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 250199）

诗与哲学之争在西方文化史上是历久弥新的话题。柏拉图站在哲学的立场上攻击诗是影子的影子、模仿的模仿，伊丽莎白时期的清教徒则攻击“诗是制造罪恶的学校，虚构的艺术毫无价值”1p93。到了今天，文学无用论、艺术终结论也一度甚嚣尘上。因此，回顾历史上人文学者几次为诗作的辩护，就具有了特别的现实意义。英国人文学者西德尼的《为诗辩护》，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地阐发诗歌的目的与功用、诗歌的独立性与优越性的研究论文。重读这部作品，我们可以全面地了解到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文学者的诗学思想。

一、诗是文学的起源，文化的乳母

诗是西方文学的缘起。《荷马史诗》之于西方文学的意义，正如《诗经》之于中国古典文学。西德尼在《为诗辩护》中所说的诗，可以泛指文学艺术。西德尼认为，诗不仅是文学的最初起源，还是早期人类整个文化生活的乳母。

“诗，在一切人所共知的高贵民族和语言里，曾经是‘无知’的最初的光明给予者，是其最初的保姆，是它的奶逐渐喂得无知的人们以后能够食用较硬的知识。”2p2相较于哲学和历史，诗既开始得早又存在得久。在人类生活早期，诗的作家“作为其他作家的起因而占先，先用他们那使人着迷的甜蜜，引诱粗犷的头脑来钦佩知识，教化蒙昧时期如石如兽的人”2p3。后起的哲学家和历史家只有“先行取得诗的伟大护照”2p5才得以进入群众的视野范围。例如柏拉图，虽然他的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哲学的，目的是道德教化的，其“外表和美丽却是最为依靠诗的”2p31。那些以学问为业而诋毁诗的人，显然是不尊重历史事实的。西德尼认为其行动如同没良心的学徒自己开了店铺之后用尽办法来中伤他们的师傅，在道德上也是站不住脚的。

二、诗可以怡情悦性，可以教化德行

批评诗的人提出：既然哲学、历史这些知识更有功用，人们的肠胃也已经可以食用，那么我们何必继续在诗上花费光阴呢。这种观点从表面上看貌似有一定的合理性，实则不然。可以食用并不等同于乐于食用。诗的地位不仅凭借自身的资格老，更重要的是在人类文化生活中，诗的目的和功用优越于哲学和历史。即使人们的肠胃成长到可以食用哲学、历史这一类较硬的知识，诗仍旧以其独特魅力存在和发展。

在《为诗辩护》一书中，西德尼对诗歌的“怡悦情性”和“教化德行”两大功用做了突出的强调。西德尼认为人们读了诗犹如吃了放在樱桃里的药一样。诗既甜美可口，又能促进人类的健康成长。哲学家以自己的方式哲学地陈述智慧、英勇、公正等观念，以促人上进。但人们的天性却“喜欢像小孩似的被诗哄得去吃有益健康的东西”2p31。诗使得抽象的观念便有了好味道，人们的心灵在好味道的诱导下离开邪恶，达到德行。哲学和历史不仅不能取代诗的地位，还要借助诗的功用才能达到自身的目的。

西德尼充分考虑到了实际生活中接受者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问题，并从这个角度揭示出哲学与历史的局限性，证明了诗的优越性。因为哲学家固然教导人们弃恶从善，但是他教导得晦涩难懂，以致只有有学问的人能够了解他听从他。哲学家只能教导已经受过了充分教育的人，这样的人数量并不多。而诗人所采用的方法是宜于大众广泛接受的。在教育方面，诗所虚构的形象，比起哲学的常规教学来显得甜美可口，更贴近生活而易于理解，因此更有力量。历史学家追求真实但又拘泥于真实。但这真实被一个现实世界的愚蠢真实所束缚了。历史家的“真实”常常成为善行的鉴戒和放肆的邪恶的鼓励，在促人向善方面往往起到相反的作用，这真是讽刺。而诗在提供知识方面促使心灵向往值得称为善良，值得认为善良的东西，从而促使人去行善，感动人去行善。诗人的怡情妙手确是比别的任何的技艺更能有效地吸引心灵。

西德尼由此得出了结论：由于德行是人间学问的目的所在的终点，而诗在传授德行方面是最通俗的，在吸引人向往德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确是最卓越的工作中的最卓越的工人。这样一来，真正的诗人就在教诲人和感动人的领域戴上了桂冠。

三、诗的虚构是一种创造，而非欺骗

诗人的批评者攻击诗所描述的是虚构之物，因而诗人是在说谎，是谎话的母亲。西德尼认为虚构不能简单地与说谎划等号。恰恰相反，诗人“从来不用魔法来圈住人的想象范围，使人相信他所写的是真实的”2p46。西德尼认为，在诗里本来只寻求虚构，叙述仅仅是一个有益的创造的构思基础。如亚里士多德所言，诗是个模仿的艺术，诗是一种再现，一种创造，一种用形象的表现，一种说着话的画图。诗人在这种模仿和再现中发挥自己天才的创造力。通过虚构的人物，诗人“结合了一般的概念和特殊的实例”2p19，给予了完美的图画，以生动鲜活的第二自然引导我们，吸引我们，不仅指明道路（如同哲学家和历史家所做的），而且画出道路所通往的远方景物，既吸引人们，又使人们有所遵循，最终“到达一种我们这样带有惰性的，为其泥质的居宅染污了的灵魂所能够达到的尽可能高的完美”2p15。诗人凭虚构做到了哲学家和历史家想要做但并未做好的事，“以虚构唱出了激情的最高音”2p26。因此，西德尼把诗人称为“我们的君王”2p30。

