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 进

(长安大学 文传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明代唐诗选本与“唐无五言古诗”之争*1

岳 进

(长安大学 文传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4)

明代选家以选本的方式标举诗学观念、参与论争，通过对格调派、竟陵派等诗学流派的代表性选本的分析，可以见出陈子昂、韦应物、储光羲、王维、杜甫等唐代诗人五言古诗的选录和评点，是围绕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的诗学论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唐古与汉魏古诗的关系、唐古的接受和认识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理论批评意义和学术价值，且对清代选本和诗学批评产生深刻的影响。

唐诗选本;五言古诗;竟陵;格调

明代诗学流派林立，持论各异，或尊汉魏，或奉六朝，或标初盛唐，或举中晚唐，相互攻歼，论争激烈。在这种氛围下，选本开始作为发表和倡导诗学观念、同时攻击异己的有效手段，受到论家的青睐。同时，明代发达的印刷技术和商业文化也为诗歌选本的大量涌现、迅速传播提供了可能。如“后七子”领袖人物李攀龙编选古诗、唐诗选本《古今诗删》，在唐诗部分的《选唐诗序》中提出：“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焉。”引发明清论家对唐五言古诗的激烈争讼，并影响到诸多唐诗选本的评选。批评观念的差异落实到选本上，就体现为对具体诗人、诗体的不同编选和评议。无论持论者是赞同还是反对，他们的意见都映照出明人是如何看待唐五言古诗，以及如何筛选出五古经典诗作和诗人，不仅突显出明代诗学批评的选本特色，还展示了清代选本批评的学术渊源，对于明、清两代的诗学研究都大有意义。

一、陈子昂与“唐无五言古诗”说

李攀龙所谓“唐无五言古诗”，提出唐代没有汉魏风格的五言古诗，而只有属于唐代风格特色的五言古诗，即使陈子昂的拟古诗，也是自以为是汉魏古诗，并不可取。虽然“前七子”关于古体宗汉魏、近体宗盛唐的观念已包含唐代古诗不值得宗法的意思，而李攀龙的论断更加坚决，似乎完全、彻底地否定了唐古。此论一出，明代论家纷纷从各自的诗学视角出发加以回应。如胡应麟认为:

惟杜陵《出塞》乐府有汉、魏风，而唐人本色时露。太白讥薄建安，实步兵、记室、康乐、宣城及拾遗格调耳。李于麟云：“唐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可谓具眼。[1][p.35]

唐代仅杜甫《出塞》有汉魏遗风，且不时显露出唐古的“本色”，远不及汉魏古诗，因而称赞李说“可谓具眼”。但他又不满李攀龙对陈子昂“弗取”的非议，“子昂《感遇》，尽削浮靡，一振古雅，唐初自是杰出。盖魏、晋之后，惟此尚有步兵余韵。虽不得宋、齐诸子并论，然不可概以唐人。近世故加贬义，似非笃论。”[2][p.37]认为子昂五古虽不及魏晋，却远过齐梁，可攀比宋齐。显然，他赞同李攀龙辨体细分的观念，也注重辨别唐古与汉魏古诗的差异，但对唐人具有古诗风格的五古又持保留态度。晚明许学夷对李说的认同度则更高，更大程度地支持李攀龙严格的辨体区分思想：

李于麟《唐诗选序》本非确论，冒伯麐极称美之，可谓惑矣。《序》曰：“唐无五言古诗。”愚按：谓子昂以唐人古诗为汉魏古诗弗取，犹当；谓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而皆弗取，则非。(原注：汉、魏、李、杜，各极其至。)[3][p.345]

许学夷认为，陈子昂的五古混淆唐古与汉魏古诗，“弗取”是正当的，但如果仅限定汉魏古诗为五古唯一鉴别标准，否定唐代所有五古的成就，则是不对的。二人都认为唐古确是不同于汉魏古诗，因而肯定李说。这与明代诗论中愈来愈注重辨体区分的趋向相符合。但在陈子昂的评定上存在较大争议。陈子昂是唐代古诗发展中里程碑式的人物，提倡汉魏，改变一代诗风，如何评价其古诗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判断唐有无“古诗”的标志。那么，李攀龙对陈子昂的五古到底是怎样的态度？是否完全否定唐代五古？下面再验之以《古今诗删》，从选本的角度考察李攀龙的论断。

