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原

从我对东亚现代诗（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台湾）的接触和有限的阅读中，中国现代诗的成长历程跟台湾、日本以及韩国都有很大不同，首先是政治环境导致的文学环境的不同，再就是地理和人文环境带给诗歌作品以文学精神的微妙差异。

回顾中国现代诗的发展历程，我们会轻而易举地发现两个重要的脉络，一个是始于胡适的20世纪初（1919年）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另一个就是在1978年隆冬悄然登场的朦胧诗《今天》杂志的诞生。众所周知，东亚的现代诗是舶来品的代名词，因为我们创作和阅读以及研究的现代诗母体来自欧洲。在此之前，东亚的几个国家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诗歌形式，如中国的唐诗宋词，七言五绝等；日本的俳句、短歌和川柳；韩国的“诗调”（由中国古代的律诗和绝句演变而成的三行诗，相当于中国的绝句和日本的俳句）和吟风弄月（接近于中国的词）等都是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诗歌传统。现代诗登陆东亚，除了日本外，对中国和韩国的传统诗歌革命和破坏是空前绝后的。传统的古典诗歌不仅在这两个国家失去了昔日的光华，主动让位，走下神坛，而且现代诗的到来还成了新旧交替和诀别的分水岭。日本的不同在于现代诗的闯入并没有动摇其传统诗歌在本国的历史地位和读者的阅读热情，这跟日本追新遵古的继承姿态是分不开的。或许正由于这个缘故，现代诗与古典诗歌至今仍在日本保持着势均力敌的态势，或者说保持井水不犯河水相互尊重的和平局面。

如果我们对现代诗进入东亚的渠道顺藤摸瓜，不难发现日本是东亚现代诗的“源头”。这个源头当然不是所谓的诞生之源，只是日本比其他东亚国家率先接纳了来自西方的现代诗歌。这一点是否跟明治政府“脱亚入欧”的自我解放有直接关联，不是我这一篇短文涉及的内容。我曾在以往的文章里写到过“某种意义上，日本是中国现代诗的另一个故乡”这句话，其理由是清末的留日学生如鲁迅、沈尹默、郭沫若和流亡到日本的梁启超等翻译了大量译介到日本的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这些在文学、哲学、建筑、批评、思想等领域的翻译加速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进程。尤其是跟鲁迅同样弃医从文的郭沫若，在日本阅读到日语的歌德、惠特曼、莎士比亚等诗歌作品，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921年他在上海出版的处女诗集《女神》里的大部分作品也都是写于日本。撇开具体的文本意义，《女神》对日后中国现代诗产生的巨大影响可以说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把留德的诗人冯至和留法的戴望舒、李金发、艾青，以及留美、英的胡适、徐志摩分别视为中国现代诗的一条支流的话，那么，郭沫若应该是一条更大的支流，因为他的影响之巨已经使得他这个人超越了诗人的单一身份，最终作为一个更具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而存在了。

无论从韩国公认的最早的新体诗·崔南善的《海上致少年》（1908年）来看，还是从中国胡适最早出版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诗集《尝试集》（1920年）来看，都远远晚于岛崎藤村在1897年出版的新体诗集《嫩菜集》。从我近年读到的研究台湾现代诗的学术论文不难发现，台湾的现代诗似乎还在其后，其影响源除身不由己地接受日治时期强制性的日语文艺思潮外，大陆的白话文运动也给台湾的现代诗带来过不小的冲击。号称台湾最早的超现实主义风车诗社也不过成立于1935年，而且其中的一部分成员是日本人。如果从法国的布勒东在1924年发表《超现实主义第一宣言》和紧接着西胁顺三郎在1929年发表的《超现实主义诗论》来看，台湾的超现实主义诗歌可以说是“步人后尘”。常被引用的纪弦名言“横的移植”和“纵的继承”更是其后的事。

现代诗进入东亚后，在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环境中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诗歌传统，韩国现代诗的抒情性，日本诗歌的现代性等等。中国现代诗应该具有“现代”和“抒情”的双重性。作为同是汉语诗歌，台湾的现代诗相对而言比大陆的现代诗更亲近传统，或者说对传统的吸收和接纳比当下的大陆现代诗更趋于完美，台湾现代诗的现代性也很超前。记得在数年前的一次诗歌节上，我好像讲到过台湾诗人的存在“填补了大陆文革期间的诗歌空白”。痖弦、商禽等一直是我看重的诗人。

很多年前，在接受日本一家杂志访谈时，我谈到过自己对传统的看法：“基本上我是一个中国文化传统忠实的继承者。那些无视传统的诗人我们有理由怀疑他们明天的作品品质。我的血肉、我的思维、我的目光、我的声音，我的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国文化传统筑成。传统是我们生命的色素和基因，是盛下大海和湖泊的大地……当然我决不陷入传统的囹圄，我在传统之上展现和重建自己，在传统的沃土之上飞翔。坦率地讲，我的骨子里有不少颠覆和反叛传统文化的叛逆成分，但我决不会丢掉传统。丢掉，意味着他只能成为墙头芦苇和阳台上的盆景。无论哪个民族的诗人和作家，无视自身的文化传统都是愚蠢的。真正的前卫产生于传统”。

这些年，或许跟我用日语写作有关，不但是诗歌作品，包括小说和批评，我在阅读完后，会重新在大脑里用两种语言――汉语和日语对这些文字进行审视和评价。就是说，他们的文字是否具备“世界文学”意识和多元文化的国际视野、是否具备对人性和人类生存境遇深刻的洞察力、是否具备高超的艺术完成度和文学的表现力以及文学普遍的精神价值意义等，这两种语言会让我找到一个合理的判断。简而言之，必须得有能力征服作为汉语和日语的读者的我。这也是我这些年评价和判断中日现代诗优劣的方法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