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金侠

——冯积岐评传(六)

郑金侠

第六章 第二次被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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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批判邓拓、吴晗等人拉开了序幕。学校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沿阵地，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里所有的墙壁被糊得严严实实。起初，冯积岐也跟着造反的学生写大字报，贴大字报，内心里也一样地沸腾着，他以为这就是革命。想到表现自己的机会终于来了，他甚至暗自高兴。他和同学一起参加批判会，辩论会，一起写批判文章。冯积岐也写过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写得十分犀利，尖刻。一天，他跟着造反派学生到邻村去刷标语，当造反派学生在农民的土墙上刚刚写下“造反”，“有理”两个字还没来得急写上，就被村里的农民扛起铁锨镢头撵跑了。冯积岐他们一起丢鞋落帽地向村外逃去，等跑到学校的时候，一个个连气也喘不上来。那一次，他本是跟着去凑数的，他并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要革谁的命，也不清楚他的路又在哪里。经过那次遇险事件以后，他再也不敢贸然地跟着去“造反”了。

没多久，县上在党校里举办教师集训会。教师集训会对全县的小学教师一齐搞“人人过关”，即就是无休止的揪斗和批判，使得大多数教师若惊弓之鸟般惶惶不可终日。文弱的教师自然成了“文革”中第一批受害者。

接着，学生开始整老师。老师之间相互揭发，互相斗争，学校里顿时一片乌烟瘴气。有一天，造反派学生把一名教外语的老师反剪着双臂押上课桌，让老师站在高处交待奸污女学生的罪行。那些同学比冯积岐大三四岁，他们对那件事的兴趣似乎显得异常浓厚，叫嚷着要老师交待全部的过程。老师最终受不了拳打脚踢，无奈之下交代了自己的“罪行”：一天晚上，学校操场上放映电影，有一个女学生因为值日没有去看电影，他作为值周员也没有去看电影，于是他借故检查校舍，去了那个女学生的宿舍。宿舍里只有女学生一个人，他先是拉住了女学生的手，看到她没有反抗，便大着胆子抱住了女学生，还没等女学生反应过来，他就把女学生压倒在床上了。这时候，一个男学生竟然涎着脸问老师：多长时间？老师说，大约20分钟。又一个学生尖叫着：狗东西！真能干！台下的学生肆意地放声大笑。不知谁喊了一声：“打！”“打这流氓！”学生们于是一哄而上，拳脚相加，老师被打翻在地，喊爹叫娘。老师交代的这个“罪行”是被逼胡乱说的，还是真有其事？谁也不清楚。在当时，冯积岐站在远处看着这一幕，他没敢走近一步，他不敢打老师，也不能动手去打老师。他心里惶惑不安，他知道，这个老师和他一样家庭出身不好。也许是同病相怜，同类相惜的缘故，在这件事上，他并不觉得这个老师就是“坏人”，他心里只有对老师的怜悯与哀叹。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老师即便有错，也不能这样子被欺负吧！他一边想着，一边开始担心自己有一天也会被推上批斗台，也会遭人凌辱。眼前发生的一切时时在提醒自己，他是地主出身，他不敢忘记也无法忘记。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发生在学校里的这些事件，冯积岐在他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中曾有过这样的描述：

1969年，冯积歧（后排中间）等摄于岐山县城

又有人在高喊牛老师的名字！

牛生浩！你说你和杨金玲XX没有？

如此粗鄙的话竟然出自初中三年级一个学生之口，我十分震惊：这句粗俗的话常常出自村巷中那些缺少廉耻的对骂的妇女们的嘴里，年少的学生在使用这样的语句时的坦然自若使我大为吃惊。我低下头，浑身在起鸡皮疙瘩，我为同学毫不羞耻的问话而羞耻着，我为同学轻而易举地超越羞耻而难过。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在加快，我仿佛看见了我脸上最能代表羞耻的那层真诚而可爱的红晕。

牛老师说他没有。牛老师说他怎么能和自己的女学生干那事。

在《沉默的季节》中，主人公周雨言对“文革”中发生的侮辱老师的事件进行了反思，不只是道德层面的反思，还有十分深刻的关于人性的反思——这就是冯积岐从生活到小说的艺术“加工”。