李攀龙提出“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焉”，但在实际的删选中，《古今诗删》选入陈子昂五古7首，且排名第六，与其他选本相比：《唐诗品汇》选五古55首，仅次于李白、韦应物和杜甫，位居第四；《唐诗解》选14首，位列第六，对陈子昂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其他选家。只是李攀龙未选《感遇诗》，选入另一组名作《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六首和《酬晖上人夏日林泉》，而其他选家对于《感遇》非常重视。《唐诗品汇》尊陈子昂为“正宗”，选入《感遇》36首，评云：“观其音响冲和，词旨幽邃，浑浑然有平大之意，若公输氏当巧而不用者也。”[4]《唐诗解》也选入《感遇》11首，占入选量的78.5%。对于《感遇》评点家也都给予极高的评价。如顾璘《批点唐音》指出：“仰元圣之特立，不及汉魏，远过梁齐，卓然与唐风作祖，可谓有功雅道者也。”[5][p.91]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评《感遇其二十七》：“意古调高，入之《古诗》，可作二十首矣。”[6]各家评论大致以汉魏古诗为标准，指出《感遇》在立意、音调、词旨等方面，与之颇为相近。

另一方面，在追求纯正诗体的格调派论家看来，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致力于复古，仍未达到古诗的“天韵”。如王世贞说：“陈正字淘洗六朝，铅华都尽，托寄大阮，微加断裁，而天韵不及，律体时时入古，亦是矫枉之过。”[7][p.1005]许学夷更进一步解释说：

盖子昂《感遇》虽仅复古，然终是唐人古诗，非汉魏古诗也。且其诗尚杂用律句，平韵犹忌上尾。至如《鸳鸯篇》、《修竹篇》等，亦皆古、律混淆，自是六朝余弊，正犹叔孙通之兴礼乐耳。[3][p.144]

《感遇》虽源自阮籍的《咏怀》，却终究是唐代古诗。究其原因，时代不同，诗风不同，处在“五言古渐趋于律”的初唐时期，陈子昂的古诗难免受到格律的影响，迥异于浑然天成的汉魏古诗*关于陈子昂古诗的古、律混杂分析，详见葛晓音《陈子昂与初唐五言诗古、律体调的界分》，《文史哲》2011.3。。李攀龙所谓“唐无五言古诗”，意在区分二者，反对混同，着实体现出注重诗体辨析、追求诗体纯正的诗学思想。具体看来，李攀龙选入的陈子昂古诗分为两类，一类是《蓟丘览古》六首，追摹古作，全用散体，往往先叙历史、再抒发慨，写作手法上，直抒胸臆，全无藻饰，直写眼中所见、心中所思，句意浑成，格调高古。另一类是《酬晖上人夏日林泉》，几乎采用五律的写法，首联写上人居处白云、青莲，中二联描绘岩泉、树石和轩窗、庭户，结句表示愿从上人归隐，其中三、四句写景完全对仗，突出体现了唐古古律混杂的特色，与《蓟丘览古》形成一种鲜明的对照。

至晚明陆时雍评选《诗镜》也受到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的影响，认为

观五言古于唐，此犹求二代之瑚琏于汉世也。古人情深，而唐以意索之，一不得也；古人象远，而唐以景逼之，二不得也；古人法变，而唐以格律之，三不得也；古人色真，而唐以巧绘之，四不得也；古人貌后，而唐以姣饰之，五不得也；古人气凝，而唐以佻乘之，六不得也；古人言简，而唐以好尽之，七不得也；古人作用盘礡，而唐以径出之，八不得也。[8][p.8]

与注重体式格调的李攀龙不同，陆时雍是从情与意、象与景、法与格律、色真与巧绘等八个方面比较唐古与汉魏古诗的差异，强调二者的区别。陆时雍对陈子昂五古也颇为不屑，仅选入《秋园卧病呈晖上人》一诗，未选入一首《感遇》。“阮籍《咏怀》出自深衷，子昂《感遇》情已虚设，言复不文，虽云不乏风骨，然此是顽骨不灵也。其诗三十八首，余谓首首俱可省得。”[8][p.436]显然，陆时雍是从情真的角度摒弃陈子昂《感遇》。故而，对于李白《古风》态度与李攀龙完全不同，《总论》云：“李白《古风》八十二首，发源于汉、魏，而托体于阮公。”[8][p.9]选录《古风》27首，着重赏其“一往情深”、“有情可观，无迹可履。”[8][p.612]

