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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亡之绝唱
——探讨苏轼与纳兰性德悼亡词的异同

2014-07-21陈晓超

文教资料 2014年10期
关键词:亡妻纳兰纳兰性

陈晓超

悼亡之绝唱
——探讨苏轼与纳兰性德悼亡词的异同

陈晓超

(营口职业技术学院特师分院,辽宁 营口 115000)

一宋一清,相隔甚远。豪放婉约,风格迥异,南辕北辙。一个是用词写悼亡的首创,一个是其忠实的传人,在继承中有所发展却又大相径庭。文章围绕苏轼和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作,深入探讨二人悼亡词迥异的风格和造成差异的原因。

悼亡词 婉约 豪放

一、千古悼亡

悼亡诗的源头可以追溯到 《诗经》,《诗经·唐风·葛生》从葛藤写起,动人心弦,写两相分离各自独处的忧伤,写亡人的独处无伴,亦写生人的孤独无亲,读来倍感神伤。这首诗被后世认为是“悼亡诗之祖”,堪称我国悼亡诗的滥觞,生死不渝的忠贞爱情绝唱,可以穿越时空,化为每个时代人们心中的期许,时至今日一直被奉为悼亡诗经典。到了魏晋,潘岳的《悼亡诗》三首开创了中国悼亡诗歌之先河,中国古代文学才开始有“悼亡”一说,“悼亡”二字也成了悼念亡妻的专用词。到了南朝,沈约的《悼亡诗》可谓清怨哀伤,悲怆靡加,对后世以离别哀亡为题材的诗词作品有较为深远的影响,沈约把南朝之前作品的“哀而不伤”推向“哀伤并茂”的新境界。随着诗歌发展到了鼎盛时期的唐代,悼亡诗也出现了新的佳作,例如元稹的《离思》:“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言情而又不庸俗,悲伤而又不低沉,极为扣人心扉,感人肺腑。其悼亡诗用笔极妙,意境极高,抒情强烈,瑰丽而又不浮艳,成为唐人悼亡诗中的千古名篇,堪称悼亡诗的绝唱。宋代悼亡词的绝唱当属苏轼《江城子》,豪放大家的婉约词别有一番滋味。到了清代,纳兰性德悼亡诗词流露出哀婉凄楚的不尽相思之情,其悼亡词幽艳断肠,细腻婉约,独树一帜。作为宋代文学的集大成者,苏轼推翻词必香软的樊篱,突破词卑诗尊的惯例,开拓词境,使词无事不可写,无意不可入,将词提升到与诗歌同等地位,词亦具备表现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功能。苏轼是首创以词的形式写悼亡这一内容的,以一曲《江城子》将悼亡词推向了顶峰。在此之后只有清代的纳兰性德所创作的悼亡词才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一宋一清,时代迥然,风格却不尽相同。

二、异中有同

纵观两大词人年代相隔甚远,创作风格迥异。若按照“豪放、婉约”二分法,则东坡当属豪放词派,容若则是婉约词派。他们所创作的悼亡词理应有所不同。有怎样的不同之处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两点。

1.词中浸透的思想感悟和人生沉淀不同。苏轼一生仕途坎坷,屡次被贬,宦海浮沉,可谓大起大落,颠沛流离而又漂泊不定的生活不仅让他疲惫,而且让他豁达深沉。经历磨难和考验后是对人生历练的感悟,是成熟,是豁达,是大气豪放下的真挚深沉,他对人生有了更深的思考。他的悼亡词中浸透了人世沧桑感悟,例如《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不仅是对亡妻的真挚思念,而且是十年官场沉浮的感慨。悼亡之中有对自身遭遇的感叹,生死契阔,一别十年,无尽的思念早已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习惯之中,“不思量自难忘”,感情真挚,情真意切。两处思念,王弗应孤独无依苦苦思念与自己,生者亦然,“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恰恰是十年间他仕途起落的复杂感慨,不仅诉说了对亡妻的悼念,而且有对自身的自悼和感慨。这种生活上的艰辛,这种人世的艰难至亲至爱却不在身边,更加深了对妻子的怀念之情。由此我们可见苏轼的悼亡无形之中已经融入了其人生感悟,这是经历后的沉淀,亦能显示苏轼的悼亡真实、真挚。纳兰性德出身名门贵族,地位显赫,衣食无忧,仕途一帆风顺,与苏轼那种仕途波折完全不同,相反家世的殷实、仕途的坦荡却成为他难以摆脱的枷锁,使他身在其中倍感压抑和束缚。现实的优越、富足与纳兰一直追寻宁静自由的精神家园恰恰相反。爱妻卢氏的过早离世无疑给纳兰以沉重的精神打击,让他倍感世事变化无常,同时也激发了厌世之感。在他的词作中时时流露出一种幻灭的悲哀,无尽的忧伤。如《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中无不体现出词人对人世无常,人间无味,乃至关于个体生命存在意义的深沉思考。与苏轼不同之处就在于纳兰由于出身高贵缺乏对生活的真切体验,也缺乏一定的社会经验和磨砺,当他在受到重大打击时往往找不到出路与精神的寄托,只能借助于词排解心中无尽的苦闷和悲伤,他的悼亡词就彰显了一种华贵的悲哀。