学校里成立了红卫兵组织。造反派头头宣布，红卫兵组织中不接收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上中农出身的学生也要按比例接收。一篇“出身论”的文章像狂风一样席卷全国，阶级斗争的天空又布上了一层黑云，文章里疯狂喊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按照这样的说法，冯积岐生下来就是“狗崽子”。于是，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和被批斗的老师一样被推到了人生最尴尬最孤立无援的境地。冯积岐也曾羡慕那些戴着红袖章的学生，羡慕他们是那么地风光，那么地自豪，好像他们天生就是龙凤，就是上天的宠儿。1966年8月，当第一批红卫兵代表被送到北京接受毛泽东接见，他们回来后无不得意地反复讲述着被接见的经过，那一张张因激动而发红的脸庞曾让冯积岐也跟着莫名地偷偷地激动着，他觉得那些同学实在是光荣、荣耀至极。他试图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于是去参加造反派组织的“静坐”。当时，几百名学生在毒辣的太阳底下静坐在县武装部的院子里，一连坐了两天。时至今日，他仍不知道当时是因为什么事情而“静坐”的。他的这些“表现”，还是没能让他当上那令他羡慕不已的红卫兵小将。学校那时也已停课，既然不准他“造反”，他便无事可干，成了一名逍遥的无所事事的学生，他像一个站在台下看独幕剧的看客一样，观看造反派们疯狂和野蛮的表演。他终于看清楚了，这场运动不是给他那样出身的人提供的舞台，在这样的运动中，他是没有出路的。

1969年，同学入伍时留影（前排右一为冯积歧）

后来，和许多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的命运一样，他不无沮丧和失落地回到了家中。

再后来，复课闹革命开始，同学到家里来叫冯积岐回学校，他没有回学校去。他明白，“闹革命”不是自己该干的事。到了1967年的腊月初，冯积岐已经在水利工地上参加劳动了，他的一个同学赶到他家里给他说，政策允许地主富农出身的学生可以步行串连。冯积岐经过前几次受挫，他静下来想想，还是老老实实地当农民吧，串连个什么？那个和他一样地主出身的同学一再地撺掇他说，哪怕是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事啊！十几岁的冯积岐，从没有走出岐山县一步，也没坐过火车，他确实想出去开开眼界，经不住当时那种火热的氛围和同学热切的诱惑，他心动了。年少的他，心中一样充满着强烈的探究欲，他没有再作犹豫，赶到学校开了证明，领了粮票和补贴，开始了和同学们的步行串连。

八九个出身不好或者父亲有历史问题的学生背着被子走出了岐山，走到了宝鸡，从宝鸡翻过秦岭，一路向汉中方向走去。每天都要走七八十里路，那里有接待站，就到那里歇脚。都是十几岁的少年，不知道疲累。冯积岐第一次出远门，秦岭山中的小镇上窄窄的街道和从山上砍伐下来的木材烧火做饭的气味让他感觉新鲜新奇。在每个接待点上，他们都能吃到白米细面，这可是难得的待遇啊！初出茅庐的他甚感欣慰。因为家里面的粗粮和接待站点的饭菜相比，他简直过的是皇帝一般的日子。冯积岐当时就想，难怪红卫兵们要争着去造反，争着去北京被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他们不仅仅是风光了一回，还能吃上这么好的饭菜！冯积岐他们行走在深山峻岭中，听不到喊口号的声音，看不见斗争的场面，他的心里反而更踏实了些。