李攀龙从辨体思维出发，区分唐古与“古诗”的差异，并付之于诗选，是明代诗体批评趋向细致化、经典化的表现，值得肯定。但在理论上，李说中另有将这种差异极端化的意味，完全排斥唐人具有汉魏风格的五古，无视汉魏古诗与唐古的源流关系，刻意造成绝对分化，是招至其他诗家反对的重要原因。晚明竟陵派领袖钟惺在《诗归序》中激烈地批评说：昭明选古诗，人遂以其所选者为古诗，因而名古诗曰“选体”，唐人之古诗曰“唐选”。呜呼！非惟古诗亡，几并古诗之名而亡之矣。[9]李攀龙所云“五言古诗”即《昭明文选》中选录的汉魏古诗*这是承袭宋人以来的观念。如严羽云：“《选》诗时代不同，体制随异，今人例谓五言古诗为选体，非也。”。钟惺反对将古诗的内涵和标准偏狭地限定在《文选》的汉魏古诗，并由此将唐古完全排斥在外。因此，《唐诗归》选入陈子昂《感遇》5首，张九龄《感遇》8首，评云：

感遇诗，正字气运蕴含，曲江精神秀出。正字深奇，曲江淹密，各有至处，皆出前人之上。盖五言古，诗之本原，唐人先用全力付之，而诸体从此分焉。彼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本之则无。不知更以何者而看唐人诸体也？[9]

竟陵指出，李说从本源上否定了唐古与汉魏古诗的亲缘关系，也就是否定了唐古的一切成就，而陈子昂、张九龄的《感遇》各有特色，成就甚至远在阮籍《咏怀》之上。评汉《古诗三首》其一云：

托物之旨，深宛巽顺，得微贱自达高远之意。上本《离骚》，下为陈正字、张曲江《感遇》诸诗语之祖。[9]

《感遇》被置放于《离骚》、汉诗的传承系统中，按照“贵远贱近”的逻辑，以汉代古诗为祖，源自于古诗的最高境界，自然“格韵兴味，有远出《咏怀》上者”。[9]这样就改变了《感遇》与《咏怀》、唐古与晋代古诗的源流关系，从诗歌发展的本源上提升了唐古的地位，达到驳斥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的目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明代选家都十分重视唐古与汉魏古诗的关系，不过相对于李攀龙注重严苛的诗体辨析、区分差异，其他选家更侧重从诗体源流发展的角度肯定二者的相似之处，认同唐古与汉魏古诗的亲缘关系，并对陈子昂《感遇》及“酷得汉魏建安处”的唐古，给予充分的肯定，诚如周珽所说：“今纵观唐人五古，妙极自然者不胜枚数，如伯玉、子昂皆有《感遇》篇什，太白《古风》，子美前、后出塞，储光羲《田家杂兴》，与韦应物《拟古》诸作，俱一题不止数首，酷得汉魏建安处，真似临摹法帖，谁谓苏李曹阮之后，竟成绝响也耶？”[10][p.481]胡震亨亦云：“李于麟‘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为初盛言则过，以施其数子恰可。”[11][p.6887]这里所言“数子”，指晚唐“以五言古诗鸣者”，可见晚明论家基本认同除晚唐之外的初、盛、中唐五古，对此的具体梳理详见下一节。

至清代沈德潜编《唐诗别裁集》选《感遇》15首，云：“陈伯玉力扫俳优，直追曩哲，读《感遇》等章，何啻在黄初间也。张曲江、李供奉继起，风裁各异，原本阮公。唐体中能复古者，以三家为最。”[12]王士祯编《古诗选》选《感遇》24首，亦云：“唐五言古诗凡数变，约而举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陈伯玉之力最大。曲江公继之，太白又继之，《感遇》、《古风》诸篇，可追嗣宗《咏怀》、景阳《杂诗》。”[13]陈子昂五古的复古成就获得最大的肯定。

二、明代唐诗选本中的五言古诗

李攀龙虽然提出“唐无五言古诗”，但在《古今诗删》中入选的唐五古数量却并不算少，合计122首，仅次于七绝167首和五律125首。上文主要围绕陈子昂的古诗与汉魏古诗的关系，探讨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及相关论家观点。那么，除此之外，李攀龙又选取了哪些唐代五古？它们具有怎样的风格特色？与汉魏古诗又有何关联？明代论家又是如何看待的？下面进入深一层地探讨。

关于五言古诗，胡应麟在《诗薮》中从诗体发展史的视角作了宏观的考察：

古诗浩繁，作者至众。虽风格体裁，人以代异，支流原委，谱系具存。炎汉之制，远绍《国风》。曹魏之声，近沿枚、李。陈思而下，诸体具备，门户渐开。阮籍、左思，尚存其质。陆机、潘岳，首播其华。灵运之词，渊源潘陆。明远之步，驰骤太冲。有唐一代，拾遗草创，实阮前踪，太白纵横，亦鲍近矱。少陵才具，无施不可，而宪章祖述汉、魏、六朝，所谓风雅之大宗，艺林之正朔也。[2][p.23]

