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墨

安全压力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提升，中国实力上升给外部造成的安全压力越来越引起外界的关注，而中国自身的安全威胁问题受关注度却相对较低。事实上，与历史上其他崛起大国相比，中国所面临的内外安全环境要复杂得多。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与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学者施道安，2012年底出版过一本名为《寻找安全感的中国》的书。作者把中国面临的安全威胁分为“四环”，即中国疆域之内、围绕中国的周边、中国周边的6个区域体系以及周边以外的外环。黎安友与施道安所称的“中国安全威胁四环”，点出了中国安全压力的主要来源，即内部稳定问题、地缘环境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过程这些因素给中国造成的安全压力。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中，同时面临这些安全压力的大国并不多见。

中国的内部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分裂势力、恐怖主义以及社会稳定问题。但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这些安全威胁不能简单地用境内还是境外来界定，也超越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界限，带有明显的“联动”特征。位于美国的国际恐怖主义情报搜集组织3月18日表示，“东伊运”在网站上发布支持昆明暴力恐怖袭击的视频。尽管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境外恐怖组织策划了昆明的恐怖袭击，但近年来“疆独”策划的多起恐怖袭击与境外恐怖势力之间的关联性已是不争的事实。虽然印度在官方立场上不挑战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但印度数十年来给达赖集团提供庇护的事实，使中国的内部稳定问题带有明显的传统安全因素。黎安友去年2月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基金会所做的关于中国安全问题的演讲中指出，印度的底线是允许达赖在其领土活动，“这给中国在西藏的统治带来极大的不稳定”。

关于社会稳定问题，除了中国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差距、腐败问题、环境污染等造成的内部稳定问题，更具挑战性的还是中国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全球化带来的安全压力。

中国安全压力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非传统安全压力上升的同时，传统安全压力也在增大。对于中国今年的外部安全环境，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学者哈里·怀特认为肯定会比去年更为紧张。他在接受《南风窗》采访时表示：“在外界看来，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强硬，这使东京和华盛顿更加焦虑不安。对于澳大利亚来说，我们关注中国是否会在南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因为我们意识到中国在坚持自身利益上正变得更加自信，包括那些与邻国存在争议的利益，地区的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加剧。”中国所处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中国实力上升带来的东亚格局变化，是中国外部安全环境复杂化的重要原因，这也决定了中国的传统安全压力短期内不太可能得到明显缓解。

安全观变化

今年“两会”期间，外交部长王毅就安全观问题表示，我们希望倡导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综合安全，形成新的亚洲安全观。安全观的变化源于对安全威胁来源判断的变化。冷战的结束以及中国启动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周边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中国提出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的大背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安全观演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2000年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出席东盟地区论坛会议期间，提到金融危机、贫富差距、民族宗教矛盾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外交场合提及非传统安全问题。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出现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表述。不过，这段时期中国安全观总体上是基于“国家视角”，“安全主体”依然是国家。

2003年的非典危机是中国安全观出现变化的另一标志性事件。非典危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单纯以国家为视角的传统的安全观，使中国的安全观具有“社会视角”和“个人视角”。近年来，在中国舆论和官方话语表述中，疾病防控、自然灾害、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都被纳入“安全观”范畴，这些都涉及社会稳定与个人的安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重视“人的安全”是中国安全观的另一个明显变化。马航客机失联事件发生后，中国在与马来西亚保持沟通协调的同时，及时派出海空力量参与搜救，正是中国政府重视“人的安全”的集中体现。

中国安全观的内涵和外延都在不断变化，非传统安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这将对中国应对安全威胁产生何种影响？周方银认为，当一个安全威胁相对稳定，另一个安全威胁上升，就会导致安全观出现变化。“中日围绕钓鱼岛的博弈虽然依旧紧张，但也出现了某种稳定状态，而国内恐怖主义、环境污染等问题凸显，那么人们对非传统安全的重视程度肯定会提高。”他认为，外交实际上是为内政服务的，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外部环境基本稳定的背景下，国内安全压力凸显，那么关注点必然将更多地放在国内。不过哈里·怀特表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国内安全问题应该也必然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是从中短期来看，中国对非传统安全的关注会降低而不是升高。如果中国与美日的竞争加剧，那将意味着中国政府不得不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应对与这些军事强国之间的关系。”

强军战略

今年“两会”期间，中国领导人对军事国防的重视尤为令人关注。在3月5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提到“统筹推进各方向各领域军事斗争准备”、“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习近平主席3月11日出席“两会”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时提出“一心一意想强军、谋强军”。在3月15日就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后的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强调“用强军目标审视改革、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推进改革”。在周方银看来，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强军”有着深远的战略考虑。他认为，中国应对主权和领土问题这样的传统安全威胁离不开强大的国防，应对恐怖主义、海外利益威胁这样非传统安全威胁也需要过硬的军事实力。

周方银分析说，这次马航失联客机搜救，相关国家出动的基本都是军事力量，实际上提供的是安全公共产品。他认为，非传统安全领域公共产品能力的提升，是以传统安全能力提升为前提的，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军事能力的介入，这就是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比较谨慎的重要原因。但从长远看，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是中国将不断上升的软硬实力“合法化”的必然选择。

（摘自《南风窗》）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