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梅

内容摘要：周作人的作品具有浓厚的民俗思想和民俗趣味。周作人的民俗趣味深受柳田国男的影响，他曾把柳田国男视为给自己的思想体系极大影响的少数杰出外国思想家之一。因此两人在鬼怪方面也有着共通的认识。但是由于身处不同国家，受两国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两人的鬼怪思想又各有其特点，内涵方面各具其民族特性。

关键词：柳田国男 周作人 鬼怪 思想

鬼怪是人们臆想中的形象。鬼怪创作是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可以反映出人类生存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人生无常，人情恒在，鬼怪代表的既是人的希望也是人的无奈。柳田国男被称之为日本的妖怪民俗学者，而周作人是近代中国文人当中，对鬼怪谈论较多的代表。两人为异国人，一生未曾谋面，但作为同处近代历史转变期的东亚知识分子，他们在通过民俗学思考民间传统、现代化以及固有文明传承等问题上，存在着诸多相似的认识。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们对鬼怪方面的认识来窥见一斑。本文试对两人的鬼怪文化论进行梳理与比较。

一.柳田国男和周作人

被尊称为“日本民俗学之父”的柳田国男于1875年出生在兵库县，是儒学者松冈操的六男。因为1901年被过继给柳田直平做养子，入籍时便迁居到柳田家，并更姓为柳田。他是日本从事民俗学田野调查（是一种到调查对象所在地搜集实际资料并进行研究的方法）的第一人，他认为妖怪故事的传承和民众的心理和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将妖怪研究视为理解日本历史和民族性格的方法之一。他一生思想与思考方法尽在《妖怪谈义》一书中。

周作人被誉为中国民俗学开拓人，1885年出生于浙江绍兴。在近代中国文人当中，周作人是对鬼怪谈得较多的代表。由于从小对《聊斋》《封神演义》等奇幻空想的阅读兴趣，使他本人并不相信有鬼，但其一生却撰写了很多有关鬼怪之说的作品。如《水里的东西》《鬼的生长》《说鬼》《谈鬼论》等。周作人的民俗趣味深受柳田国男的影响，他曾把柳田国男视为给自己的思想体系极大影响的少数杰出外国思想家之一。因此两人在鬼怪方面也有着共通的认识。

二.柳田国男的鬼怪思想

在近代的日本，最初将妖怪作为一门学问进行研究的是明治时期的知名哲学家井上圆了，以《妖怪学讲义》为中心，他撰写了很多有关妖怪的书籍。他对妖怪进行分类，认为实际存在的妖怪为“真怪”，而由于误认和恐惧而产生的妖怪为“假怪”，并深入考察了不同的妖怪。作为推进文明开化启蒙的知识分子，为了消除民众心目中的迷信思想，他利用科学知识合理地解释了假怪现象。因此，可以说他是为了消灭人们心目中假怪这种迷信的产物才开始对其进行研究的。基于这样的研究，井上被誉为“鬼博士”，“妖怪博士”。

但是，到了明治末期以后，民俗学创始者柳田国男针对井上圆了的妖怪研究提出异议。当然柳田并不是质疑妖怪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人们相信妖怪存在的心态上。他主张不应该将妖怪单纯地看成是迷信，而应将其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他从近代化过程渐渐被排除的妖怪文化中寻求自古以来日本人的形象和信仰形式。例如柳田国男通过描绘被平原人驱赶不得不藏匿于深山的“山人”生活而寻找久远以前日本人的生活状态。如其所说的“日本民间的生活、信仰在各种新文化长期的冲击下，发生了很大变化，家神逐渐沦为座敷童子、水神沦为河童”等等。柳田认为妖怪是神的沦落，妖怪身上残留着许多神的特点，通过对妖怪的考察可以探索出日本民间信仰的真实面貌。他认为那些被神道思想家们忽视了的、在民间顽强生长着的对众神的信仰才是民间最自然的信仰，只有重视它们，才会发现古代日本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可见，柳田国男研究妖怪文化的目的在于研究日本国民的历史，了解日本的民族思维特点和日本人的心理特征。

三.周作人的鬼怪思想

在近代的中国，像井上圆了那样的知识分子也占据了主流。科学发展的迟缓刺激了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憧憬。唯物主义的科学观念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有三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首先是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他将井上的《妖怪学概论》中的总论部分进行了翻译出版。其次，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的创刊者陈独秀撰写了一篇《有鬼论质疑》的文章。文中说到：“吾国鬼怪之说素盛，支配全国人心者，当以此中无意识之宗教观念最有力。”他主要从“科学”角度对鬼怪予以批判。此外，提倡白话文学，揭开中国新文学序幕，在近代中国思想和学术各方面都处于先锋地位的胡适，青年时代在《竞业旬报》上发表了几条《无鬼丛话》。后来在他的自传《四十自述》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从崇尚迷信走向相信科学的过程。