这里梳理出的古诗谱系，始自《国风》，由汉代枚乘、李陵和魏曹植，奠定五古形成的基础；六朝阮籍、左思，陆机、潘岳、谢灵运、鲍照等人，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至唐代，陈子昂、李白分别承继阮籍和鲍照，只有杜甫真正继承汉魏古诗的正统。而对于李、杜，胡应麟也颇有微词：“惟杜陵《出塞》乐府有汉、魏风，而唐人本色时露。太白讥薄建安，实步兵、记室、康乐、宣城及拾遗格调耳。”[2]即使选家普遍选入的《前出塞》、《后出塞》等杜甫五古的代表作，也不免露出唐人“本色”，远不及汉魏古诗。此外的唐古则被归入另一类别：

古诗轨辙殊多，大要不过两格。以和平、浑厚、悲怆、婉丽为宗者，即前所列诸家；有以高闲、旷逸、清远、玄秘为宗者，六朝则陶，唐则王、孟、常、储、韦、柳。但其格本一偏，体靡兼备，宜短章，不宜巨什；宜古选，不宜歌行；宜五言律，不宜七言律。[2][p.23-24]

胡氏根据审美风格分五古为两格：一格是承自汉魏的正宗，“前所列诸家”，呈现出“和平、浑厚、悲怆、婉丽”的特点；一格是陶渊明开创的偏格，主体风格为“高闲、旷逸、清远、玄秘”。虽被批评是偏格，是与汉魏古诗有别的六朝古诗，陶诗一系仍然属于古诗系统，与真正“有其古诗”的“唐体”不同。(关于这方面的详细论述见下节)似乎也因为如此，在《古今诗删》等代表性唐诗选本中，这一类唐古受到普遍的重视。试取明代唐诗选本中五言古诗部分数量排名前十位的诗人列表如下：

表1 明代唐诗选本中五言古诗前十位的排名

由表1可见，李白、杜甫之外，各选本基本是以韦应物、储光羲、王维、常建、柳宗元等人为主，个别选本有所调整。对于这些诗人五古成就的认同，是宋元以来逐渐形成的共识，这一点从元代杨士弘所编《唐音》即可见出。《唐音》中的五古数量排名如下：(1)韦应物(45)，(2)储光羲(39)，(3)陈子昂(26)，(4)王维(19)，(5)孟浩然(19)，(6)柳宗元(14)，(7)常建(13),除去《唐音》未选李、杜外，其他诗人都十分一致，且这些诗人在明代选本中的数量排名也与《唐音》相似。试观下表：

表2 明代唐诗选本中韦应物等人的数量排序

注：《唐诗镜》中有五言乐府一体也并入五言古诗中合算。

通过对比可知，陈子昂、孟浩然外，表2中的排序与《唐音》惊人地相似，由此可推知《唐音》对明代唐诗选本的巨大影响，在其勾勒的唐代五古轮廓下，明人作了进一步地补充和完善。而其所负载的宋元以来的五古诗学观念，也得以具体而微地传承和感知。首先来看表2中五古入选总量最高的诗人韦应物，早在《唐音》中已获得多达45首的入选数量，高居榜首。《唐诗品汇》又选录93首，仅次于李白，位列第二，进一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随后，在明代中晚期选本的数量排名始终保持在前六位，较为稳定，可知其五古获得选家的高度肯定，诗史地位颇高。这与明代论家对韦诗的首肯是相吻合的。如顾璘《批点唐音》云：“韦公古诗当独步唐室，以其得汉魏之质也。其下者亦在晋宋之间。”[5][p.150]又云：“五言古诗先学韦应物，然后诸家可入。”[5][p.150]徐献忠《唐诗品》评云：“苏州诗气象清华，词端闲雅，其源出于靖节，而深沉顿郁，又曹、谢之变也。”何良俊《四有斋丛说》也说：“韦左司性情闲远，最近风雅，其恬淡之趣，亦不减陶靖节。唐人中五言古诗有陶、谢遗韵者，独左司一人。”[14]可见，由于对五古的独擅，韦诗“得汉魏之质”，深合古人体制，闲情婉约、清高淡远的风格又与陶渊明十分接近，始终受备受推崇。至明末陆时雍甚至说：“韦苏州澹而韵，陶服其香，柳逊其秀，品之最贵。六朝余绚。”[8][p.824]相比之下，与之并称的柳宗元，“清峭有余，闲婉全乏，自是唐人古体。”[2][p.36]入选数量和排名都远不及韦应物。

