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晓坤　林滨

[摘要]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师者”作为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承担着伦理教化、社会整合等多重功能。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进程中，随着现代性对超越世界的祛魅以及世俗化社会的兴起，教育的市场化，公共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网络媒体对知识话语权的消解，使崇高美学意识形态话语中的教师形象遭遇被解构的危机。因此，需要超越专业主义、职业化生存和市场化逻辑建构教师责任伦理，使其能够基于“如何更好”来重新确立现代教师身份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的基础。

[关键词] 教师身份 神圣化 市场化 责任伦理

[中图分类号]B822.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4）02-0129-07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中，“师”是备受民众推崇和尊重的社会身份，承载着“传道”的使命。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以及社会变迁的深入展开，教育手段、教育模式和教育理念都处于变革之中，教师的社会身份遭遇被解构的困境，有关教师身份失调、失范的恶性社会事件被媒体报道后，迅速传播、放大，受到热议和诟病，教师形象甚至被妖魔化。教师身份的职业化和世俗化，使得这一群体在失去了“传道”使命的价值支撑后，很容易陷入职业倦怠、焦虑。本文尝试从“祛神圣化”与回归世俗化的视角，探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师身份被解构的内在张力，以及建构现代教师责任伦理的可能性。

一、“祛神圣化”：崇高美学意识形态话语中教师形象的世俗化危机

在中国传统社会及其历史延续性中，教师形象一直被嵌入崇高美学的意识形态话语中。“天地君亲师”作为中国民间广泛供奉和祭祀的牌位，是传统社会中最为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构成了儒家伦理道德秩序世俗合法性、合理性的价值依据，全面安顿了中国人的世俗生活，反映了儒家思想与日常经验的渗透交融。其中“师”被冠以“圣贤”，是“神圣”、“崇高”、“德性”的人格，承载着在“圣人之道”和民众之间“传道、授业、解惑”的重大社会责任，“师者”也将传道视为自己的使命和天职，承载着伦理教化的功能。

费孝通先生将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概括为“差序格局”，即“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形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在这种社会格局和秩序结构中，以个人道德修养为核心，形成由己及人、由家到国、推及天下的同构道德体系，个人道德成为维系家庭稳定、国家兴亡、天下太平的核心力量。而“师者”的“传道”功能必须规训出符合政治统治需要的道德主体，形成统治合法性的社会认同基础，这就使其具有了超越伦理教化、实现社会整合和国家稳定的重要社会功能，成为延续这一差序格局和巩固统治秩序的重要纽带。就此而言，嵌入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师者”身份承载着多重化的社会功能。因此，“师者”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首先不是一个旨在谋生的职业，而是终极价值（大道）的代言人、阐释者和传播者，掌握着对民众的文化权和教育权，是德性和知识、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凝合为一，是维系国家和社会稳定的重要载体。师者是“道”的人格化，而“授业”和“解惑”不过是具体的实践功能。

“师”因“道”而尊，为了“重道”亦必须“尊师”。“师”作为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的象征，承载着对民众人格表率、道德垂范和价值引领的功能，发挥着维系传统、教化民众与社会整合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对“师者”身份的社会认同，建立在超越人之本性和世俗生活的“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的基础上，无论是民众还是为师者，都对这一社会身份寄予了超越世俗的期望。就此而言，“师者”承载着极高的道德义务，在这种义务与现实利益、世俗生活发生冲突时，必须具备舍生取义、牺牲殉道的勇气和担当，必须拥有超越世俗生活的理想、道德和激情。与道德义务相对应，便是“师者”拥有对学生的绝对的道德权威，“师道尊严”所体现的正是传统社会统治在教师与学生关系中的延续。即使在现代中国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教师依然在崇高美学意识形态中获得了神圣化的形象，“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便是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民众对教师群体崇高性的定位与认同。无论是在荧幕典型形象的塑造中，还是在社会先进楷模的示范中，教师都是以光辉、崇高、无私、忘我的形象被传播和认同的，不但拥有知识的话语权而且道德人格完美。可以说，中国人对“师者”的定位与评价，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是内化于历史文化积淀中的民族心理和情感之中的，具有持久而深远的影响。

