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西曼

中国的诸多事情，都很拧巴。比如，大量低端制造业产能过剩，高端却严重不足；比如，明明货币非常充裕，但是很多实体经济部门缺钱，但是，一放水呢，房价先涨，实体经济连汤也喝不到。

近期，中国的货币政策，也遇到了相似的“结构性”拧巴问题：一方面，中国现在货币面根本不紧张。根据本周央行发布的报告，预计全年M2的增速依然有13%，鉴于本年经济增速约7.5%，通胀不会超过2.5%，13%减去名义增长率，Margin仍然有3%。这不是一个很低的数字，经济依然在加杠杆，总体仍然是负利率。但是，另一方面，无数人开始叫嚣、期盼，降低存款准备金、甚至降息——事实上，政府也进行了“定向降准”举措，让市场有些摸不到头脑。

本月9日，央行宣布对符合审慎经营要求且“三农”和小微企业贷款达到一定比例的商业银行降准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在两个月内第二次定向降准；同时下调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汽车金融公司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一种态度，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也可以微调，但是，优选的策略是结构性微调，不会和2008年“四万亿”期间那种一刀切大放水。

但是，这种态度其实充满了暧昧，也让人疑惑。因为，这次定向降准涉及到的资金量，可能不超过800亿元，这样一个资金量对经济的实质帮助微乎其微，有“纯粹表明态度”之嫌。同时，针对小微企业的贷款总体利率并不会下降，小微企业的风险也不会降低，降准真的有意义吗？更不用说“三农”贷款了，其坏账率极高，主要是因为农村没有太多具有竞争力的产业，降准易，提升三农产业能力难！

那么，这时候，更好的选择是什么？财政政策优于货币政策。

最近，政府在西部铁路建设、棚户区改造等领域，加大了财政和金融的支持，应该说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这些地方的最大特点是，确实存在需求，存在供给不足，财政政策的定向支持，只是提前了其建设进程，不存在金融政策的“乱入效应”。所谓“乱入效应”指的是，一旦放松货币，货币会优先流入那些具有投机性的资本品领域，比如大宗商品、住房，而不是国家期待的创新、结构升级等领域。与之相比，财政政策的可控性要好得多。

既然如此，针对小微企业、针对三农问题，优先序列也应该说财政税收政策。比如，进一步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由国家财政支持改善农村土壤、修建水利设施等。这些政策的价值会在较为长期的周期兑现，是企业们很难、也不愿意去做的，政府的角色名正言顺。

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相比，政府的其实有很多值得去做的事，甚至比“微刺激”的力度更大，但是连带的副作用更小。

第一，产业并购基金及其政策。在众多的产能过剩领域，僵而不死的企业很多，为什么？地方政府的利益纠葛是第一大问题。很多地方企业，明明生产力落后、污染严重，但是领先企业很难对其进行并购改造。多年前，宝钢参股邯钢，最后不得不退出，与河北省的地方利益关系甚大，但是，由唐钢、邯钢等合并到一起的河北钢铁，几无竞争力，连续亏损。这时候，需要政策方面有更好的引导，由中央主导的产业基金牵头，加快并购整合进程。最近，中民投的成立，有不少的探路性质，反倒国有的基金运作太慢。其实，此前的成功案例并不少，如中国建材、海螺水泥牵头整合中国水泥产业。

第二，加大长期基础产业投资。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市场失效的地方，怎么办？这时候政府的作用不是更小，而应该更大。一些长线项目的投资，没有一家会为未来10年的收益提前埋单，恰恰需要加大基础性投入。比如，一条芯片生产线，哪怕是28nm的，其成本都上升到百亿美元级，这种投资必须政府参与、企业牵头，共同努力。像中国芯国际这样的企业，靠自己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实现；几年前，京东方、华星光电也面临类似的问题，但是，通过政策扶植、股市融资等手段，它们已经从丑小鸭变成了准天鹅。

第三，进一步投资人力资本。中国是一个人均自然资源高度稀缺的国家，也是一个工业化进程的追赶者，这时候，除了挖掘人的潜力，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中国的发展提速。而在人力资源培育上，中国长期以来都依靠中国的家庭投入，虽然中国家庭高度重视教育，弥补了财政的不足，但是，一旦到了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必须由政府加大投资。在经济逆周期时，政府加大投资人力资源，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选择。

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在货币政策上，结构性问题根本难以舒解，为了刺激经济、又不带来副作用，甚至是长期的红利，应该有更大的视角；不应头痛医头，脚痛医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