储光羲五古的入选量仅次于韦应物，因为《田家杂兴》等大量描写山村田园生活的诗作受到普遍的欢迎，如《古今诗删》选储光羲五古9首，其中《田家杂兴》8首。胡应麟云：“储光羲闲婉真至，农家者流，往往出王、孟上。”[2][p.36]钟惺评储光羲《同王十三维偶然作》亦云：“寄兴入想，皆高一层，厚一层，远一层，田家诸诗皆然。有此心手，方许拟陶，方许作王、孟，莫为浅薄一路人便门。”[9]尽管是站在真率自然和寄兴厚远的不同角度，不同流派的诗家都一致肯定储光羲的田园诗，因此在《古今诗删》和《唐诗归》中储光羲都位居第三，仅次于杜甫、李白，备受重视。但在个别选家那里也遭到了否定、排斥，陆时雍就认为：“储光羲衷无本情，语无定趣，前后自不相喻。”[8][p.515]《唐诗镜》仅选储五古4首。

与韦诗、储诗的相对稳定不同，王维五古呈现出高低起伏的态势，选家的争议也颇为值得重视。王诗在《唐诗品汇》、《古今诗删》和《唐诗镜》中排名十分靠后，仅居第8、第7和第9位，这当然与其在体裁上擅长律、绝，且受到论家的偏爱大有关系。《唐音癸签》云：“仲默云：右丞他诗甚长，独古作不逮。读其集，大篇句语峻拔，殊乏完章；小言结构清新，所少风骨。”[11][p.6894]李攀龙《选唐诗序》特别提到：“七言律体诸家所难，王维、李颀颇臻其妙。[1]选王维七律11首，仅次于杜甫13首，位居第二，另选五律9首，五排5首，五绝6首，七绝6首，入选量均不低，突出了王维在律诗和绝句方面的创作成就。陆时雍也说：“古诗如青红浅碧，律诗如翡翠珊瑚，此其材之有限。”[8][p.518]《唐诗镜》仅选入五古14首，位居第九。

竟陵却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的看法：“王、孟之妙在五言，五言之妙在古诗，今人但知其近体耳。每读唐人五言诗妙处，未尝不恨李于鳞孟浪妄语。”[9]十分反对李攀龙的“唐无五言古诗”说，认为“情诗，闲寂诗，田家诗，右丞一一能妙。”[9]《唐诗归》选录王维五古增至34首，上升至第4位。具体而言，《古今诗删》所选7首五古，除山水诗《蓝田石门精舍》外，主要是《西施咏》、《送别》、《齐州送祖三》等咏怀诗。竟陵则另辟蹊径，“彼以禅寂、闲居求右丞幽静者，真浅且浮矣。”[9]力图在清寂、幽静之外，深度发掘多样化的风格，如从《偶然作》、《献始兴公》等诗“见清士、高人胸中皆似有一段垒块不平处”，“激烈悲愤处”[9]，并从幽深、细腻的视角解读《早春行》、《西施咏》等诗，“情艳诗到极深细、极委曲处，非幽静人原不能理会，此右丞所以妙于情诗。”[9]与王维并称的孟浩然，选录情况与此相似，其入选量处于表2中最低的位置，《古今诗删》仅选入1首五古，《唐诗镜》仅2首，而《唐诗归》增至12首，强调“浩然诗，当予清浅中寻其静远之趣。”[9]

此外，常建的五古也颇具争议性。唐代殷璠《河岳英灵集》评常建为第一，但在明代唐诗选本中却屡居末位，遭到一定的冷遇。格调派论家认为常诗幽深、玄妙，是在王、孟之外另辟一径，如胡应麟多次对比常、孟，云：“常幽深无际，孟古雅有余。”[2][p.38]“孟诗淡而不幽；常建‘清晨入古寺’、‘松际露微月’，幽矣。”又云：“常建语极幽玄，读之使人泠然如出尘表。然过此则鬼语矣。”[2][p.36]邢昉《唐风定》也说：“诗家幽境，常尉臻极”。[15]常诗的“幽深”、“幽玄”不止在风格上独异于王孟的清远、闲逸，从诗史的角度看，还指向偏离盛唐的晚唐诗风，如桂天祥《批点唐诗正声》云：“常诗短篇固佳，而气格少减，晚唐胚胎必自此始。”[6]陆时雍《唐诗镜》亦云：“常建好作清异，然得意未深。”[8][p.575]格调派崇尚盛唐的格调高华、气势雄浑，坚决摒弃晚唐，自然对常建的认可度不高。当然，这种趣尚并不能概括所有选家，主张“幽深孤峭”、反对滞木熟陋的竟陵派就偏致心赏，提出“初盛唐之妙，未有不出于厚者。常建清微灵洞”，“非不厚也，灵慧之极有所不觉耳。”[9]其与储、王的区别是，“储与王以厚掩其清”，“常建以清掩其厚”。这就是说，常诗属清中带厚，与储、王相比仅是更加突出“清”的特质，就从根本上消解了常建与盛唐诗人的隔阂。由上述可知，通过明代选家的增删汰录、评议论争，唐古中较为接近古诗的名家名作被遴选出来。