但在由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中，以理性审视历史的发展过程，我们却发现对教师身份崇高性的解构在三个向度悄然进行：五四运动喊出的“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是从传统文化否定的向度上对师道的本源性加以摧毁；“文革”中对知识分子“臭老九”的贬谓和“批斗”，是从政治身份否定的向度对教师身份崇高性的重创；改革开放初期社会流行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的热语，则是从经济地位否定的向度对教师职业认同度加以拒斥。客观而言，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知识分子的政治身份得到了极大肯定，成为劳动者的一员；同时，随着“科学的春天”的来临，“科教兴国”、“尊重知识”的风气的形成，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到普遍认同，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不可否认的是对以往主流意识形态崇高美学话语所建构的崇高性的解构，已然成为社会意识与价值观领域的一种主流与趋势，“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要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然后到了20世纪90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由崇高美学的意识形态塑造出的教师、医生、军人的崇高形象无一例外都面临困境。

而从普遍性看，现代化的进程也是世俗化社会的进程，“当超越世界逐渐衰落，而且连超越世界的世俗化形态也衰落之后，这个世界便变成人造的世界，一个不是‘自然的而是‘被建构的世界。这个世界既然是由人的自由意义建构起来的，那么传统世界中那些有意味的部分便被消解了，你的意义不是我的意义，我的‘好也不是你的‘好，甚至各有各的民意。价值失去了超越世界的基础，失去了客观性和普适性”。社会整体性和结构性变革在根本上触动、也重新建构了“师者”的社会身份和评价标准，由“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转化为理性经济人主体，教师作为一种职业不再需要以道德光环来承诺其政治功能、社会功能和伦理功能的合法性。伴随着现代性对超越世界的祛魅以及世俗化社会的兴起，这种超越世俗的神圣化形象本身，对教师个体生存以及自我身份认同已然形成一种禁锢，世俗化社会意味着承认个体追求现实利益、欲望的合理性，承认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是人生的基本法则，趋利避害作为人之本性获得了世俗合理性。超越世界瓦解和坍塌必然导致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并以极端的方式消解崇高美学和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话语权。endprint

由此，一方面人们的价值、信念和制度规范的正当性已经不再由超越世界（道）所承诺，“在现代社会中，生活方式的概念具有特殊的意义。传统的控制愈丧失，依据于地方性与全球性的交互辩证影响的日常生活被重构，个体也愈会被迫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对生活方式的选择进行讨价还价”。伴随着独立的个体人格主体的形成，生存意义、价值规范和道德评价被个体通过自我选择建构，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道德权利与义务关系瓦解了，民众不再需要教师承担“卫道士”或“传道者”的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亦不需要生活在绝对道德命令的禁锢之中，进而使得传统社会中教师所承载的多重化社会功能被一层层剥离，最后只能成为传授知识的功能化存在。另一方面，教师身份作为人格表率、道德垂范和价值引领的社会功能和道德义务被解构了，这使教师群体自身也将摆脱传统身份的道德禁锢作为一种自我解放，回归到人的真实本性、欲望需求和世俗化生活中，不再作为崇高美学意识形态话语中的道德符号和人格象征，而近年来频频被媒体曝光的教师“性侵”等个案，又从道德否定向度给予“雪上加霜”。这一切都意味着崇高美学的意识形态话语中教师神圣形象的彻底祛魅与崩塌。

二、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师身份被解构的内在张力

社会身份始终是被嵌入社会制度和结构之中的。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中，社会结构持续而深刻地分化：“一是社会异质性增加，即结构要素（如位置、群体、阶层、组织）的类别增多，另一种是社会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即结构要素之间差距的拉大”。教师身份在各种社会因素分裂、推动和制约中受到挑战和质疑，教育的市场化、公共知识分子的边缘化、网络媒体对知识话语权的消解形成了一种内在的张力结构，对于教师身份的现代解读需要还原到这种现实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结构之中。

（一）教育市场化：道德人格主体的职业化

在传统社会中，教师掌握文化权和教育权的前提首先在于其神圣化的道德人格。作为社会无价值的阐扬者，教师自身必须践行德性，表现在个人行为中是一种重义轻利、克己利人的牺牲奉献精神。不同于以身份、血缘和道德为纽带的传统社会结构，现代社会以契约关系、社会分工合作为基础，形成了不同社会组织和群体的功能化、职业化存在方式，教师也从传统道德义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被彻底职业化为传播知识的工具，失去了传统社会中作为道德权威的神圣化光环。现代社会分工以及人的职业化生存建立在经济利益、世俗化生活的基础之上，以通过个人努力追求现实利益和个人欲望的满足为前提，作为一种职业同样屈从于市场化逻辑和竞争规则。教师身份作为“天职”和职业的本质区别在于，道德人格主体转化为了理性经济人主体，传统主义“重义轻利”、清高傲物甚至鄙视物质利益的道德禁锢被打破了，教师可以赤裸裸的追求现实利益、趋利避害，完全不需要“仁义道德”的伪装。

