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庆国

[摘要]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包括内生动力和外生动力两个方面，二者之间需要维持一种结构上的相对平衡。在革命和执政的不同时空条件下，党员干部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依存向度不同，动力结构需要适时调整与转换。执政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应围绕丰富党群关系内涵、发展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等方面来解析，着力构建促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想、不能、不敢脱离群众的动力机制，真正使坚持群众路线走出应然性的政治倡导或党性教育的语境，成为一种主动自觉、动力持续的政治选择。

[关键词]群众路线；动力构成；机制构建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7-0004-06

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90多年奋斗历程中得出的根本经验并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全党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根本目的在于改善党群关系，缓解干群矛盾，修复政治生态环境，巩固执政地位。既然是一种集中教育活动，就会有明确的时限要求，存在着阶段性教育与持续性政治行为的内在冲突。汲取以往整党整风活动的经验教训，需要深入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科学认识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构建促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想、不能、不敢脱离群众的动力机制，真正使坚持群众路线走出应然性的政治倡导或党性教育的语境，成为一种主动自觉、动力持续的政治选择。

一、坚持群众路线的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

从总体来说，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无非有两个方面，一是内在的驱动力，是指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关于党群关系的正确立场、科学观点成为组织政治信仰和目标使命的基本内核，成为组织整体及其成员政策主张、思想行为的根本依据，由此所形成的价值共识与诉求，会产生一种稳定持久的内在动力；二是外生动力，是指组织及其成员为求得生存和发展，在政治行为偏好上对客观环境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与本能选择，通常是在外部压力下所形成的一种驱动力量，很大程度上带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功利性特性。正是在此意义上，群众路线是目的和手段、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有机统一。内生动力与外生动力之间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可称之为动力结构，这一结构的稳定性取决于两种动力的相对平衡状态。

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完整表述。在笔者看来，内涵着三层意蕴。其一，“一切为了群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性的集中体现。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P283）}“一切为了群众”，根本界定出中国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政党性质，除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任何特殊利益追求，最终浓缩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其二，“一切依靠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国化诠释。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写道：“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2]（P287）}他们有力驳斥了“英雄史观”，确立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一切依靠群众”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对历史活动主体和终极决定力量的科学认识成果。其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带有工具性特征的根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指在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把集中起来的群众意见，通过处理再上升为党的政策返回到群众中去，使党的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检验这些主张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一条无限循环的路径是党始终植根于人民、成长于人民、服务于人民的方法论保障，重点解决“过河”的“船”或“桥”的问题。上述三个方面中，第一、二层含义构成群众路线的价值理性选择，第三层含义则体现出工具理性选择，是目的与手段的有机统一。由此，也就构成了坚持坚持群众路线动力来源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内生动力，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觉悟及唯物史观的深刻把握与自觉运用；二是外生动力，即为实现党在某一历史时期的特定目标和任务的必须选择，或者说，是党的生存与发展危机倒逼下而产生的动力。缺失内生动力，就会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如果缺失外生动力，群众路线就会成为漂亮的口号，沦为政治空谈，二者缺一不可。

二、革命和执政背景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差异与转换

在革命和执政的不同时空背景下，党与群众的利益诉求与依存向度不同，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动力结构、动力倚重点会有很大差别。考察群众路线动力的初始形成，首先要从其生成的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也是就说，是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使中国共产党人萌发、形成并自觉坚持这条路线。尽管党的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就明确要求“党的一切运动必须深入到广大群众里面去”，但是囿于客观环境，在理论准备不足的情况下，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中，真正能够从唯物史观高度去认识党群关系的人可谓少之又少，更多倚重于外生动力去认识和实践党与群众的关系。