三、杜甫五古与“唐有其古诗”

李攀龙所谓“唐有其古诗”，没有详细论述唐代五古如何自成“其古诗”。那么，在上述较接近汉魏古诗的初、盛唐诗之外，什么是唐古真正的风格特色，或者说唐古与汉魏古诗最大区别？对此，后来的论家在选本和诗文评中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细致地辨析。如许学夷《诗源辨体》云：“五言古至于唐，古体尽亡，而唐体始兴矣。”[16][p.177]并进一步阐释“古体”与“唐体”的分别：

汉魏五言，深于兴寄，故其体简而委婉。唐人五言古，善于敷陈，故其体长而充畅。

汉魏五言，声响色泽，无迹可求；至唐人五言古，则气象峥嵘，声色尽露矣。[16][p.47-48]

在创作手法和效果上，唐古“善于敷陈”、“气象峥嵘，声色尽露”，是与汉魏五古最大的不同。上引陆时雍所言，在比较中阐述唐人“巧绘”、“矫饰”、“以好尽之”等特点，也同样认为唐古比汉魏古诗更善于描绘景色、刻画外貌、表述情意。最能彰显如此唐古特色的莫过于杜甫的五古长篇，“篇幅恢张，变幻莫测”，叙事件，论古今，述真情，刻画山水，描摹景物，与传统汉魏古诗的抒情特征明显区分开来。尤其《北征》、《述怀》、“三吏”、“三别”等作品，极大程度地拓展五言古诗的叙述功能，并熔合叙述、议论、抒情于一体，突出“唐人本色”，“故于唐以前为变体，于唐以后为大宗”。[17][p.978]

明代格调派论家恪守伸正绌变的观念，以汉魏古诗为纯正古诗，视杜甫五古长篇为“变体”，着重批评其离变古诗之处，如王世贞说“李杜变风，亦自可采”，[7][p.960]尚肯定其有可取之处，胡应麟说：“长篇《孔雀东南飞》断不可学。则李、杜二家，滔滔莽莽，其长亦不容掩。然大须酌量，勿得造次。”[2][p.34]可知是不赞同其作为古诗创作的师法对象。这种态度在诗选中也相应地呈现，如《古今诗删》选录杜甫五古17首，未选《北征》、《述怀》等长篇，且叙事性较强的《石壕吏》等诗也未见选录。以李攀龙为“正法眼藏”的唐汝询在《唐诗解》中也明确表示：“五、七言古俱有长篇，而李、杜五言，似乏古雅，故并不载。”[18]晚明曹学佺编选《石仓历代诗选》，作《唐诗选序》云：“于鳞谓‘唐无古风’，识者哗然。然非观李、杜之古风，则无以见唐古风之盛；非观宋及国初之不以李、杜入选，则无以见‘唐无古风’非始于于鳞之言也。或又以青莲之飘逸而启中唐之门户，少陵之钻研而辟晚唐之蹊径，于义何居？曰：李之才情与古法合，杜之极思与格调合，故但见其合而不见其离。”[19]曹学佺虽然不满论家、选家无视唐人古风，十分肯定李、杜所代表的唐古的艺术成就，但其思考的角度侧重在“与古法合”、“与格调合”，“不见其离”，对杜甫离变汉魏之处不置可否，隐含贬抑之意，仅选杜甫五古19首，没有选录一首长篇。至清代王士祯《古诗选》专选五言古诗，于唐代仅选入陈子昂、张九龄、李白、韦应物、柳宗元五人，附于汉魏六代作者之后，认为“四唐古诗之变，可以略睹焉。”[13]之所以弃杜甫而不选、排斥在五言古诗之外，大致也是以之为变体的想法。

