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兆琨

在中国的各级各类官场，秘书这个职位似乎早已超越现行的科层设置，而成为一种十分独特的政治现象。秘书“腐败”虽在中国庞大的秘书群体中还是极少数，但正如有媒体评论称，秘书一旦出事，就是大事。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防范这种“大事”的发生呢？

堵住秘书腐败的源头

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央多次对秘书配备提出要求。去年6月25日的中央政治局专门会议提出，“统筹制定领导干部秘书配备标准”。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规范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工作生活保障制度，不准违规配备秘书”。

国家某部委领导秘书对记者说，高层领导秘书的能量远没有外界所说的那么大。“我们不可能代替领导做决定。比如有人来京拜访领导，我们都是先汇报，见还是不见，都是领导自己决定。如果该见的没见到，不该见的反被我们引见了，那么就会给领导留下不好的印象，时间长了就是拿自己的仕途冒险”。

对于秘书的操守，1986年的《关于加强县以上领导机关秘书工作人员管理的规定》要求，“秘书工作人员协助领导同志处理问题，必须实事求是，公道正派。秘书工作人员不得违背组织原则插手人事问题。”。

但与国家高层领导对秘书的严格要求相比，一些地方领导的秘书不仅表现得有所依仗、有恃无恐，甚至成为“权力掮客”、“贪腐掮客”。最典型的是“河北第一秘”李真。

如果在一种非正常的环境中，秘书们自然而然都学到了一门新的秘而不宣的“秘书学”：不是为领导安排日常工作、写稿子与及时提供资讯，而是如何把领导的权力更大化，为领导和家人，也顺便为自己捞取最大的利益。有的秘书似乎从上任的第一天起，就抱定不对国家、党和人民的利益负责，而只对领导和领导的家人忠心耿耿。这样的秘书，即便犯罪了，有的领导也会百般包庇、听之任之，继续任用不说，还能不停升职。

政企分开挤压秘书谋利空间

“秘书帮”现象极其不正常，河北第一秘”李真、“上海第一秘”秦裕、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四川省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郭永祥、中石油集团原副总经理李华林的垮台暴露出只不过冰山一角而已。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反腐要想彻底，也不能不触及到“秘书帮”。当然，要想彻底解决“秘书帮”现象，最终还得在用人制度上做出变革，要对那些滥用权力的当权者“去势”，要把绝对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政府职能是政府权力的依据，要想根除秘书腐败，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目前领导干部掌握较大的行政权力，在运用权力时有很大的主观能动性和随意性，把权力下放给秘书，最终导致秘书利用权力进行腐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简政放权，实行政企分开，改变对企业的管理方式，不折不扣地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下放给企业，不再直接干预市场。要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加强宏观调控和监督，强化社会管理，减少具体的审批事务和对企业的直接管理，做到宏观管好，微观放开。这样削弱领导干部的权力，秘书的权力和优势自然变少了，贪污腐败会有所减少。

政务分开给秘书阳光空间

从近几年查处的大案要案看，特别是通过深入剖析河北省委原书记程维高及其秘书吴庆五、李真等腐败案件，我们可以得出一条带有规律性的结论，那就是主要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尤其是秘书这个关键角色，如果长期缺乏有效的教育、制约与监督，就很容易蜕化为整个腐败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建立健全行政机制体制，实行政务分开，确保官民思想沟通顺畅，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建立健全政治沟通机制，实行党务政务分开，建立官民有效沟通的平台，保证政务信息的公开和透明，消除现有体制下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使秘书无法借助“信息优势”腐败。

其次，健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努力提高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参与政治的程度，确保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这样大量腐败关系网络衰落，秘书的“关系优势”自然也会逐渐式微。

再次，改革领导干部秘书任用制度。加快秘书职业化进程，改变导致秘书身份官、职不分的用人机制，使秘书成为独立于领导干部的、具有独立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实现渠道的职业。

提高自身素质“高薪养秘”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作为领导人身边的助手和参谋，秘书人员要做到防腐拒变，关键在于秘书本人。鉴于这一特殊的“秘书现象”，对主要领导干部身边的秘书人员，必须多方面入手，使秘书按照相应的职业道德、工作规范和岗位要求，正确行使自己的职权，不断推进秘书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对主要领导干部的秘书进行理想信念和思想道德教育，这是做好秘书工作的前提性条件和基础性工程。

程维高的两任秘书吴庆五、李真，由于长期放松政治法律学习、放松党性修养和世界观的改造、放松职业道德要求，不断异化着自己的秘书职能，逐步堕入了腐败的深渊。吴庆五、李真在反思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惨痛教训时，都非常痛心地讲到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讲，要经常对秘书人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教育，提出严格要求，使他们牢固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强化秘书人员的职业道德和角色意识。