在以军事斗争为主要手段，以夺取政权为主要任务的残酷环境中，党的生存发展面临着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一是要发展党员，壮大自身力量；二是在无国家财政支持的情况下，解决生计问题；三是要不断补充兵源，以应对反动武装的威胁；四是要争取民众支持，建立局部政权，不断扩大生存和活动空间。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解决以上问题的过程。首先，从“群众路线”概念的提出背景来看，大革命失败后，在党员人数大幅度减少，生存环境日益恶劣的情况下，1929年9月，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针对红军的筹款、给养以及没收地主财产等问题，认为工作方法上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地干”，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下的生存问题。其次，从把党群关系喻为“鱼水关系”的提出来看，用“鱼水关系”这样一种常识性的自然现象来比喻党群关系，体现出党的生命之源来自于人民群众的认知逻辑。1941年6月，在陕甘宁边区发生一起县长遭雷击不幸身亡后，当地农民咒骂党的领袖的事件，毛泽东及时制止保卫部门按照反革命事件处理的行为，后来他在延安召开的会议上概括说：“党群关系好比鱼水关系。共产党是鱼，老百姓是水；水里可以没有鱼，鱼可是永远也离不开水啊！”^[3]他将“鱼水关系”的保持提升至关乎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对党的重要性和党对群众的依赖性。再次，从把党群关系喻为“血肉联系”的认识来看，用“血肉联系”的生命机体现象来形容党群关系，充分体现出以战争为主要活动形式的背景下，党与群众之间高度紧密、须臾不可分离、生死相依的关系。在党内，血肉联系最初被用于军民关系。1941年12月，为了在抗战困难时期巩固根据地，李先念首次用血肉联系来形容军民关系。他指出，“把抗日的武装力量和地方居民象血肉一样联系起来，实行真正的全民武装。”^[4]（P37）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把党群关系进一步描述为“种子”和“土地”的关系，面对敌众我寡的严峻革命形势，他向延安党员干部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我们的同志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把和群众的关系搞好，要关心群众，帮助他们解决困难。”^{[5]（P1162）}这是在总结江西苏区和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成功经验基础之上对党群关系的认识深化。从群众路线的提出，到“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种子”和“土地”关系的论断，无论是从词义上，还是具体的历史背景来看，均体现出在革命战争条件下党组织和党员个体对人民群众高度的利益依存性，走群众路线的持续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生存危机倒逼而激发的。诚然，这样说并不是否定革命战争年代为人民服务的根本目的和群众路线的价值理性，而是为了以更为科学严谨的态度来解析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构成。民主革命时期群众路线动力结构的形成路径，体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与侧重于发挥外生动力效能的双向互动过程。正是在此过程中孕育升华出群众路线的政治伦理与价值体系，激发出强大的内生驱动力。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作出经典概括：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因此，它“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6]（P342）}这段论述体现出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高度统一，整个动力结构也达到一种平衡稳定成熟的状态。

党取得执政地位以后，随着生存压力的消解，利益依存方向发生转换，人民群众在利益实现上更多地依附于党，由此也带来根据环境变化适时调整既有动力结构，实现动力转换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历史地位发生根本变化的条件下，全党能否保持充足动力坚持群众路线，成为一个客观而充满挑战的命题。1891年，恩格斯就提出警告：工人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须“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7]（P12）早在1940年代，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在《南侨回忆录》中就提出过担忧，“然陕北地贫，交通不便，商业不盛，地方非广，故治理较易，风化诚朴。设中共若握着东南富庶市场，区域广大，不知能如此廉洁，兴利除弊，为人民造福如延安之精神乎？”^{[8]（P188）}同一时期，美国军事考察组结束延安之行后，曾经向宋美龄盛赞中共治下的延安新风，宋美龄听后不屑地说，那是中共还没有真正尝到权力的滋味儿。^[9]不管是善意的提醒，还是恶意的嘲弄，都客观地提出一个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即一旦执掌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以后，党是否还能够延续优良作风而不脱离人民群众。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党始终是清醒和警觉的。从延安时期的“窑洞对话”到七届二中全会“两个务必”的提出，再到党的八大邓小平提出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一直到今天的“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都体现出对党群关系的高度警觉与风险预判。然而，认识到问题并不等于很好地解决了问题，如果做一个纵向比较的话，现在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的密切程度，较之革命战争年代是差距的。笔者以为，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很好地认识和解决不同时空条件下，因党员干部与群众利益依存度不平衡而产生的动力结构变迁与动力转换问题，总体上体现为外生动力不足，动力结构处于失衡状态，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运动式、活动式的政治学习与党性教育来提供动力，缺乏对执政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动力的科学分析与制度安排。

三、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来源与机制构建

坚持共产党一党长期执政是中国政治制度安排的根本前提。从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生成来看，一方面，群众路线历经战争年代的烽火淬炼，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更利于成为全党的政治共识与价值诉求，有效激发内生动力；另一方面，随着生存压力的消解，尤其是在缺乏竞争压力的政治环境中，便存在着因外部压力相对缺失而外生动力不足的风险。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就可能会导致群众路线动力结构的失衡，使内涵丰富、成熟稳定的群众路线有可能因缺乏外生动力的强力支撑而仅仅成为一种政治倡导，陷入“空转”的困境。

科学分析长期执政条件下“走”群众路线的动力构成，首先，要适应时代变迁与主题转换，赋予党群关系新的内涵，持续增强坚持群众路线的内生驱动力。群众路线实质上是党群关系，对应着政党政治原理中政党与社会的关系，反映着特定的政治关系。党群关系要置于国家、执政党和社会的现代政治系统中加以考量，放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框架中去思考。具体来说，在对党群关系是“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的认知基础上，要赋予其主仆关系、契约关系的新内容，使其进入执政、法治的语境，使人民群众从一个政治性、集合性、抽象性概念转化成一个法治性、个体性、具体性概念。其次，发展民主政治是执政条件下“走”群众路线的核心动力。早在延安时期的“窑洞对话”中，毛泽东就曾为破解历史周期率提出答案，“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P610）}在执政条件下，能够增强党员干部对群众依附度的根本途径就是民主。只有充分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切实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使干部前途真正受制于人民群众，才能为坚持群众路线提供不竭动力。再次，制度建设是坚持群众路线动力不衰的根本保障。只有以严格的制度为保障，充分发挥其刚性约束力，才能避免形式主义和短期行为，坚持群众路线动力持续而不衰退。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完善制度为重点，紧紧围绕脱离群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影响党群关系的焦点问题，从“八项规定”到扭转“四风”，逐步延伸到领导干部工作、生活待遇规定等深层领域，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作风问题，取得显著成果。中纪委建立落实八项规定情况的月报制度并设立“曝光台”，地方各级纪委也定期公布违纪问题和案例，各类问题得到快速处理并公布于众，态度之坚决，范围之广，力度之大都是历次整党整风活动所无法比拟的，为塑造制度权威，提升执行力，推进坚持群众路线常态化、制度化的路径选择作出生动诠释。