反观高棅《唐诗品汇》，不仅置杜甫于“大家”一目，选录《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述怀》、《义鹘行》等具有较强叙述性的诗作，还另设“长篇”一目，选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诗，《凡例》曰：“五言长篇自古乐府《焦仲卿》而下，继者绝少。唐初亦不多见，逮李杜二公始盛。至其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意曲折，队仗森严。人皆雕饬乎语言，我则直露其肺腑；人皆专犯乎讳忌，我则回护其褒贬。此少陵所长也。”[4][p.53]高棅将李、杜五古与古乐府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对唐古的回护之意颇深。清代沈德潜十分认同高棅的观点，并从正、变角度更为透彻地阐明这一点，“苏、李、十九首以后，五言所贵，大率优柔善入，婉而多风。少陵才力标举，篇幅恢张，纵横挥霍，诗品又一变也。……诗之变，情之正者也。新宁高氏列为大家，具有特识。”[12]

晚明竟陵派评选《唐诗归》，在《品汇》基础上又增加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彭衙行》、《画鹘行》、《同元使君舂陵行》等五古长篇，这些诗《古今诗删》均未选录。同时，注重从体制渊源、创作手法等方面提升唐五言古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首先，竟陵高度肯定杜甫五古在篇法设置方面的杰出成就，如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读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篇，知五言古长篇不易作。当于潦倒淋漓、忽正忽反、若整若乱、时断时顾处得其篇法之妙。”[9]评《北征》：“其篇法幻妙，若有照应，若无照应，若有穿插，若无穿插，不可捉摸。”[9]并且把这种写法的渊源追溯到汉代古诗。《古诗归》评蔡琰《悲愤诗》云：

五言古长诗，虽汉人亦不易作，惟《悲愤诗》及庐江小吏妻耳。二诗之妙，亦略相当。妙在详至而不冗漫，变化而不杂乱，断续而不碎托，若有意，若无意，若无法，又若有法。惟老杜颇优为之。元、白长诗，人病其无法，拖沓可厌，不知实本于此。特其力疲而体率耳。[9]

叙离乱聚散详至反复，极真极苦。老杜《新婚》、《垂老》、《无家》、《彭衙》、《北征》诸长篇本此。[9]

又评《古诗为焦仲卿妻作》云：

此古今第一首长诗，当于乱处看其整，纤处看其厚，碎处看其完，忙处看其闲。此隆古人气脉力量所至，不可强也。后来惟老杜差能厝手。[9]

竟陵反复指出杜甫五古长篇正是源自蔡琰《悲愤诗》和《古诗为焦仲卿诗作》，其篇法叙述之妙也是得之于“古人气脉力量”。这样以汉魏古诗为源头，为杜甫五古正本清源，从体制渊源上确立了存在的合法性。

此外，对于杜甫善于从细琐小事中阐述事理、表达观点，竟陵也极为赞赏。评《信行远修水筒》云：

往往于家常琐细，娓娓不倦，发大道理，大经济，不酸不碎，此老胸中原有此一副本事。[9]

又评《催宗文树鸡栅》云：

读秋行官张望以下数诗，有宽严，有详略，有巨细，纲目脉络，委曲分明。盖以奴婢事，账簿语，而满肚化工，全副王政，和盘托出，于此将心眼放过，宜其终身口耳，杜诗如未之见也。[9]

所选《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女奴阿嵇竖子阿段往问》、《暇日小园散病将种秋菜督勤耕牛兼书触目》、《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课伐木》、《信行远修水筒》、《催宗文树鸡栅》等诗，以日常琐事为题材，往往在叙述、描写中夹杂议论，阐明事理、袒露情怀，表现出鲜明的唐古特点。

竟陵的评选极大提升了杜甫五古的文学地位。其后陆时雍评选《唐诗镜》也广收上述长篇，并指出：“尝观王粲《七哀诗》，情事之悲，曾不减此，然《七哀》声色不动，吐纳自如。若老杜诸作，便觉椎胸顿足，唾涕俱来矣。此古今人所以不相及也。”[8][p.680]与“声色不动”的古诗相比，杜诗长于叙事造境，点染种种情色，在写作效果上确有超越古诗之处。又评《北征》：“造次情事，却点染悉具。朝廷计议，途道间关，家室情事，无不具备。”[8][p.691]肯定杜甫能够融合叙事纪行、写景状物与议论国事、抒情咏怀于一体，面面俱到。可见，虽然陆氏在《诗镜》凡例中从八个方面指出唐不如古，实际上又在很大程度上接受和认同唐体创作手法的变化。在理论方面，许学夷也突破格调派传统的正、变观，从“唐体”的角度立李杜为“正”，承认唐古的艺术独创性，反对李杜不及汉魏六朝的价值评判，“五言古，自汉魏递变以至六朝，古、律混淆，而李、杜、岑参始别为唐古，而李、杜所向如意，又为唐古之壶奥。故或以李杜不及汉魏者，既失之过，又或以李杜不及六朝者，则愈谬也。”[3][p.192]又云：“李杜五言古虽不能如汉魏之深婉，然不失为唐体之正”，[3][p.190]“古诗调贵浑成，不贵谐切，但汉、魏篇什不多，而体未宏达，学之者不足以尽变，故直以高、岑为正宗，李、杜为神品耳。”[3][p.193]不仅将李、杜、高、岑的五古作为纯正“唐体”的代表，更将李杜置于“神品”之位，与“体未宏达”的汉魏古诗相比，甚至有跃居其上之感。