在成都市接待站，冯积岐的自尊心又一次被挫伤。负责接待的一个中年人看了冯积岐的介绍信，当面就把介绍信给冯积岐扔过去，并说不能接待他等之类的话。也就是说，不能给他饭吃，不能给他安排睡觉的地方。负责带队的同学问那个中年人为什么不接待冯积岐。那个中年人拿起接待证明念道：冯积岐，男，地主成分，陕西省岐山县范家营中学学生……负责接待的中年人说，地主成分就是地主，就是阶级敌人。我们怎么能接待阶级敌人？！带队的同学一再解释：地主成分指的家庭是地主成分，又不是本人是地主身份。中年人说，他的介绍信上没有说家庭是地主成分。冯积岐嗫喏着申辩说，我还是个学生，你看我像是地主吗？那个中年人眼皮也不抬一下，脸沉得板平，像没烧熟的砖头一样。冯积岐和他的同学再三恳求，那中年人竟然高声吼叫起来：你们说啥也不行！他大手一挥：走开！你们再闹，就把你们全部赶走！接待站拒不接待他，冯积岐又饥又饿，心如刀割一般：这明明是欺侮人，歧视人嘛！他蹲在一旁，眼泪往心里流，他后悔了：像他这样的人，就不该出来串连。捱到傍晚，接待室换了个中年女人，冯积岐这才被安排了一顿饭吃，找了个睡觉的地方。这件事对冯积岐刺激很大：地主的娃，走到天尽头也是“另类”，也是“狗崽子”一个。他不愿意再向前多走一步。回去，坚决要回去。在成都，他只待了两天，便踏上了返程的火车。他彻底地失望了：还是回家当农民吧。他觉得，这样受人欺负，是他自找的。若待在家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次伤心之旅，使他痛彻地体悟了什么是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革命的成败与他这样出身的人是什么关系！

2

农村的“文化大革命”由轰轰烈烈的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也就是所谓的“破四旧”开始，史无前例地向纵深发展。庙拆了，泥塑的神像被拉倒了，大户人家屋顶上的屋脊也被打得稀烂，官府给村里的绅士们赠送的牌匾也被悉数收缴。地主的子女们主动将家里的《四书》《五经》《三言》《二拍》及《红楼梦》《三国演义》等等这些被称作社会主义“大毒草”的书籍一架子车一架子车地拉进大队院子，交到造反派手中。陵头大队改名为长青大队（也许是因为村口的那棵四季常青的白皮松的缘故吧）。造反派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根弦，斗争的矛头依然是地主、富农、反革命，“黑五类”的子女也未能幸免。在农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必然是少数。尽管，有些生产大队的造反派把生产队长和记工员也作为“走资派”揪斗。这样的斗争会持续的时间并不长，无论是“一打三反”（指的是1969年开展的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批林批孔”（指1975年开展的批判林彪批判孔子的运动），首当其冲的对象还是“黑五类”。冯积岐目睹了一个个年轻气盛的造反派对地主富农拳打脚踢，那些老人们忍着屈辱，一声也不敢吭，所幸陵头大队还没有被打残打死的地主富农。“文革”结束后，冯积岐从一份文学刊物上读到一篇报告文学，记录了“文革”期间造反派惨无人道地杀戮“黑五类”及其子女的事实。冯积岐暗自庆幸，他们村的造反派还算温和，没有狠下杀手。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一些人又重弹“西北民主革命不彻底”的老调，冯积岐的父亲听说村子里又要补定成分，他们一家似乎看到抄家的黑手已隐隐露出了指头。

第二次被抄家前，父亲已经有了预感，他吩咐冯积岐将家里所有的书籍塞进炕洞里烧掉，一本也不能留。他遵照父亲的意思流着泪烧掉了他钟爱的书籍，最惋惜的是，他曾花几角钱在岐山县新华书店买来的李准先生的《情节、性格和语言》也被烧掉了。包括他写下的好几本读书笔记也没存留下来。他不能不烧掉那些心爱之物，他和父亲一样也怕几本存书给自己飘摇的家再次带来意外的灾难。连几十个装在木套盒中用松木精制的祖先牌位也被烧掉了，那牌位就是家谱，记录了先祖的出生年月和离世的日子以及后代子嗣的名字。在烧完这些之后的第三天，造反派就来抄家了。

