而洪业先生唯一一本专著却是研究杜甫的。该著作用英文写成，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在英语世界的杜甫研究中享有很高的声誉。遗憾的是这本专著自出版后长期游离在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之外，直至2011年才由曾祥波先生译成中文发表。尽管如此，洪业先生对杜甫研究的重大贡献远未为国内学界所重视。本文考察了这部著作的研究方法，以期为现代研究杜甫者所用。

关键词：洪业杜甫诗歌研究

1947年洪业先生应邀到哈佛任教，他讲授的其中一门课程就是“杜诗与历史”，他应学生和同事之请将自己的讲稿与心得撰写成书，于是有了《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以下简称《杜甫》）一书的问世。有学者曾经把洪业的杜诗研究与钱谦益做比较，认为二者都重在诗史互证。[1]洪业作为一个史学大家，在《杜甫》一书中贯穿的正是诗文和历史互为佐证的研究方法。他的这种研究无疑得益于早年对杜诗版本的详加考订和他对于杜甫诗歌的熟练掌握。虽然《杜甫》一书长期没有得到国内学界的重视，但在欧美汉学界此书却是研究杜甫者不可不读的经典之作。《杜甫》一书对杜诗学界的主要贡献有几点：首先是对于杜甫诗歌编年的重新考订；其次是对于杜甫生平事迹的考订；最后，洪业先生在书中提出了一些可以补唐代史实之缺的杜诗，用杜甫诗歌中的事迹印证了当时的历史事件。

洪业先生对杜甫诗歌，尤其是其早期诗歌的编年顺序提出了很多创见。这些创见有的被后来的学者所采纳，有的至今也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笔者兹举几例，以见一斑。如，《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作于何年？一般注家认为此诗作于745至746年杜甫刚回到长安时，连陈贻焮先生也认为如此。[2]洪业先生却判断此诗作于747年至750年之间，他说到：

很难确切判断杜甫何时写作此诗。但它一定写于汝阳王去世的750年之前。在《壮游》［CCXI］一诗中，我们的诗人回忆到当他在东边快意八九年之后，回到京兆，当时有名的文人们纷纷称颂他的文才，有位贤王（“许与必词伯，赏游实贤王”）也很喜欢杜甫作伴。这里的词伯应该指岑参、孔巢父等人，而贤王无疑就是汝阳王。但是在745年冬天我们的诗人返回西边之后多久他就和汝阳王开始结交了呢？现存诗篇显示初次见面在晚秋时节；因此，时间不会早于746年的秋天。因为诗中还提到了春夏两季，所以诗篇的写作也不会早于747年夏天。因此，这首诗的系年应该在747年至750年之间。[3]

洪业先生紧接着又就与此诗有联系的杜甫另一首诗《去矣行》的系年给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

此诗（《去矣行》）往往被注释者和传记作者系于755年，也就是杜甫接受官职任命之后。我不赞同这一系年，因为接受官职任命对杜甫来说意味着放弃隐居的打算。我特别倾向于将《去矣行》系于749年，我推测杜甫在接受了韦济和其他人的周济之后，打消了到东海的念头，仅仅只到离长安东南10英里远的产玉的蓝田山作了一次短暂的隐退。这次短暂的隐居生活随着他再次受到好客的汝阳王的邀请而宣告结束。[4]

然后，洪业先生在注解中进一步解释了他将《去矣行》系于749年的缘由，他说：

在诗中，杜甫叫自己“野人”，也就是没有官职的人，那么时间一定在他获得官职之前。……看起来，到蓝田山隐居的决定与《赠特进汝阳王二十二韵》［XXVII］第37、38行诗句颇相契合。因此，我把此诗放在赠汝阳王的诗篇之前。[5]

洪业先生不仅擅长细读诗歌从中挖掘系年的线索，他还注意将杜诗与唐史对照，从而提出了一些关于杜诗系年的独到见解。比如，就《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一诗于何时写成，洪业先生给出了相当精彩的论述，驳斥了包括仇兆鳌的《杜诗详注》都认为的749年的说法。[6]

我们在杜甫的作品中发现了《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VI]一诗。他何时写作此诗很重要。我们想要知道在杜甫一生中，他最早何时就开始内心斗争，试图在入世的儒家信仰和神秘宗教之间保持平衡，这在此诗中表现得颇为明显。我们想知道这一时期杜甫遇到什么样的个人问题，使得他在这首诗的最后几行中暗示他陷于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1226年的注家将此诗系年于749年，并得到了普遍接受，我仍认为其论据并非无懈可击。一方面，诗题提供了确凿证据。如果此诗作于749年，就会引起一个疑问，杜甫应该称玄元皇帝庙为太微宫。仅仅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即741年初春至742年晚秋之间，这座建筑的官方名称才是我们诗人在诗题中采用的“玄元皇帝庙”。杜甫的拜谒一定在741岁末，因为这首诗很明显作于冬季。[7]

