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淳风

范忠信在做民间批评，又似乎被体制认可接受。在思想上，他希望真正“直立行走”，那是“人”的定义的一部分。这一次的爬行，他也是在阐释着这个定义。

2014年1月15日夜晚6点半，杭州。

路灯下，寒风中，范忠信身着一件笔挺的黑色大衣迎了出来，他那笔直的站姿，让人印象深刻。而在半个月前，新年的第一天，他却以爬行的姿态为世人所知。

这个印象是矛盾的，正如他矛盾着的人生经历和思想冲突。

赌约

2014年元旦来临之前的一段时间里，范忠信一直困扰于一个一年前的赌约。

2013年1月1日，他在微博公开打赌：“我坚信，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要不信，咱们打一个赌。如果我输了，说明我的智商不如猪，罚自己爬行一公里。”

时间快到了，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渺无踪影，许多人开始在他的微博上跟帖鼓噪。“怎么样？爬不爬？什么时候爬？在哪里爬？”

“都在那催，还给他做倒计时。”范忠信的妻子段老师说，“爬不爬呢，当时确实矛盾。我怕他身体受不了，一公里那不是闹着玩的，而且这毕竟是有失斯文的事。”

有同事、朋友提醒说，不能爬，最好把以前发的微博删个干干净净，当作没这么回事。段老师是这次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她认为得爬。

“你不去，别人以后都看不起你，你以后什么事都没有资格说话了。”段老师说：“这样的话，我宁可你爬出点什么问题，也不能把这事搁置下来，一直让人骂。”听妻子一敲鼓，范忠信说，爬就爬呗，小时候什么重体力活都干过，这点小事儿能把我身体怎么样？

决定了要爬行，范忠信就在微博上表示将履行诺言，这时候更多建议又来了。他的一个学生，也是当教师的，觉得光是爬还“不到位”，应该穿一件白衬衫，胸前背后挂几块牌子，写上“公务员财产公示”“政改爬行”之类的内容。段老师说，那不行，那就把事情给闹大了，“我们的目的仅仅是兑现诺言”，不是示威，不是发泄怨气。

现在只剩下爬行地点的问题了。范忠信想，既然是履行诺言，是不是应该到人多的地方去？这样有人看得到，能够证明你做过了。刚这么一想，他就接到了一些电话，让他不要有任何妨碍秩序的行为。范忠信此后连续发了几条微博，承诺：：第一，将选择在荒郊野外进行；第二，不会与任何人同行。“这样大家都放心。”

范忠信住在余杭镇，家附近几百米就是南湖，是一个泄洪区，荒郊野外，野鸭成群，行人稀少。元旦这天，他和妻子来到了南湖边，他爬行，妻子从旁录像作为证据。

一开始选择的是南湖西岸泥土碎石铺成的乡村土路，但只坚持了百米左右。“手掌被石子硌得很痛，一会儿膝盖就磨出了血。另外因为阳光太强，手机屏幕一片漆黑，录像时根本看不清人是否在镜头里。”

于是他换到了路下边湖滨草地上。枯黄而修长的草，远看很柔软，一接触才知道，短草茬子、小刺球遍布，照样伤掌破膝。范忠信自我安慰：总比石子路上好，这已经是最舒服的一个选择了。

范忠信先用步子丈量出50米、100米、200米的距离，插根木棍或摆块砖头作标记。标好之后，开始来回爬，断断续续，中间休息了多次。连石子路上爬的那一段一起，一共爬了7段，或100米或200米，累计下来正好够1000米数，他才收工。

爬行的时候，也有人骑着摩托车经过，看着新鲜，问他在干什么。范忠信说是在做“脊椎保健”。对方看了一会，反反复复也就一个姿势，没啥特别，扭头走了。

体制边缘

当天下午两点多回家，不及洗沐，就开始整理视频、照片。4点左右，范忠信开始在新浪微博上传视频，花了近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快11点才传完。

微博中，他仅仅介绍了自己履诺的经过，没有附加别的什么说辞和引申。他说，爬行举动，除了履行承诺，本身已经表达了另一层意思，即“一名公民对于加快廉政建设法制化的愿望”。

就后者而言，范忠信认为自己是胆怯、懦弱的。“果真是男子汉大丈夫，要爬就到大庭广众之下去爬。然而，一方面受不了众目睽睽之下的尊严扫地，另一方面事先接到各方善意提醒，我知道如果去人多的地方，也许根本无法开始。”

视频公布之后，喝彩者居多，“几乎是一边倒”。范忠信有个老同事，因为立场观点不同已经很久不相往来了，但这回看到消息和视频，也发微博说，这是个爷们儿，我们还是朋友。

“总体看来，正面效果远远大于负面影响。因为我知道，如果我不去爬，连我的学生都会看不起我。”

