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晗

1990年代初，我家才有了电冰箱。它的出现并没有什么必要性，因为是一件重要而流行的家用电器，别人家买了，我们也要有。最初那台冰箱的牌子我不太清楚，只记得门上似乎画着三个“2”。

我家并没有很多东西要往冰箱里放，只有过年过节爸妈单位分的带鱼、鲅鱼之类需要放在冷冻室里，而那往往是冬天，室外就是天然的冰箱。夏天的时候，妈妈会批发一些冰棍、雪糕之类的，放在冰箱里留给我吃。我小学一年级认识一个好朋友，家里的冰箱是带自制冰棍的盒子的，她妈妈用奶粉冲了水，冻成冰棍给我们吃，这让我很向往。可是我家的冰箱没有这种盒子，只送了最普通的制冰盒，对我来说这并没有什么用。

有一阵冰箱是空的，大多数时候是断了电擦洗之后摆在那里。所以这台冰箱的寿命并不长，不知道是经常不用缩短了它的寿命，还是本来质量就不过硬。我也不确切记得它是什么时间坏掉的，努力回忆，依稀想起一些与它有关的事情。

比如说，小学五年级的夏天，妈妈会在一个很深的大铁钵子里面晾上凉开水，加上蜂蜜和糖，然后放进冷藏室。从炎炎烈日下回到家，打开冰箱，倒一碗这样的糖水，喝下去是凉凉的甜，沁人心脾。

那一年，小舅得了肝癌，发现时已经是晚期，他想吃的东西大家总是尽量满足，比如他在电视里看到的大碗面，比如盒装的冰淇淋。那时候，盒装冰淇淋在我们那里还是很少吃到的。妈妈买了放在冰箱里冻着，等周日带去给小舅吃。我打开冰箱看了又看，模糊地懂得不可以跟小舅争，他是病人，终于没有说出“我也想要吃”这句话。我在小舅家里见到了他痛楚的脸，吃了一些别人送来的裹着糖衣的花生，很快就回去了。我上初中的时候，小舅就不在了。我们来往并不密切，也没有于我很重要的事情发生，现在回想起他，我印象最深的只是大碗面、冰淇淋和糖衣花生。

我刚上初中时很不适应，那个中学离家远了很多，并且没有熟悉的同学，小学的伙伴们上的是另一所学校。我第一次骑上了自行车，兜里揣着两块钱，用来买午饭。课程比小学要多，任课老师也不熟悉我，因而显得毫不亲切。老师们总是偏爱成绩好的学生，而我入学的成绩并不特别拔尖——只是在原来的学校是第一名罷了。

初中一年级的教室在一层走廊的尽头，光线昏暗，旁边有几个洗手的水龙头，暗灰色的水泥显得粗糙而狰狞。我每天都盼着尽快放学回家，吃冰箱里妈妈买的雪糕，那是我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我讨厌学校和上课，虽然我学得并不差。

那时还发生了一件事情，有次上自习，教室里却吵吵嚷嚷，同桌当时似乎说了很好笑的事情，我笑了，一回头，看见教室后门玻璃上班主任的脸。放学后，她揪了几个同学过去，当中包括我。她用教鞭一遍遍敲着我的头问：是不是你在说话？我回答：我没说，我只是在听别人说话。可能我一直太幸运，之前有过多的关爱和庇护，所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被这样对待。我由于恐惧而不知所措，不再辩解，脑子里只想着：早点儿回家，我就又可以在灯光下吃一根甜蜜的雪糕……

多年后，我在家乡的一家超市偶然瞥见了初中一年级的班主任，犹豫了一下，终于没有打招呼。虽然她可能根本不记得我，我也一直希望自己做一个明亮的人，但有些时候还是做不到坦然。那些冻住的时光里，有我一直回避的事情。

后来，我认识了一位收藏相机的老师，他说家里的冰箱从不用于储存食物，里面全是古老的相机。然后，我就想起了那台常常闲置的冰箱，和与它有关的一切。或许回忆就是这样又甜又痛的吧。

（选自《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