洪业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杜甫才有可能称呼这座建筑玄元黄帝庙，并根据诗中所描写的气候把此诗定在741年岁末，这样细致的考证有力地支持了洪业先生的观点，先生可谓独具慧眼。

除了对杜诗系年提出新的观点之外，洪业先生在《杜甫》一书中还作了许多关于杜甫生平的有创见的论述。例如，他提出了杜甫初次参加科举考试在李昂知贡举的736年，而非诸家所定的735年。这次科举考试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发生了考生与主考官的冲突。此后朝廷觉得考功员外郎的声威不足以使举子敬畏，因此改由礼部侍郎担任科举主考。洪业先生这样解释他为何将杜甫初次参加科举定在736年：

杜甫某句诗曾透露，他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就参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他还进一步说，这次科考失败之后，他曾经“快意八九年”，之后才于745年再次返回长安。我们这里把此次考试的时间放在736年，而不是通常的735年。[8]

洪业先生注意到“忤”字与736科考风波之间的关系，并用以解释杜甫落第的部分原因为参加了这次学潮。这种解释是颇令人信服的。

洪业先生的治学功力还显示在用杜甫的诗歌来印证史学家在记载唐史时的讹误。比如，他在谁在崔光远后任剑南西川节度史的问题上这样说：

唐代史学家记载，崔光远死后，高适在762年7月10日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史，严武也获得了同样的任命，但是因为叛乱阻塞了道路，他未能到达成都。从杜甫的诗中，我们很清楚地得知这些史学家都错了。崔光远死后，严武应该是剑南东川节度史。接着他又同时被任命为剑南西川节度史。762年早春，他甚至还到江村去拜访过我们的诗人。[9]

寥寥数语，举重若轻，洪业先生自成一家之言，足以弥补史学家们的疏漏。《杜甫》一书付梓之后，洪业先生并没有高枕而卧，相反，在其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洪业先生一直孜孜以求，不断积累对于杜甫诗歌的发现并修正自己在《杜甫》一书中的错误。他在《我怎样写杜甫》以及《再说杜甫》两篇文章中都提出了很多值得后来学者认真思考的新观点。比如，洪业先生联系杜甫在华州当司功参军的经历解读《秋兴八首》。司功参军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厅厅长，掌管每年秋天乡试的举行，送选诸生来年进京应试。杜甫在当教育厅长时给诸生出了五道策问。洪业先生推测说：

这五道策问就是杜甫越年去官之导线。他很诚恳地要诸生学他自己那样处处留心时务，讲求可以实行的补救之法。但从诸生的角度来看：官样文章当仍旧贯。一向的办法都是从兔园策府里搬出经史所载古圣昔贤的大教训、大理论就得了。而且你杜甫是什么东西？你自己是落第的进士，哪配考我们？如果他们果有不服的表示，杜甫于越年秋考之前当须决定：还是随波逐流，依样画葫芦吗？与其误人子弟，祸国殃民，不如丢官，砸饭碗。数年后他在夔州所写的《秋兴八首》内有两句“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从来解释者都未把第二句交代清楚。据我看，这两句是：在凤翔当谏官，没当好，几乎丢了性命；在华州办教育，未办好，几乎闹出学潮。[10]

洪业先生的创见可谓振聋发聩！这种对诗句的新解既符合杜甫的人生经历，又能准确地反映出杜甫为人耿直认真的个性，注意到了前人注杜时未曾留意的细节，破解了千古之谜。再如，洪业先生在《再说杜甫》中指出，在写《杜甫》一书翻译《江村》时，他沿用“多病所须为药物”为第七句，其实应该采用吴若本中注举樊晃《杜工部小集》中“但有故人分禄米”之句。他从音韵学的角度给出的理由是：

“物”字则与第五句“局”字相犯，米字则与第三句之“燕”字不相犯也。我恐校订《杜集》者，如王洙辈，或为杜甫耻之，遂奋改其言。其实，杜甫早年奏牍自言“寄食友朋”，后在夔州亦说“主人柏中丞频分月俸”。但有其事，不自掩讳也。[11]

由他的推论可知，洪业先生一定深谙作诗之理。这种对于文本差异细致的考订一方面得益于洪业先生对于杜集各个版本的熟悉，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在律诗的诗歌形式上所下的非凡功夫。诸如此种，在洪业先生的两篇文章里不胜枚举。可以说，洪业先生把史学、诗学、版本学、校勘学等等诸多功夫融于一体，才能提出如此之多的新解创见。

注释：

[1]见孟飞：《洪业先生杜诗研究小议》，文史知识，2013年，第11期。

[2]陈贻焮：《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0页，第165页。

[3][4][5][7][8]洪业著，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60-61页，第61页，第62页，第35-36页，第33页。

[6]仇兆鳌：《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89页。陈贻焮也把此诗定在749年，见《杜甫评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1页。

[10]见洪业：《我怎样写杜甫》，转载于曾祥波译，《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360页。

[11]William Hung洪业，“Tu Fu Again”《再说杜甫》，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清华学报》，197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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