从秘书腐败产生的主观原因来看，不少秘书是由于自身素质不高，抵挡不住诱惑而腐化堕落的。有的腐败份子一语道破了他们肮脏的灵魂：“理想是远的，道德是空的，权力是硬的，金钱是实的。要想不远的，抛弃空的，抓住硬的，捞取实的。”可见，道德品质在他们心中已无任何地位。学习是秘书积累知识、保持向上的最基本的源泉。而秘书人员必须要提高的就是学习能力。培根说过，求知的目的不是为了吹嘘炫耀，而应该是为了寻找真理，启迪智慧。秘书人员要牢记这一点，要端正学习态度，切忌在学习中怀有功利之心，明确学习目的是为了充实自身，提高综合素质。秘书必须在学习的过程中，树立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的政治立场，鲜明的政治观点，严格的政治纪律，较强的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认真领会“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争当一名廉洁奉公、遵纪守法、甘于奉献的好秘书。endprint

因此，要加强秘书思想政治教育，加强职业道德教育，提高秘书自身素质，使其能够在工作岗位上以相关精神来约束自己。只有这样，才能在思想上构筑起坚固的防腐大堤，抵制住各种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的侵蚀，提高秘书队伍的防腐拒变能力。

立法遏制秘书腐败势头

秘书腐败除了导致工作效率低下、权力滥用以外，还严重影响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通过秘书立法，用法律法规来约束权力。

首先，要通过秘书立法来明确秘书的地位，赋予秘书相应的权力，使其在行使权力时有所依。在起辅助参谋作用时，避免成为领导的“附属品”，同时因有法可依，也可约束秘书的权力，使其不致滥用职权。这样既有利于秘书开展工作，也有利于领导对秘书的管理。

其次，要确立秘书任职资格制度。秘书任职资格是指从事秘书工作应具备的身份和条件。虽然过去不同历史时期各国在任用秘书时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和考核方法，但都是些“零散”的方法，未能形成全社会统一的考核标准，只有当社会进入高度发达现代社会后，西方国家才率先对秘书任职资格确立了统一的考核制度，使秘书资格真正达到规范化和可操作化。我国可在这方面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秘书考核制度和经验，建立起统一的秘书资格考试制度，即由国家指定相应的机构负责，制定统一的考核标准，通过定期考核，确保秘书人才的高素质和高能力，为秘书职业化奠定基础。

此外，通过秘书立法，以法规的形式制定秘书人员相应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如制定秘书的晋升条件，这方面可以借鉴律师或教师的相关规定，将秘书划分为相应等级。秘书人员在工作一定时期后，依据一定的条件可晋升为上一等级的秘书，其工资福利待遇与该等级挂钩，这样就可有效提高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使其在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相应的待遇。

推行秘书工作职业化道路

秘书工作职业化是指从组织上、制度上将秘书这一专业工作形成分级分类的管理体系，明确秘书职责范围、有完善的专业教育和培训制度，有规范的考核评定标准和有效的选拔用人机制等。秘书职业化是实现秘书工作走向规范化的必然趋势，是治理秘书腐败的有效措施，因此，我国应尽快研究和实现秘书职业化的相应制度。在这方面，结合中国国情，从以下几个方面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秘书职业化体系。

首先是建立秘书职业教育培训体系：一是进一步规范秘书学专业及学科建设，培养高层次的秘书人才。要提升秘书专业教育层次，改变目前大多只停留在中专、大专层次上的局面，要有计划地增加本科专业或研究生教育，满足新时期社会对秘书人才的高要求；二是根据国家社会和劳动保障部颁发的《秘书职业技能标准》及《国家职业教育技能鉴定规范（秘书）》的要求，对现有或正准备进入秘书行业的人员进行全国秘书职业资格考试，经考试合格方能持证上岗。

其次是建立选拔秘书任用体系：在秘书的选拔任用中，一定要制定严格的制度和方法，要坚持公开考试、机构推荐、择优录用、正式录用的任用程序，达到秘书职位与个人综合素质相符合；同时，在考核过程中要坚持客观、公正、公平的原则，排除人为干扰，保证任何单位的秘书职位都对考试优秀者敞开大门；制定秘书工作考核制度，对其工作成绩和实际表现进行定期考核，对表现优秀的秘书人员予以奖励，对不合格的秘书人员进行清退，以此形成优胜劣汰的晋、退机制，给秘书以较大的自我发展空间。

再次是建立秘书权力监督制约体系： 强化领导对秘书的“授权”制约，领导作为第一责任人，在授予秘书相关权力的同时应说明授权的范围、大小及交办事项的具体要求，授权后要加强对秘书工作过程的指导与控制，防止秘书滥用权力；建立社会监督机制，可通过人民群众、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等，对各级政府中的秘书人员实施监督；加强权力监督部门对秘书权力的监督作用。如通过纪委、司法部门对秘书的权力加以监督，使其心有所惧，从而达到制约秘书权力，防范秘书腐败的效果。

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的过程中，针对秘书腐败的特点和原因，必须建立健全机制，加快秘书立法，加强依法监督，严厉惩治，从而使官员秘书“不能腐败”、“不敢腐败”，进而达到防止权力滥用，遏制腐败现象滋生和蔓延的目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