西德尼通过对“诗人”这一词进行词源追溯，说明了诗最重要的特性在于其创造性。希腊人称诗人为“普爱丁”，它的意思是“创造”。那么诗人的意思也就是“创造者”了。人类的技艺都是以大自然的作品为其主要对象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于大自然的模仿和学习。西德尼认为天文、几何、音乐、道德哲学、法学、语法、修辞、逻辑、医学、本体论等等过于依靠大自然，以至它们“似乎是大自然所要演出的戏剧的演员”2p8。这也正是哲学家和历史家在教化人们向往德行方面发挥作用时受到的先天束缚。而“只有诗人，不屑为这种服从所束缚，为自己的创新气魄所鼓舞，造出比自然所产生的更好的事物，或者完全崭新的、自然中所从来没有的形象。”2p9诗在遵从自然的基础上升入了另一种自然，从而诗人与自然携手并进，不像其他学科一样“局限于自然的赐予所许可的狭窄范围”2p9，而“自由地在自己才智的黄道带中游行”2p9。诗人由于自己创造的第二自然胜过了哲学家和历史家。

对于批评者对于诗所提出的种种谴责和污蔑，西德尼进行了逐条批驳。但西德尼并不否认现实中诗的发展所存在的问题。在《为诗辩护》中，他提出了自己对于英国诗的看法，对其语言运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认为现实中存在的问题是对诗的滥用，也就是诗的功用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发挥。人的才智本应该使诗用形象表现出好东西，而在现实中诗的想象力沾染上了坏东西，这与诗促人向善的本来目的是相背离的。但诗并不应该因其被滥用而受到责难，人们不能因此诗的被滥用造成的负面影响就因噎废食。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驱逐诗人，一向是诗的批评者们倚重的作为证明诗应该遭到摒弃的重要证据。西德尼辩称，柏拉图主要是针对那种对于神的错误主张，而对诗，柏拉图并不吝以崇高的和真正神妙的赞美。柏拉图只是驱逐滥用而不是驱逐被滥用的东西，不但不驱逐诗而且给以应得的荣誉。所以，柏拉图是诗的保护者，而不是诗的敌人。

四、对诗的喜爱与对美的追求统一于人性的本能

西德尼敏锐地指出了诗歌优越于历史和哲学的原因不仅在于诗歌自身的审美特质，还在于人们对于生动形象的诗歌的由衷喜爱。这一点，不仅具有重要的诗学意义，还具有美学意义。人类对美的追求体现在文化领域就是对诗歌和艺术的喜爱，因为诗歌和艺术都是用形象来表达的，人类对诗歌的喜爱具有普遍的生理基础和心理机制。

马克思说“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生产的”，“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5p50也就是说，美是人的天性，人的本能。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创造世界并塑造自我。诗歌的目的和作用正是美的规律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体现。

20世纪后期以来的社会生物学思想主张人类社会的一些现象具有生理意义上的普遍性，比如说对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美的普遍认同，对感性形象的普遍喜爱，这种普遍性的基础“可以追溯到几百万年前人类从动物进化成智人时所保存下来的遗传基因上。”4p4也就是说，基因决定了人类对美的喜爱和追求。这种生理因素是超越文化差异的。这些研究成果为西德尼对诗的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五、结论

《为诗辩护》沿袭了西方文艺理论关于诗的手段是模仿，目的是教化的主流看法，就一些细节问题有精彩独到的见解。以“放在樱桃里的药”这一比喻来说明诗歌的教化作用，生动而贴切。以“滥用说”回应批评者的攻击，起到了釜底抽薪的效果。对于诗或文学的创造性，西德尼有明确的见解，充分肯定了诗人的创造性，以铜与金的对比形象地“说明了文艺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道理”1p94。西德尼的诗学趣味是古典的，情怀则是人文的。在文学的社会地位遭受市场化、商品化大潮冲击的今天，重新阅读这本书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文学的功能和作用，不无裨益。

在辩护中，为了驳斥对手的观点，西德尼在极力赞扬诗的目的和功用时不免矫枉过正，对诗的作用有一些夸大。比如，西德尼认为诗“在用字方面的精确遵守音律、韵律和那种为诗人所特有的高翔的想象自由，确实似乎有点神力在其中”1p7。其实这“神力”也就是指“形象比概念更容易接受，更有感染力”。而感染力并不是什么超自然的神力。西德尼在这里含糊其辞，给诗添加了一丝神秘色彩，可以理解为是论辩的需要。

另外，阅读文学作品的实际效果要根据文学的接受者的具体条件来加以考虑。悲剧是崇高而卓越的，但悲剧并不能“使得帝王不敢当暴君，使得暴君不敢暴露他们的暴虐心情”2p37。文学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现实，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文学能否对现实产生立竿见影的直接效果，这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由于时代和自身的局限，西德尼把诗的最终目的和功用限定在导向德行这一狭小范围内，未能突破“寓教于乐”说的藩篱，是很可惜的。诗的怡悦情性可以作为导向德行的手段，但怡悦情性本身也可以作为诗的目的。就总体而言，《为诗辩护》精彩有余，深度不足。这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文艺理论著作的一个特点。

注释：

1.马新国.《西方文论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2.（英）西德尼著，袁可嘉译.《为诗辩护》[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

3.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4.彭锋.《回归——当代美学的11个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德）马克思著，刘丕坤译.《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6.（意）维柯著，朱光潜译.《新科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