改革开放进程中教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是商品、货币关系渗透到文化教育领域以及教育扩张的结果。社会学家郑也夫认为，这来自于三种力量的合谋：“其一是诸多学生和家庭的需求。其二是大学……其三是政府。”教育的扩展为教师群体改变清贫寡欲的世俗生活提供了契机。在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考试产业链，也形成了庞大的课后补习班、兴趣培养班、企业培训班的教育市场，从幼儿班到大学的教育机构，都在通过市场机制挖掘和制造社会需求，为了追求经济利益的实现，教育变成了兴趣、娱乐、技巧和培训，在市场化逻辑的规范下，教师被彻底职业化、工具化、商品化。在现代社会对神圣化的祛魅与世俗生活的回归中，价值理性被消解让渡于工具理性，大写的教育、知识和教师身份均在市场化的逻辑、经济利益的追逐以及个人欲望的释放中，被解构为最真实和最彻底的利益机制。正如罗杰·盖格对美国大学市场化的实证研究中所指出的：“总的来说，市场给大学带来了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学生、推进知识的更大能力和美国经济中更有生产力的角色，同时，它也缩小了大学活动的主权，削弱了它们服务于公众的使命，商业纠纷的增长至少削弱了它们作为知识的中立仲裁者这个特权角色的潜力。”

在教育与市场的悖论中，教师所拥有的知识权力转化为经济权力，教师不过是为市场需求提供教育产品的服务者，“专业人士的脑力劳动关注的是提供服务，而不是推进思想。只要思想包含在专业任务的完成中，思想就不是因自身而有价值，而是作为实现他们的手段而被重视”。嵌入市场化逻辑中的教师身份，虽然恢复了自身的经济权力诉求，但是不得不将教育倒退为一种生产性活动，教师活动空间越来越局限于课堂教学活动中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就教师自身而言，越来越狭隘的专业化教育分工将教师身份建立在“专业性”的基础之上，按照现代管理机制的绩效主义规则来生产“人才”，使教师成为现代教育产业之中的生产者。然而，“教育应该服从于一种伟大的世界秩序，而不是个别人或集团的眼前利益。任何教育企业化，教育产业化的念头都只会让这个世界继续以它现有的方式恶化下去”。在教育的市场化、产业化逻辑中，教师的社会功能无论是作为“服务者”还是“生产者”，都在根本上解构了教师的社会身份。

（二）从传统到现代的身份转型：公共知识分子的边缘化

随着中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素质教育的施行，教师群体的受教育水平和学历层次不断提高，在接受了正规的师范教育后或在某个专业领域中具有深入研究才有资格走上讲台，成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在传统社会儒家伦理的规范下，教师身份表现为神圣化的道德人格主体，现代社会对教师身份理想人格的诉求则表现为具有批判精神和自由理想的公共知识分子，即“依托其智识资源，面向受过教育的广大社会公众，就涉及意识形态维度的问题发表高见之人”，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现代社会身份，使其必须具有某种社会关怀和人文精神，“知识分子对世道的关怀不是空洞的，他总是基于自己的专业立场，基于自己的文化良知。没有自身岗位的专业立场的关怀常常容易空泛、多变和异化。所以，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首先要有自己的岗位，然后才能论及其他，才能对国家有所贡献”。在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变迁中，虽然教师摆脱了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的阈限，但由于其所承担的知识传播者和教育者的文化功能，仍然必须具备超越职业化生存的理想信念和价值关怀。endprint

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转型时代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上他们是游离无根，在政治上他们是边缘人物，在文化上他们却是影响极大的精英阶层”。知识分子在社会变迁中同时经历了上述两种趋势，一方面是社会政治地位的下降，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然而，其文化影响力并不体现在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关怀层面，而是退回到现代社会学科建制和专业化分工的狭隘领域，只有作为某个领域的专家或学者，才能够使其获得公众的认可，使其知识话语权获得支撑。而参与公共领域、就政治或意识形态等公共性问题基于学术良心向公众发表意见的公共知识分子，弱化、蜕变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专业化、学院化和职业化的发展趋势也使知识分子越来越淡出社会生活实践和变革活动，被物质化、世俗化的现代经济生活所裹挟，“规训社会发明的知识分子的劳动分工取消了知识分子的协作的实践，并且通过生产知识/权力扩大和加深霸权的统治地位”。