2.艺术风格上的差异。悼亡词特殊的书写范围决定其情感基调是哀伤低沉的,其主要特点是婉丽凄清。李煜的“金窗力困起还慵。一声羌笛,惊起醉怡容”、元稹的“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日哀”、贺铸的“空床卧听南窗雨,谁复挑灯夜补衣”无不浸透着凄切哀婉。纳兰容若的好友顾贞观曾经这样评价容若的悼亡词:“容若词一种凄婉处,令人不忍卒读,人言愁,我始欲愁。”这句挚友的话表明了纳兰容若词作令人肝肠寸断、婉丽凄清的特点,其字里行间尽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爱意幽思,道不尽欲说还休的柔肠悲歌,一种魂牵梦绕镂骨铭心的追念相思之情,如断肠之曲,摧人心肝,读来不免使人荡气回肠,凄美之感充盈其间,久久不能自已。纳兰悼亡诗的风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意象。意象是融入了诗人感情的万事万物,意象是诗人情感的选择,我们恰是透过这些意象感受诗歌的意境从而把握诗人的情感的。纳兰悼亡词中的意象凄淡灰暗,凄冷哀伤,比如常见的意象如青衫、斜路、蔓草、空阶、重泉、清泪、椒浆、纸灰、斜阳、秋坟、西风、黄叶、残阳……诸如此类的意象举不胜举,比比皆是,这些意象使词作笼罩在哀伤的氛围中,让词具有一种凄清的意境,透露出词人悲凉伤感凄清的真实情感。其次是词作的意境。意境是词的灵魂。纳兰词当属婉约派,婉约词之境界大都哀婉凄清,缠绵凄婉。容若的词不失这样的特点,而且更胜一筹,独具特色,我们总是于不知不觉中为其所营造的凄切哀怨的情景所感动,让心灵为之震撼。

苏轼一生经历颇丰,情感、官场、人世的沉浮变故,深刻的人生思考让他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痛苦、愤懑、消沉的情感经历早已化为对痛苦的超越和对苦难的傲视。这些都是纳兰性德没有的,相比之下苏轼的悼亡词更多出一分深沉和冷静。苏轼的悼亡词吸取豪放词与婉约词的特性,独具一格,用真挚质朴的语言写尽爱的深沉,夫妻间平淡真实彰显感情深厚。苏轼在婉约词融入了豪放,柔弱深情中感受的是内心坚强。而纳兰的悼亡词则是彻头彻尾的婉约,是婉约中的婉约,是一种由内而外深深的发自肺腑的柔弱凄切。同样的丧妻之痛,苏轼的思念化成和呼吸,吃饭一样正常,自是不会忘记,可又不会挂在嘴边,埋藏心底,由痛至淡,爱情是埋于心底的力量。苏轼在《江城子》中始终将王弗看做是一个存在,只是这个存在跨越生死,阴阳相隔,二人亦是相互思念,这种爱最终超脱世俗,淡然处之。苏轼的情感深沉大气也炙热也平淡美好,是一种超然的情感。纳兰性德呢?一直沉浸在丧妻之痛中无法自拔,不能自已。特有的多愁善感的性格,任由痛苦蔓延.最终也没能挣脱,可谓哀感绝艳。一句话,如果苏轼的悼亡词是豪放中的婉约的话,那么纳兰性德的悼亡词便是婉约中的婉约。