构建长期执政条件下坚持群众路线的动力机制，需要解决两个根本问题，一是内生与外生动力良性互动，形成平衡稳定的动力结构；二是这种动力结构能够维持一种动力充足、持续递增的状态。实现这两个目标，应把握以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构建长效化的教育机制，突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持续激发内生动力。只有理论上的清醒和深刻，才有政治上的坚定和行为上的自觉。如果没有各级党员干部对群众路线的观念认同与思想共鸣，再完美的理论也会流于空谈。所谓“长效”既包括时间上的持续性也包括结果上的有效性。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坚持不懈的群众路线教育，是我们党的一贯做法，但也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为针对性和实效性不强。为此，我们应反思教训，创新机制，一是在教育对象上，对党员干部群体进行横向分类、纵向分层，切实关照受教育者的职务层级、身份角色和职能特点。二是在内容上，围绕为民务实清廉，根据不同层级党员干部联系群众的具体特点有针对性开展教育培训。比如，有的基层干部心中有群众，也想坚持群众路线，但是由于不懂与群众打交道的方式方法，往往适得其反，背离初衷。三是在形式上，应突出实践环节，如组织党员干部立足岗位，通过党员承诺、党员下基层办实事、党员结对帮扶等多种形式，不断创新教育方式与方法。

第二，构建科学化的授权机制，理顺权力的法理关系，变职位选择与去留升迁的压力为对群众负责的动力。坚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根本，核心问题是厘清权力授受关系。为此，应依据2014年修订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把党管干部和群众公认结合起来，探索如何把群众公认标准运用于民主推荐、民主考察、民主选举的制度设计与运作程序之中，注重对群众公认度的量化采用与细化操作，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的话语份量，真正使各级党员干部切实感受到权力来源于人民，自己的去留升迁受制于人民的压力，从而自觉矫正自己的施政行为，自觉主动地去接近群众。

第三，构建常态化的干部考核机制，畅通人民群众参与评议干部的通道，激发干部眼睛向下，联系服务群众的动力。政绩考核是干部政治行为选择的“指挥棒”，政绩考核在哪些方面的权重较大，干部就会在哪些方面“下功夫”。为此，应充分发挥基层群众在近距离接触干部、多维度观察干部方面的优势，建立健全兼具导向、评估和督促功能的考评制度体系。一是建立常态化考核机制，变年度考核、阶段考核为经常性考核、常态化考核，有效破解“平时不考核、年终算总账”的问题；二是在内容上降低GDP权重，彻底改变“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的考核倾向，把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生态效益等指标作为重要考核内容；三是在方式上增加民众对干部政绩的考核权重，丰富群众评议干部的平台和通道，坚持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衡量、评判政绩的重要标准。

第四，构建法治化的的社会监督机制，使党员干部的所言所行时刻不敢懈怠，变监督压力为践行群众路线的动力。群众对权力公正的诉求最迫切，对权力运行状况的感受最深刻，实施监督的动力也最充足。因此，在坚持权力的源头控制，强化体制内监督的基础上，应重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一是把社会监督纳入法治的轨道之中，明晰主客体的职责权限，依法界定党务、政务、个人事务公开的领域、内容和范围，完善举报人和证人保护制度，完善媒体、网络等新兴监督主体的线索提供与受理回馈机制，保持社会监督对权力行使的持续压力；二是在体制设计上实现社会监督与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府专门机关监督、政协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的无缝对接与有机结合，建立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的监督体系，拓展群众监督的渠道，创造能够监督、方便监督的平台和条件，充分发挥群众监督的强大威力；三是建立群众参与的常态化问责机制，摆脱“风暴式问责”的模式局限，由“同体单一问责”转向“异体多元问责”，在质询、罢免等制度安排中突显群众的力量，增强党员干部对人民群众的敬畏感。

第五，构建制度化的密切联系群众机制，把刚性制度的约束力和震摄力转化为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动力。联系和服务群众是常态、长期工作，只有走上制度化、长效化的轨道，逐步摆脱运动式、活动式、会议式的传统模式，才能避免群众工作中的短期行为和“作秀”现象。一是完善党员干部联系群众制度，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基层调研制度、下访制度，促使其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呼声，解决实际问题；二是健全民意诉求表达制度，通过民意调查、信息公开、听证会等具体制度，拓宽社情民意反映渠道，使群众利益诉求表达走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三是健全群众权益维护制度，重点加强民生改善与保障、维护社会公平、矛盾纠纷排查调处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利益引导、约束、调节、补偿机制，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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