如果边缘化是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所遭遇的普遍危机，与其他领域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教师作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更加依赖于某种教育管理机制、教育评价体制的限制和约束，其悖论在于：一方面教师群体的职业化、专业化和受管制化的程度更高；另一方面，由于承载着对民众的教育功能，又要求教师群体具备超越职业化生存的信念理想和价值关怀，即拥有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诉求，承担起培养学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然而“塑造年轻人的态度和观念，并由此建构集体的世界观——教师可以说是唯一拥有这个象征和制度权利的人。正因为培养和塑造工作的重要性——现实的或潜在的，尤其教师对某些社会团体的经济、政治、思想利益所构成的威胁，教师有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这种社会关怀和专业主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之间的断裂，在教师群体中的体现无疑是最深刻且充满悖论的。

（三）新媒体中的教育：知识话语权力的失势

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中，传播媒介的革命性变化导致从纸质媒介时代向电子媒介时代的转变，“信息内部交换效率的增加能够产生一些新的投资渠道，并提高工作领域以及休闲和消费领域的生产率，但我坚信，技术革新重构的不仅是这种效率的增加，而是身份建构方式以及文化中更广泛而全面的变化”。迅速崛起的新兴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对民众的知识教育功能和价值引导功能，使知识文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精英走向大众，从阳春白雪走向下里巴人，知识不再为少数精英知识分子所独占，这在根本上触动了教师在教育中的垄断地位，导致了教师知识话语权的失势。

与模式化、灌输式的课堂教学相比，新媒体的信息传播方式更加具有感性、灵活性、即刻性、可选择性等特点。建立在交互主体性基础上的传播模式更容易被公众接受和认同，大量信息以去中心化的弥散方式传播，使局限于课堂的教师和学生之间单向知识传授模式受到了冲击，僵化、死板以及建立在知识话语权基础上的传统教学模式受到诟病和批判。一方面，从学校和课堂能够获得的知识，在新媒体中也能够得到，电子媒介技术培植并重塑着现代人的认知模式和接受模式，有了问题不问老师而是问“谷歌”和“百度”。发达的网络信息技术和多媒体技术对学校和课堂进行了补充，公众可以在课堂外进行自我选择、自我学习和自我塑造，这在根本上触动了教师占有知识、传播知识的垄断地位，使学校、课堂以及教师失去了知识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知识走下神坛向信息的转变，也在根本上引起了教育和思想的危机。在由现代电子媒介技术所培植、塑造的人类认知模式和心智模式中，对信息的接受取代了对知识的建构。信息具有冲击性、碎片化和实效性等特点，它只是停留于对于事实的精确描述和简单确认，缺少对事实本身的反思、批判和建构维度，因此，建立在电子媒介信息传播基础上的教育在根本上消解着公众的思想深度和价值关怀。

新兴媒体也承担着对公众的价值引导功能，但这一维度是以“中性的假面”隐没不彰的。对于公众的价值引导功能，在传统社会是由作为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的“师者”来承担的，即使在现代社会也应该由具有社会责任和良心的公共知识分子来承担，为国家的社会整合和秩序稳定奠定重要的价值认同基础。然而，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变迁伴随着消解神圣性和崇高性的世俗化进程，公众拒斥神圣化道德符号的象征作用和示范效应，被绝对的言论自由所吸引，相伴而生的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在网络中蔓延。在网络这一自由的公共空间中，“我说故我在”，每个人都可以自行表达意见，无须道德的伪装与矫饰，追求现实利益、欲望满足的极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以其赤裸裸的真实性成为自由主义的标榜，广告、时尚、娱乐和生活品位等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乘虚而入，“一切公众话语都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为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无论是传统的道德人格主体还是现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其对于公众的价值引导功能、社会意识整合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七让位于网络。“知识分子集体建构的记忆的固定化了的形式一一似乎被绝望地困在了一个理论和无效批判的象牙塔上，失去了与日常生活的联系，不再能够控制普通民众的行为和思想。”

由新兴媒体所塑造的公众越来越失去价值评价和道德审视的标准和原则，情绪的宣泄大于理性的反思，娱乐化的趣味大于批判性的严肃，无意义的争执大于有意义的建构。在这样一个由网络培植和塑造“乌合之众”的年代，群体非理性将颠覆神圣性、崇高性作为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出口，教师群体的恶性事件被迅速放大、诟病并成为社会焦点。在社会心理机制上，一方面由于教师群体的神圣化形象作为历史延续性已经内化于民族心理和情感中，导致了公众极度失望的心理落差；另一方面，对教师群体妖魔化的恶意炒作和虚假报道能够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和公众回应，也说明由网络所形成的群体非理性使公众缺失了独立的反思批判能力和公允的价值判断标准。