至清人沈德潜评选《唐诗别裁集》承接《唐诗归》和《唐诗镜》的五古观念，认为“少陵五言长篇，意本连属，而薛文博，力量大，转接无痕，莫测端倪，转似不连属者，千古以来，让渠独步。”[12][p.55]又评《北征》：“汉、魏以来，未有此体，少陵特为开出，是诗家第一篇大文。”[12][p.64]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反反复复，淋漓颠倒，正古人不可及处。”[12][p.61]充分肯定杜甫五古长篇的独创性。选杜甫五古53首，居唐人首位，还在评选中大量吸收《诗归》评语，如《古诗源》评蔡琰《悲愤诗》：“若断若续，不碎不乱。少陵奉先咏怀、北征等作，往往似之。”[20][p.58]与上引《古诗归》对此诗的评语极为相近。又如评《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详见下表对二选的比较：

表3 《古诗归》与《古诗源》评杜甫《送重表侄王砅评事使南海》比较

由此可以见出，在以汉魏古诗为正宗的参照标准下，杜甫五古为代表的唐体，从明初至中期唐诗选本的视为变异、排斥在外，到晚明至清代选本赞赏异质、大量收录，在诗选中的地位逐渐获得提高，选家的认识在选本中也不断丰富和完善。

小 结

通过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明代唐诗选本中五言古诗的选录情况，及选本作为一种诗学批评方式，在李攀龙“唐无五言古诗”说为核心的诗学论争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围绕着唐五古与汉魏古诗的关系问题，不同诗学流派的观念发生碰撞，甚至对抗，促使论家不断拓展批评视野，调整理论思考的角度。在这个过程中，明代选家以选本的方式标举诗学观念、参与论争，通过对陈子昂、韦应物、储光羲、王维、杜甫等代表性诗人的评选，筛选出可供师法的典范作品，梳理出清晰的发展源流，推动诗学批评走向更加精细的辨析。选家对于唐古与汉魏古诗的正、变关系及唐古独特性的认识，也从偏激、片面中不断纠正、补充和完善，逐渐形成了深刻、全面的体认，并直接影响到清代选家和论家。

[1] 李攀龙.古今诗删[A].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 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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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陆时雍选评，任文京，赵东岚点校.诗镜[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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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震亨.唐诗癸签[A].吴文治.明诗话全编[M].南京：凤凰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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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许学夷.诗源辨体[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17] 施补华.岘傭说诗[A].王夫之等撰.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8] 唐汝询选释.王振汉点校.唐诗解·凡例[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19] 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A].四库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责任编辑: 杨育彬]

Selections of Tang-dynasty Poems by Scholar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Disputes over “There Was no Five-word Old-style Poem in the Tang Dynasty”

YUE Jin

(SchoolofLiteraryArtsandCommunication,Chang'anUniversity,Xi'an710064,China)

Different selections of Tang-dynasty poems by the scholars of the Ming dynasty reveal different poetic view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typical selections of poems by Gediao School and Jingling School and concludes that their principle of selecting and evaluating five-word old-style poems written by Chen Zi'ang, Wei Yingwu, Chu Guangxi, Wang Wei and Du Fu is close to Li Panlong's “there was no five-word old-style poem in the Tang dynasty”, which has exerted great influence on the principle of selecting poems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poetic criticism, and had much theoretical and academic significance to the acceptance and understanding of five-word old-styl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o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ive-word old-style poems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ose of the Han and Wei dynasties.

selections of Tang-dynasty poems; five-word old-style poems; Gediao School; Jingling School

2013-11-30

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5111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CHDW2012ZD 010)；长安大学基础研究支持计划专项基金资助阶段性成果。

岳 进(1976—)，女，辽宁鞍山人，长安大学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学。

I222.7

A

1000-5110(2014)02-014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