怀疑者寥寥，怀疑的方向仅是，范忠信是不是在炒作？是某种行为艺术？对于这样的质疑，他说应该坦然面对。传统、刻板的范忠信，一者自称根本无意炒作，二者他很清楚，对自己过去数十年在法学圈子留下的名声来说，任何“炒作”将意味着前程毁弃，他坦承自己目前还没有这个胆量。

他知道这有可能带来麻烦，然而要让更多人关注公务员财产公示，别的方式似乎不管用。决定要爬行之后，妻子段老师明确告诉他，真要有麻烦，也要敢承担；不能说既要这么做，又不想承担任何后果。范忠信说，那是自然的。

反响比想象中好。公务员财产公示的话题再一次成为热门，这是他希望看到的。作为一名法学学者，看到现实中的许多做法公然与自己精熟的法理或国家法律原则相悖，二者无法互相印证，精神上的苦闷难以避免。

所以，2013年元旦，看到十八大后的全面加快和深化改革的新政气象，看到县乡公务员财产公示在很多地方试点成功，听到“12·4”宪法实施30周年纪念日“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他“特别兴奋”，他感觉到了理论与现实相衔接的可能。于是他发出了乐观的赌约。

这一赌，也许太过乐观，但范忠信说，只有基本认同体制、寄望温和改革的人，才会如此乐观。

履约后几天里，不断有人在网上或打电话来，邀约“接力爬行”“多人爬行”，效仿“黑色幽默”的意见表达方式，推动公务员财产公示。范忠信一直谢绝：该表达的已经表达完了。endprint

“无论立场左右，事实上大家都不会反对公务员财产公示，政府也不否定这一诉求的积极性。但现实可能比自己想象的要困难，需要更多的时间。”爬行过后，范忠信似乎“清醒”了许多。

和许多言辞激烈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一样，范忠信并不愿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斗士。“坦白地讲，我不愿意被体制视为异端或异己者，因为我对现体制并没有完全失望，我认为它可以通过温和渐进的法制改良，实现更遵奉人类文明共同成就的进步。”

范忠信说，在体制内或以改良体制的口气去说话，听的人不会格外紧张反感，从建设性角度去看去听的人反而还会更多。反之，习惯于高声整体否定体制，好意都会被从最坏的方向去揣测，不但没有人听，很快还会丧失说的机会。

“所以我尽管率性，却还是有自己的分寸的。”

公共空间的分寸

把握分寸是个技术活儿，范忠信其实也并不擅长。

去年三四月份，他发了个微博，谈自己对大学发展的意见，认为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必须首先解决学术自由、学校自治问题。

他由此受到了一些严肃的忠告，也感觉到了一些压力。

“有人天天把这些微博复制举报到公安局或有关部门，学校领导要我注意分寸，新浪网管也不时删帖提醒。”

发言分寸是否适合，自认为“尚有分寸”的范忠信常常自己浑然不觉。

他的文盲老母亲，主动帮他把握分寸，83岁的老母亲3次电话提醒儿子：“听说你老在外面说话，领导听了不太高兴。你能不能不说，好好教你的书，好好写你的文章？别惹麻烦。”

“我很奇怪，老母亲怎么会知道我在微博上说什么？”

原来是当中学教师的大妹妹告诉了母亲。她跟母亲说，有个薛蛮子在网上说话很多，后来又有违法行为，就抓了起来，关进去了，还到中央电视台承认自己在微博上发言有错误。薛蛮子是高干子弟，都有这样的后果，二哥一个农家子弟，还乱说话，真让人担心。

面对母亲，范忠信只有唯唯诺诺。

现在范忠信的新浪微博，粉丝7万多，算不上有多大影响力。被举报和批评后，他显著减少了上微博的频率，有时一周都不看一眼。他甚至发出微博，宣布将“休博”。

他并不想成为一名公共知识分子，而更希望做一个纯粹的学者。他担心在微博上活动太多，可能会影响学术研究、学术心态和学术视野，或者让同行觉得热衷名利，喜欢抛头露面。

这也是范忠信的“分寸”的一种反映。他认为，批评应该是在学术基础上的理性说理，没必要情绪化，激烈地去表达。“冷静或激烈，说的其实还是同样的道理。”

因此人们看到，范忠信一方面在做民间批评，另一方面又似乎被体制认可接受。

2009年，他入选中央政法委和中国法学会的“双百讲师团”（百名法学家百场报告会）成员。“讲师团”专给地方党政干部上课，讲法治理念、法治体制、权力制衡、防止权力滥用的古今中外经验教训。