但是，近代中国文人当中，谈论鬼怪较多的代表当属周作人。由于从小对《聊斋》《封神演义》等奇幻空想的阅读兴趣，使他本人并不相信有鬼，但其一生为何撰写了很多有关鬼怪之说的作品呢。首先是因为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接触过当时西洋最新的人类学和神话学，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尤其爱读英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弗莱则和神话学者、民俗学者安特路郎的著作。周作人从他们的著作当中不仅了解到了有关英国和世界各国的鬼怪知识，还更深刻地懂得了把近代学问作为对象研究鬼怪的意义。另外，虽然周作人从留学时期到五四时期主要是以弗莱则等西方文化人类学的民俗理论为理论吸收的主要来源，但是在日本留学末期，周作人接触到了柳田国男最初的民俗学著作《远野物语》，自此以来，他就对柳田的《日本民俗学》等杂志爱不释手。当然他也阅读了柳田国男其他很多有关鬼怪的研究以及日本与鬼怪有关的书籍。可以说因为阅读了英国和日本有关鬼怪的书籍以后，他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的鬼怪，对其进行研究。据柳氏学说后继者直江广治的《中国的民俗学》所说，周作人几乎全部存有柳田发表的所有著作；周作人对柳田国男的知识摄取跨时长达六十年之久。通过周作人的作品可以窥见其鬼怪思想的内涵。

首先，周作人认为鬼怪是人类精神的产物，是人类精神的内在表现。他在作品《文艺上的异物》中这样说道：“民间的习俗大抵本于精灵信仰，在事实上于文化发展颇有障害，但从艺术上平心静气的看去，我们能够于怪异的传说的里面瞥见人类共通的悲哀或恐怖，不是无意义的事情。科学思想可以加入文艺里去，使他发生若干变化，却决不能完全占有他，因为科学与艺术的领域是迥异的。”另外，正如他本人在《鬼的生长》中所说的“我不信鬼，而喜欢知道鬼的事情，此是一大矛盾也。虽然，我不信人死为鬼，却相信鬼后有人，我不懂什么是二气之良能，但鬼为生人喜惧愿望之投影则当不谬也”。他认为鬼怪的信仰不仅反映出现世的无奈，也寄托着哀人的希望。现世生活的惨烈痛苦使人们不自觉地将希望寄托于幽冥幻化的鬼怪世界。他相信从鬼的信仰里可以看到平常难以看到的人性，体味到俗世民生的悲欢喜乐、生死观念和习俗信仰的影子。

周作人在认为鬼怪是人类精神产物的同时，他还认为鬼怪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文化产物必定带有民族精神的色彩。所以鬼怪中不但能表现出人类共通的悲哀和恐怖，还是异文化特性的缩影。在他的作品《说鬼》中这样写道：“我想假如有人决心去作“死后的生活”之研究，实是学术界上破天荒的工作，很值得称赞的。英国弗莱则博士有一部书专述各民族对于死者之恐怖，现在如只以中国为限，却将鬼的生活详细地写出，虽然是极浩繁困难的工作，值得当博士学位的论文，但亦极有趣味与实益，盖此等处反可以见中国民族的真心实意，比空口叫喊固有道德如何的好还要可信凭也。”可见，他认为通过鬼怪能够探索出中国民族的特性。

应该说，周作人和柳田国男的鬼怪思想基本上是统一的。这其中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柳田国男的思想的受容是（接受并吸收、容纳之意）非常深广的。但是由于身处不同国家，受两国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周作人在妖怪思想方面又有与柳田国男不同之处。这就是周作人的鬼怪思想当中还有着对中国民族病态的批判。

1936年周作人在他的作品《关于雷公》一文中这样写道：“中国人重实际的功利，宗教心淡薄，本来也是一种特点，是关于水火风雷都充满那些恐怖，所有记载与说明又都那么残酷刻薄，正是一种病态心理，即可见精神之不健全”。周作人在作品中谈鬼怪意在正类人间表现国民心理的缺陷与不足，通过民俗仪式营造诡异的氛围，叙述人间的丑恶事情、人性的丑态、社会的不公，抒发了孤愤之情，嘲讽了庸者的愚蠢。

四.小结

综上所述，柳田国男和周作人在鬼怪问题上有很多思想是相通的。即他们都是通过写鬼怪来探求凡俗的人世生活、精神心理，探索出本国的民族特性。但是由于身处不同国家，受两国不同地域、民族文化的影响，因此在鬼怪方面又各有其特点，内涵方面各具其民族特性。

（作者单位：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语言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