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余华《一九八六》中的“他”与“他们”

⊙庞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大连116081］

《一九八六》中的人物形象大致可以分为相互对立的两方——“他”与“他们”，本文就两者之间的关系来窥视个人与大众的对立统一，进而分析先锋文学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中面对的问题以及承担的历史责任。

他他们个人大众

在中国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1985年可谓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年，大多文学作品从物质层面转向了文化心理层面。从其社会背景来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化，人们察觉到人民群众的文化观念、道德水平和心理素质等是影响改革是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因此以文化开掘为目标的文艺思潮恰好迎合了深化改革开放的需求。这符合新时期社会生活从政治到文化的演进过程，又符合人们思维活动从物质文化层面到心理文化层面的逻辑规律，而社会生活环境的改变也必然会映射到文学作品之中，先锋文学恰好承担了这一历史责任。

所谓“先锋”并不是完全反传统的，只不过是在追寻个性存在的确定，与此同时也要满足大众的需要，从而得到大众的认可，这两个方面恰好体现了个性与共性的矛盾双方。在一系列的先锋小说中，余华的《一九八六》反映的正是这个问题，《一九八六》的诞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事件，是小说题材从集体到个人转化的枢纽，可以说，余华在民间个人叙述立场上讨论了大众与个人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九八六》讲述一个循规蹈矩的中学历史教师经过十多年的动荡变成了神志不清的“自戕者”，小说中的人物没有具体的名字，只以“他”和“他们”来替代，而第一类的“他们”的集体行为却阻碍了时代的发展，甚至在这场历史事件中扮演了破坏者的角色。

“他们”以维护集体的荣誉和利益为名义破坏了大部分社会关系，扰乱了原本正常的社会秩序，并且这种处于集体势力掩盖下的行为是不需要负责任的。所以“他们”可以闯入别人的家中进行肆意毁坏，甚至残害他人的身体，看似他们是要打破固有的等级制度，实质上是在与自身的命运做抗争，“他们”要成为主宰者，不仅主宰自己的命运也包括其他人的。“他们”认为这一切的实现必须通过暴力的手段，于是群体潜在的暴力因子被狂躁的时代激情所激发出来，而“文革”恰好予其合理、合法化。其实这也是群众的本性使然，“所有生命的本质是维护和肯定自身的存在，所有生物都有维护它之存在的本能趋势”。在这种群体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当个人形成一个群体时是处于无意识的，而在这种境况下知识分子“不是异化为狼，就是异化为羊，除了‘紧跟’，除了服从之外不能有任何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而小说中的“他”却在这种排挤之下异化为第三类——精神逃离者，丧失了自身存在的独立意识。从根本上说，“他们”破坏的不仅仅是社会秩序和生产生活资料，更重要的是个人的价值观和信念。这种精神上的损害比物质破坏更加令人感到绝望与无助，身体的伤痛和心灵的裂痕深深地烙印在每个人的心上，因此小说中的历史教师“他”在外在环境与个人独立的矛盾挤压下变得意识恍惚。即使“他”的肉体再次回到了小镇，但精神却无法回归了。

由此可见历史是被大众破坏的，但后果却由个人来承担，这本身就存在着不平衡性，而当这种大众的集体关系具象到个人的家庭关系时更为失衡。在动乱时期，家庭给予我们的不是温暖，而是薄凉。在历史教师销声匿迹的几年后，他的妻子竟然平静地改嫁他人，而当“疯子”回来时则感到焦虑不安，直到“疯子”死了，她才仿佛如释重负地重新梳理好自己，可见人与人之间是何等淡漠，所以个人在群体动乱时是没有归属的。而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家国集体观念是根植在每个人的信念之中的，我们相信自己对历史是有责任的。然而当灾难降临的时候，连最亲密的关系都可能反目成仇，所以十年浩劫结束后，人们再次反思这段历史时不得不对传统的伦理道德产生怀疑，知识分子会抱有反传统的心态，他们怀疑一切，争取个体的独立地位，这也是集体主义长期压制的必然结果。而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社会现状也加剧了这种境遇，改革开放已经逐步深入，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将商业化的合约渗入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就连最稳固的家庭关系也变成最脆弱的契约关系，人们必然会怀疑历史传统是否是正确的。