他讲课，都是放开了说，“不会为了迎合谁而去扭曲学术理论本身”。讲完后一起吃饭时，他会半开玩笑地询问干部们的听课感受：“有没有意见？会不会举报我呀？”

有官员回答：“还好。有的老师也是讲一样的内容，但言辞激烈些，听着刺耳；你讲的不太刺耳，虽然不一定赞成，但也不觉得有什么大问题。”

这次爬行谏言以后，还会不会有单位敢请自己讲课，范忠信有点拿不准了。

性格与思想的矛盾体

范忠信的名字是母亲起的。母亲是个文盲，但给自己的3个儿子起了3个十分“高大上”的儒家名字：忠恕、忠义、忠信。

母亲是个共产党员，很正统，她认为世界应该都由白求恩、张思德们组成。对孩子，她的严厉在全乡出了名。在母亲的认识体系里，对与错都很绝对。

范忠信回忆，上小学第一天，回家兴奋地对母亲说：“老师很矮很矮，我打得过他，我不怕。”话音刚落，就挨了母亲重重的竹尺惩戒，母亲愤怒地说：“再矮小，那也是你的老师，他教给你知识，让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没有文化，以后你就是废物，一辈子要记得，永远敬重你的老师。”

对错的绝对，让范忠信后来的成长历程显得很矛盾，撕裂。

他自小就在革命英雄主义的教育中成长，艰苦奋斗，英雄气概，工农兵战天斗地，这些宣传内容对他的影响极大。“初中以前老是想，为什么我的身边就碰不到那些破坏分子，也让我能去举报或搏斗，从而成为英雄呢？”他甚至埋怨家乡没有铁轨供坏人破坏，也没有什么人落水供自己去救。

后来上了大学，感受就变了。1980年上本科，1984年读硕士，都是改革开放后思想最解放的年代，他称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百花齐放的时期”。

大学时接受的思想，和从小接受的教育，形成强烈的反差，精神上十分冲突。

现在的范忠信，看上去似乎处理好了这一矛盾。他把自由的思想、独立的精神、自主的人格作为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准绳，而把“革命英雄主义”、“艰苦朴素的作风”留给了日常生活。

生活保持着严谨、规矩、勤俭、质朴的习惯，每天闻鸡起舞，跑步锻炼。现在，严重的雾霾天让这个习惯难以为继。

范忠信说，在思想上，他希望真正“直立行走”，那是“人”的定义的一部分。这一次的爬行，他或多或少也是在阐释着这个定义。

作为典型的80年代大学生，他也曾被激情燃烧所振奋，被新学所启蒙。1988年秋，《瞭望》周刊发起“我与这10年”的征文，29岁的范忠信应征并获奖，文章题为《从臣民到公民》，他觉得是对自己和那一代人精神面貌巨变的一个阐释。

学生评价范忠信，生活上像个“老劳模”，思想上却像个“帮教对象”。作为一个体制内的思考者，尽管范忠信已经尽量委婉地发言，学生依然认为他太激进。

范忠信说，自己没有变，是学生变了。现在的学生，对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似乎早已没有同感。除了考研、考公务员、考司法、考外语，考数不清的证件，其它的似乎都不关心，除了考试需要背诵的“两课”内容和时事政治之外，国家大事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

“不成熟！”这是不少学生在他爬行之后的反应。少年二十，却批评知天命的老师不成熟，范忠信心情沮丧。

让他有时不得不放弃“闻鸡起舞”的雾霾天，学生们也不关心。他们可以天天戴口罩，但那口罩也像是“封口胶”一样，让他们同时失去了为争取蓝天白云而说话的能力。

“只要不是马上有生命危险，就还可以容忍，反正又不是我一个人受罪。”范忠信说，包括政治上的、社会生活上的“雾霾”，学生们也是这么看的。

他所在的法学界，也呈现出一种特别的逆反规律—越年长的学者思想越解放，越年轻的越是老成持重、谨小慎微。“江平、张思之、郭道晖、李步云、漆多俊等老先生，都80多岁了，往往思想解放如‘五四时代的青年。下一波，是我们这些在上世纪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思想较为解放，尚有批判精神，但比起老前辈又似乎力道差一些。再往下，‘80后‘90后，似乎都成熟冷峻得出人意料，任何事情，只要与自己眼下找工作挣大钱无关，都可以‘心如止水。”

现在的社会情形已经与80年代对调，现在是年轻人在袖手冷观中老年人的社会责任担当行为，评判长辈们的“另类”“不成熟”。范忠信感叹，年轻人的脑子，似乎已被格式化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