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英在《西藏档案》2013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说，藏传佛教僧人在内地的王朝担任官职，始于宋代雄踞西北的西夏王朝。从元代开始，元、明、清三朝都有不少藏族僧人在中央王朝供职。在民国初期，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处于多事之秋，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和挑拨离间，内部有军阀混战，关于西藏问题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十分激烈。在这种情况下，西藏在内地供职的佛教僧人的作用就显得更加突出，他们也成为双方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和桥梁。民国时期曾在北京、南京供职并来往于拉萨与北京、南京之间的贡觉仲尼，是这些僧人中的重要人物和突出代表。在民国藏事档案中留下了一些关于他的活动的记载，这些记载是当时留下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可信，因此解读这些档案，对于认识贡觉仲尼这个历史人物以及研究民国时期西藏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民族志影像与藏族文化保护

格勒和张明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上发表文章说，从早期民族志影像拍摄到如今数字化技术介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人类遗产保护的影像化传播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岁月。由不同形式的文化遗产构成的藏地文化景观面临着一个变迁的时代，格萨尔口传艺术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创新也面临一些新的问题。身处同一性增强而文化多样性和丰富性逐渐消融的时代，运用影像手段记录和传播现存的人类遗产内涵和精神价值就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意义。民族志影像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文化阐释和传播使族群记忆和文化资产得以用另一种方式形象化地留存，并在传播过程中进一步完成对文本和表述对象内涵的升华。

论儒学与藏传佛教在藏汉两地之间的互动传播与互相影响

刘俊哲在《民族学刊》2014年第2期上发表文章，认为由于藏族和以汉族为主的各民族均处于中华民族的共同体中，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儒学与藏传佛教曾长期在藏汉两地之间进行互动传播，彼此影响。这既有政治、经济、宗教、婚姻、人口迁徙以及儒学与藏传佛教各自的特质方面的根据，又有着多种实现方式。二者之间的互动传播与彼此影响不仅表现在外在的形式上，更体现于思想文化的内容上，且形成一种以形式为载体，以内容为核心的互动传播和影响的结构模式。其实际效用是多方面的：拓展了藏区藏民族和汉地各民族的思想文化视野；丰富发展了汉地和藏区的思想文化内涵；促进了藏区和汉地社会秩序的稳定；增强了两地各民族之间的团结。

藏文化语境下的阿夏与吐谷浑之族源考释

夏吾李加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上发表文章，说当前学术界一般将藏文史籍中的“阿夏”部族归拢为吐谷浑，而作者认为它们各自有源，族属有别，不能混淆为同一族群的不同称谓。文章通过藏文史料，在藏文化语境下探讨阿夏和吐谷浑的族属关系，认为阿夏的族属可以追溯到远古藏族四族姓时代。阿夏从藏族远古四大族姓中分离为塞氏族以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无数次分化整合现象，亦有与临近民族和族系交融分离的过程，这也符合多元民族和文化交流的进程，因此阿夏繁衍生息的地域不是一成不变，而是处在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当今时代，虽然一部分藏族很少使用姓氏，但其族谱文化非常丰富，以多康地区为例，他们自成体系，在浩瀚的藏文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述。

西藏乃囊寺“祖拉康”的建筑格局及特点

韩腾和次仁卓玛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上发表文章，介绍说传统的藏传佛教寺院多以平川式建筑为主，而噶玛噶举派的乃囊寺则是一座具有典型山地式建筑特征的寺院，其独特的寺院建筑模式在藏区较为少见。乃囊寺坐落于拉萨市堆龙德庆县古荣乡那嘎村的北山之上，由噶玛噶举派红帽系第一世活佛朵丹札巴僧格创建于1321年。乃囊寺祖拉康的建筑风格延续了藏族早期的宫堡式建筑，并且具有后弘期早期佛寺的特点，即总体平面呈“凸”字形，主要表现为前部宽、后部窄，前部多为经堂，地面较低，是僧众集会、诵经之所；后部为佛堂，地面较高，内部主要陈列佛像。佛堂前部经堂空间更高，以满足供放体积较大佛像的要求和采光需要。另外，祖拉康还包括了拉康、贡康等大量附属建筑，这种集多样功能于一体的结构设置也是其最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