冯积岐目睹着第二次被抄家。

几十个造反派涌进了窄狭的院子，厉声喝喊着一家人都出来站到前院，他们个个是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他们一进房间，就直接上了木板楼，以为在楼上可以搜出银元、珠宝来。其实，楼上只有几百斤少得可怜的全家的口粮。他们在楼上翻腾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得到，又从楼上下来开始在房间里乱翻。在几乎家徒四壁的屋里，造反派一无所获，于是，他们发狠地将旧衣服、旧鞋子从伤痕累累的柜子中翻出来胡乱扔到地上，踩了又踩。那些造反派在冯积岐的家中制造了灾难性的事件，同时带给了这个家一种黑色沉闷的比死亡更难以忍受的气氛。冯积岐和他的弟妹们被这种恐怖的气氛所淹没，这种气氛像雾霾一样摧残着他们弱小的心灵。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大树底下》和诸多短篇小说中所流露出的对人的失望，是从他的点点滴滴的人生历程中过滤出来的。从这些造反派身上，他深切地感受到人性之恶的可怕。他也看到，人一旦失去理性就会给他人和社会造成多么大的灾难！而在当时，何止人群失去理性，整个社会全部陷在一种无法理清的疯狂状态。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的那次抄家，冯积岐在《沉默的季节》里是这样写的：

是夏双太领着农民红卫兵来抄家的。脸色阴沉的夏双太的突然而降使得他们一家措手不及，不是说他们来不及转移浮财，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财产可言，属于他们的只有几身粗布衣服，一些生活用品和不多的粮食。措手不及的是他们来不及吃早饭就被驱赶到院门之外了……在院子里开挖的声音和农具的磕碰声以及红卫兵的喊叫声扭结在一起从弯弯曲曲的院门口逶迤而出，一家人狗一样蜷缩在院门外边的墙根下。……挖地三尺的工作在继续着，抄家在继续着。……我害怕了。害怕像灰尘一样在我的心上落了一层又一层，变成了厚厚的盔甲，我想，我没有哭，越害怕越哭不出来。我用一双手不住地在土墙上抠动，尽管手指头上磨得血珠点点，我还是没有停止抠动，我妄图在土墙上抠出一个洞穴钻进去，好藏匿我的害怕和我的羞耻。

抄家给主人公周雨言带来的“害怕”，是冯积岐“害怕”的真实的心理写照。

在同一个院子的叔父家里，造反派们挥动着镢头，一会儿就把叔父家的土炕打塌了。父亲和叔父都怔愣在一边，他们对造反派们的这一举动没有一丝防备，根本不知道那些造反派是有备而来的。他们无从知道造反派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造反派又是怎么知道叔父家的土炕下面有一眼水井的？！造反派们打塌了土炕，露出了井口，有一个造反派腰里捆着一根绳子下到了井里。原来，半井处有一个拐窑，里面确实藏有东西。造反派搜出了半笼银元、玛瑙、翡翠、玉器。

冯积岐第一次见识了这些珠宝，有红得耀眼的玛瑙，绿得滴水的翡翠以及透亮的玉镯、玉佩。看到这些稀罕之物，那些年轻的造反派大呼小叫，两眼放光，如获至宝。他们提了半笼子的战利品兴高采烈地走出了院子，这些东西最终不知流落谁人之手，是被造反派们私分还是上交到公社，他们一家人不得而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清退被抄去的财物时，这些东西一件也未被追回。谁是告密者？至今是个谜。连祖母也不知道祖父藏匿这些东西的地方，叔父不知道，父亲更不知道。他们都觉得事出蹊跷，是祖父当时藏东西的时候被村里人发现了？不会，祖父做事太谨慎了，这一点，全家人心里都很明白。是祖父无意中说漏了嘴？不，也不可能。祖父是一个言语谨慎得如石头一般的人。那么，这就怪了，真是怪事！被抄家后的许多日子里，全家人都处在惶惶不安之中，14岁的冯积岐再次经历了不安与恐惧，比黑夜里一个人走路或掉进井里更让他害怕。冯积岐没有丝毫的安全感，更没有可以依靠的人。在《沉默的季节》里，他借周雨言的口，不止一次地说出：我无依无靠，我无依无靠。在那样的境况下，祖母靠不住，父母也靠不住。他们没有能力不使自己的儿孙担惊受怕。他目睹了造反派抡起镢头打塌叔父家的土炕的情形，站在一旁的叔父上前阻止：“你们要找啥东西，就在房子里找，把炕打塌了，我们晚上睡哪达呀？”一个造反派指着叔父的鼻子说：“不许你说话，给我好好站着，再多句嘴，看我咋收拾你？！”叔父不再吭声，父亲大概是见惯了造反派的嘴脸，他对叔父说，你不要说了，叫人家挖去。院子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几乎到了一点就着的样子。