除了家庭关系的断裂外，另一方面就是个人与他人之间的隔阂、个人与大众的疏离。虽然大众是由个人聚集而成的，但是它与个人又是相互分离的，在“看与被看”的关系中，“他们”是冷漠的。在十多年前，“他们”看到街旁的死人只是看了一眼，没有惊讶之色，他们的目光平静如水，可见他们对死亡是如此的麻木。而当初春时节，“那人”（指历史教师）重新走进这座小镇时，“他们”几乎在看到“他”的同时也把“他”忘掉，甚至连“他”的自罚表演“他们”都没有工夫没有闲心去关注，可见世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但是“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有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所以，本性的好奇心和大众的盲从也会驱使他们去看，但绝不是出于关心，而是担心个人的利益被损害。而且他们要占得一个最好的位置去看，例如他们在看他“劓”时，一些孩子往树上爬，而另一些则站在自行车上，他们并不关心这种刑罚会给“他”带来怎样的疼痛，也不在乎看的内容是什么，只要和其他人一样就行，在确定自己的欲求得到满足后，他们会“像墨汁一样一滴一滴被弹走”。可是当受到危害时，他们却本能地挤在一起，纷纷向后退去，没有人愿意成为第一个站出来的，连职责所在的交警也要和几个年轻人交涉好才将“疯子”捆起来，“疯子”也像十多年前一样被“他们”带走，他在冷漠中死去，可尸体却还要被骂着扔到板车上推走，就连他的妻子和女儿都会蓦然地在心里感到轻松，妻子甚至不由得笑了起来。即使春天的阳光融化了大地，但环境的暖与人情的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众与个体的疏离依然存在着，甚至更为糟糕，“疯子”的自残行为连大众的恐惧都引发不起来了，只是成为了他们的笑资，当其他的趣事接踵而至时，他们便转移了目的地，因为他们只是“他们”，而他只是“他”。

在这种“看与被看”的模式中，大众与个人始终是对立存在的，也就是说在“个体——群体——个体”的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关心与关怀，有的只是冷漠与隔膜，甚至可以说是娱乐与被娱乐的转换。而看过之后，“他们”便遗忘了，十多年前的那场动荡已成为了过眼云烟，连那些留在墙上的标语也被一次次的粉刷给彻底掩盖住了，过去已经被遗忘，他们更多关注的是现在，也更期盼着美好的未来。他们要不断地向前走，尽情地享受春日的阳光，享受年轻的时光：女孩子们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读起了琼瑶的小说；男孩子们揣着香烟走进了俱乐部；他们共同渴望着爱情，追寻新鲜的事物，苦难都已经被忘却了，虽然生活是需要继续的，但历史却并不如烟。“他”与“他们”在矛盾运动中继续在每段历史中上演着，而现实生活必然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

其实，《一九八六》中“他”与“他们”的关系也正是先锋文学所面对的大众与个人的关系，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作家在与大众隔离之外承担了历史责任，也为以后创造了新的文学样式，但是在这过程中他们又必须得到大众的承认，迎合大众的需要。小说中的“他”是一位历史教师，对历史知识有着深刻的认识，但“他”也是一个反叛者，或者说是一个先锋者，“他”在面对整个群体的不可抗力时，要么选择臣服，要么成为夙敌。可在这两者之间，“他”却没有像“他们”一样形成凝聚力来排除“异己”，而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尊严而选择了精神上的叛离，“他”深知现实是无出路的，但是十多年后“他”再次回来，这种境遇仍旧没有改变，最终只能是肉体上的消逝了。也就是说，大众与个体的矛盾是始终存在的，我们不能保证对立或反叛是完全正确的，但必须坚持一种先锋精神，成为继往开来的一代。

[1][美]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孙依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

[2]童庆炳.拷问自我——关于知识分子题材作品的再思考[J].文艺报，1989（2）.

[3]鲁迅.鲁迅全集（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作者：庞男，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魏思思E-mail:mzxswss@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