尽管如此,两人的悼亡还是有共同之处,比如手法上注重白描,自然和不事雕饰。所谓的自然就是语言表达上,不雕琢,不刻意,纯任性情,无论写景,抑或抒情,都发自肺腑。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这样写道:“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徐乾学也称赞仗纳兰的词“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无论是纳兰的悼亡词还是苏轼的《江城子》都是以感情真挚取胜,不以其辞藻华丽,刻意雕饰取宠,用语自然清新。纳兰的《青衫湿遍·悼亡》是纳兰性德于卢氏离世半月后所作的第一首悼亡词,上阕回忆了妻子病逝前带病在灯下做女红的情景,自己便情不自禁泪流满面。自己想到平日里胆小的妻子连空房都不敢独留,如今只有梨花之影相伴情景,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内心悲痛的情绪。下阕通过墓地丧礼的叙述,表现出对妻子的深切悼念和相思之情。词作基本上都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情景和最普通的事物,写词人思念亡妻的真挚情感。写场景时不修饰,以白描为主,恰恰是这种最自然的感情最让人潸然泪下,真可谓字字含悲。苏轼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全词感情深挚,上阕写深沉的相思,下阕由现实转向梦境,词人在写幽梦还乡的情景。用的是白描的写法:在一个平常有宁静的清晨,在一间带着轩窗的小屋子里,早起的妻子正对着镜子梳妆。没有过分的刻画只是一个让人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情景。相聚时刻,四目对望心中千言万语化作无语的凝噎,此时无声胜有声。更无修饰之语,情感真挚动人。此景此情,以白描的手法,抒写深情,自然亲切。

三、差异的原因

两人的差异显而易见,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因素。

首先,不同的时代和迥异的人生经历。苏轼生活在北宋中期,其父苏洵,其弟苏辙皆是文豪,由于家庭的熏陶和自己的努力,苏轼自小才智过人,知识渊博,他关心时政,有兼济苍生的雄伟抱负。不幸的是,步入官场便陷入北宋的党派之争,仕途上屡屡受挫,正如其诗所言“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可贵的是,苏轼并没有一味消沉,有的是豪情奔放和看尽人生的豁达。他的一曲《江城子》是悼念亡妻,也有自悼,向亡妻诉说自己内心苦闷的同时,自己的积郁苦闷也得到排遣。苏轼没有在悼念中消亡甚至消沉,却是在悼亡中寻找到了安慰,痛定之后,冷静之后继续前行追逐自己的梦想。

纳兰性德生于康乾盛世的太平年代。身为权相明珠之子,才华出众,文武双全,深受康熙皇帝的赏识和重用,封为御前一等侍卫,出身豪门,从小锦衣玉食,仕途通达。纳兰一生没有经历苏轼那样的仕途坎坷,他犹如温室中的花朵,不会真正关心人间百姓疾苦,只是更多考虑自己,关注自我。这些体现在词中便是那种雍容华贵的忧伤。婚后三年后卢氏与世长辞,更是留给他亘古不变的悲伤。尽管生活优越,但他并不快乐,加之多愁善感的性格,这位满洲第一词人3l岁就英年早逝。

其次,迥异的性格和情感沉淀。作品是词人性情的再现和文人性格的反映,苏轼和纳兰性德在性格的迥然差异必然决定两人完全不同的词风。苏轼受儒家、道家和佛教多种思想的影响,性格豪放,乐观旷达又超尘脱俗,一生仕途坎坷仍然能够保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从《念奴娇·赤壁怀古》、《密州出猎》、《赤擘赋》等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苏轼性格中奔放的一面。《江城子》由伤痛入笔,却又从伤痛中得以解脱,这就是苏轼,因为他有常人没有的胸襟和气魄。相比之下,纳兰性德就没有超脱,他天生敏锐,性情多愁善感,有着常人没有的感悟力,对感情过于执著,对爱妻的离世耿耿于怀,放不开,也看不透,始终无法走出丧妻的悲痛,自然也无法超脱,无法像东坡那样上升到社会政治的高度,自然也无法忘记伤痛,超尘脱俗。

苏轼是真正意义上悼亡词的开创者,纳兰性德是继其后写悼亡词最多的文人,纳兰是东坡悼亡词的忠实传承者,在继承中又有发展,将悼亡词的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1]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潘荣江.浅论纳兰性德悼亡词的特色与成因[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3).

[3]张鲁明.苏轼与纳兰性德悼亡词比较.文学教育,2008.

[4]因无端之事作有关之想——小议纳兰性德悼亡词[J].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18(3).

[5]黄天骥.纳兰性德和他的词.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

[6]张锡梅.人间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和月——评析三大悼亡词[J].现代语文(文学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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