造反派从这屋搜到那屋，一无所获，父亲长长地出了口气。后来父亲才告诉他，父亲将仅有的几块银元藏在楼顶上的木椽之间，这几块银元就是祖母在“社教”前从木面楼房中挖出来的。假如这些银元被造反派搜出来，父亲非上批斗会不可，冯积岐恐怕也难逃“罪责”。

当造反派们怀着能得到金银财宝的梦想来抄家的时候，殊不知，这个家已是家徒四壁，贫穷万分。在他的记忆里，家里最后穷到连两分钱的火柴也买不起的程度。母亲每天做饭，总要抓起一把麦草去隔壁点火，将一团老棉花点着裹在麦草里一路小跑回到自家的厨房塞进灶膛，赶紧拉动风箱让这点星星之火燃起来，就这样做顿饭。祖母他老人家身上的衣服一穿就是十几年，缝缝补补又几年。开春了，她将棉袄中的老棉絮掏出来，洗一洗，仍旧当做夹衣穿。一年四季，一套单衣，一套棉衣。

十七八岁的冯积岐，第一次穿上了从外面买回来的衣服，那是一件漂亮的蓝色的红卫服。直到穿得掉了色，母亲买了黑颜料染成黑色又继续穿，穿到衣服的前襟破了几个洞补补还是接着穿。他在太白修公路结束的时候，临回来前想照一张相做个纪念，无奈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借了同村的知识青年一件螺纹线衣一条裤子一双鞋，完成了他的心愿。一年四季，除了过冬穿母亲缝制的粗布袜子，其他时间从不穿袜子。一直到1980年前后，他依旧是一双精脚，穿一双布鞋。

冯积岐结婚后没几年，日子过得实在艰难，父亲提出分家，好让儿子日子能过得宽松些。分家时，冯积岐身上没有一分钱，买灶具的钱也是借的。分家后，他每年的全部收入是喂一头猪在年底卖了得到的那几十元钱，家里支出一分钱，他都要记在一个小本子上。过年过节买二斤蒜苗或一斤大葱他也要事先算好账——他是不能多花一分钱的。冯积岐堂妹结婚时，冯积岐的妻子想给妹妹送一把二毛钱的梳子，借了半个街道，硬是没借到二毛钱。

1985年初冬，冯积歧和妻子董喜秀在临潼华清池

当然，那时候的农民都在贫困中艰难地过活着，冯积岐的家已经贫穷得如同残秋中伫立在田地里没有叶子的高粱杆。家，不只是没有财产，更没有了温度，冰冰凉凉的。这样的一个家还用抄吗？没有一件可用的东西可以去抄，尽管，造反派们的抄家是徒劳的，但是他们还是要进行抄家，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话。那时候的口号是：领袖的话，一句顶一万句。

第二次抄家带给冯积岐的不是家里的物件被悉数抄走，而是比第一次更加深刻更为强烈的恐惧，让他又一次经历没有安全担惊受怕的日子。动物之间相互庇护的本能和权利，在他们一家人之间都做不到，他们谁也庇护不了谁。地主一家人，谁都是可以来欺负的。对于冯积岐来说，家，就是破败的土厦房，一股风就可以让其坍塌。冯积岐一家人提心吊胆，颤颤巍巍地生活着。在陵头村，冯积岐的一个同龄人，也被定为地主成分，听说生产大队要开他的批斗会，竟然在批斗会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喝农药自杀。那是一句话就可以置人于死地的年代，更别说被一次次地逼迫了。难怪，村里有人说，小伙子是被吓死的，这话一点没错。当陵头生产大队第六队一个年仅15岁的地主儿子在土厦房窗框上用裤带把自己勒死之后，冯积岐陷入了极度的绝望之中，好长时间摆脱不了那种震惊而恐慌的心理阴影，成天不说一句话，只是像牲口一样闷头劳动。地主富农的孩子，他们还有活路吗？冯积岐不敢细想。在《村子》的开头，冯积岐写道：一千口人的松陵村在“文革”中自杀的地主富农的孩子就有五个，他很庆幸自己还活着。像《村子》里的祝永达这样的地主出身的孩子，在那么残酷的岁月中能顽强地活下来，就是一种幸运，他们对人生还能有什么奢望呢？面对生存与死亡这个严峻的人生课题，冯积也曾思考过，犹豫过，也有过轻生的念头。冯积岐的父亲从1949年参加革命后，就一直处在各种“运动”的折磨中，也许是父亲麻木了，也许是父亲比冯积岐顽强些。他不止一次地给冯积岐说，天底下，像咱们这样的人有一茬子呢，别人能行，咱就能行。父亲给了冯积岐抗争的力量。村子里每次开批斗会，村子里几个在民国政府任过职的历史反革命、地主分子虽然已入老境，面对革命群众的唾骂，甚至拳打脚踢，他们依旧硬挺着腰杆，双目中喷射着凌然之光，有一种不屈服的气势。这些老人们从容对待人生的态度、敢于无声抗争的勇气感染着冯积岐。他感到，这些“阶级敌人”的内心是强大的，用农村人的话说，这些老人们因为“心大”，他们才活了下来，这些“阶级敌人”反而成了冯积岐活下去的榜样。历经“文化大革命”之后，冯积岐在他后来的人生中，无论生活的面目多么阴冷，生存的状况多么险峻，他都能坦然地承受，冷静地对付。

2013年冬天，冯积岐去陕西眉县采访，一个年过70岁的当年的地主狗崽子沉郁地给冯积岐提到，凡是要脸的都死了，凡是不要脸的都活下来了，咱也是属于不要脸的人。这句看似平淡实则深刻的话语刀刻一般从他的心中划过。从这位老农的话中，冯积岐听得出，他之所以能像《村子》中的祝永达一样活下来，付出了多少的自尊和尊严。他的自我“检讨”是给失去的自尊和尊严所唱的一曲挽歌。这个农民是清醒的，冯积岐也是清醒的，他知道，灾难过后，用自己的奋争才能挽回失去的一切。

我们看到，《村子》中的祝永达和眉县的那个农民一样，“文革”结束后，加入了共产党，当上了村支书，他们的艰难创业，也是为了修复“不要脸”的心理创伤，最终很“要脸”地活跃在改革开放后的人生舞台上。主人公祝永达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就在于此。如果冯积岐没有“文革”中的深刻体验，是很难塑造出这样活生生的人物形象的。

第二次抄家，冯积岐承受着沉重的精神压力，因为他已谙世事了。第一次被抄家时，冯积岐只有9岁。第二次抄家，冯积岐的心灵未免受到伤害，他不仅仅只是“害怕”，不仅仅是屈辱，他不能不想到他们一家人的生存状况，他们要怎样活下去的问题。

抄家，并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手段。在中国封建社会2000多年中，凡是触犯朝廷律法的官员动辄就会被满门抄斩或者诛杀九族。曾任清廷江南织造的曹雪芹的祖上曾被抄过家。所以，抄家绝不是“中国特色”。前苏联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在《回忆录》中记录了斯大林执政时期，不少大诗人大作家因为几句话或一本书被抄了家，其中包括一些政府要员和将军，被杀掉或流放的艺术家有数万之多。在暴政下，这种疯狂、野蛮的行为并不是石破天惊的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像冯积岐这样的地主家庭被抄家的情况何止千万。

冯积岐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没有把笔触停留在“浩劫”上，没有一味地诉说“苦难”。对于那场运动，他从人性深处进行拷问、探究。在《沉默的季节》中，冯积岐写到了饥饿，抄家，苦难，他最终揭示的是人性的扭曲。“文化大革命”不仅仅使周雨言他们皮肉受苦，人生受挫，最要命的是一代或几代人的心灵的扭曲，包括六指队长、马水祥、宁巧仙这些“红五类”同样被扭曲了灵魂，成为受害者。《沉默的季节》之所以在思想性上超越了同类题材的作品，源于他对亲历的事情的深刻思考与深邃见解。

第二次被抄家的情景再次铭刻在冯积岐的记忆深处。生活无数次地证实了他所说的那句话：对于作家来说，无所谓好生活或者不好的生活，什么样的生活都是生活，经历过的都是财富。他没有怨怼，只有埋下头来像一头老黄牛一般耕作在文字的方寸间，徜徉在文学的殿堂，圣徒般地听候灵魂的召唤，给文学长廊中增添了一个又一个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