三、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师身份的伦理建构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教师身份的被解构，不仅是这一群体所遭遇的困境，在根本上也意味着现代社会世俗化进程中知识、价值和教育失落的危机。尼采在《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中就已经切中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貌似相反、实则相同的两种倾向：“扩大教育的倾向：教育的普及化，使教育沦为谋生的手段。缩小教育的倾向之一，教育的学术化，使教育沦为学术分工的工厂。两种倾向在新闻界合流：教育的新闻化，使教育沦为新闻的附庸。”教师崇高形象的被解构，在一定意义上既是现代性的祛魅性使然，也是因对真实人性呼唤的吁求。endprint

但值得我们警惕与深思的是，我们决不能跌入同类逻辑的反向发展，“传统的英雄观鼓吹未来超乎常人的伟大尺度；现代的反英雄则标榜真小人的真实，似乎自私和软弱不只是人之常情，以为人人都该如此，不只虚浮甚至虚假”。我们必须理性地明白，“我们躲避过度的崇高，是为了复现人性的本来的面目。认识了人性的怯懦与卑下，我们才懂得包容和悲愤，再踏实地谋求个人道德上的进步和完善；而不是反其道而行，奉怯懦卑下为理想”；我们更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对教师群体从崇高形象的崩塌发展到“叫兽”污名化的态势，不仅是对教师群体的整体伤害，也是对学生群体的整体伤害，更是对社会道德的极大破坏。为此，我们必须重建教师形象与教师伦理，但这种重建绝不是回到过往的“过度的崇高”，也不能仅仅停留于教师个人职业道德约束的规范层面，而是应重新确立教育、知识、价值在社会以及个体发展中的根基地位，以及在此基础上厘清和审视教师身份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义务和权力。

教师身份的伦理建构意味着与传统道德象征符号的剥离。在传统社会中，“师者”的多重化社会功能使其承担着超越世俗生活和人性诉求的过度道德义务和责任，对于教师个人而言无疑是一种无形的道德禁锢，在社会心理层面也历史地积淀为公众所认同的道德权威。基于过度道德义务和责任所形成的道德权威会导致一种极端化的后果：它在给予教师声望的同时，使其获得了一定的社会权力，在现实教育结构中，这种过高的权威也会造成教师权力的滥用；或者在教师承担的道德义务与所获得的回报失衡时，造成教师个人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其以极端的方式自我逃遁或反叛传统；或者教师在做出僭越道德义务和责任的行为时，造成公众对于这一群体产生巨大的心理落差。就此而言，教师身份的权威感或合法性，并不是建立在神圣化道德人格主体的社会认同基础上，应该让教师走下神坛回归生活世界成为社会人，承认并尊重其作为现实个体在利益和需求上的正当权利，只有跳出对教师身份神圣性和世俗化二元对立的道德评价范式，澄清社会结构中教师权益的正当性、合法性，才能够形成良性、健康的师生关系。

教师身份的伦理建构意味着公共知识分子社会责任的回归，即成为“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文化人”。承认教师作为社会人在个体利益和需求上的正当性的同时，不能放弃对于教师身份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的要求，教师身份的权威感和合法性需要基于公共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和批判精神。即使面对现代社会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困境，教师仍然且必须承担起价值引导和社会整合的重要功能，价值教育和生命教育是超越专业化教育和知识性教育的重要维度之一，“我们永远不会有中立的教育活动，无论作为教育者的我们是否意识到教育中立性的问题……如果教育不能够中立，那么它的目的旨在感化人，支配人或解放人”。随着普遍价值体系和宏大叙事的消解，教师身份权威感和合法性的建立，教师身份需要从“立法者”转变为“阐释者”。这是由于现代性规划之下以“知识/权力”共生为基础、通过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教育从而建立“美好社会”的知识话语方式已经失效，而“阐释者角色由形成解释性话语的活动构成，这些解释性话语以某种共同体传统为基础，它的目的就是让形成于此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话语，能够被形成于彼一共同体传统之中的知识系统所理解”。这一方面意味着维护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向学生传授专业性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意味着将自由、公平、正义等公共理性融入教育实践中，“从蔑视和掩盖人生意义问题的力量的手中夺回这个问题……恢复开放性和惊异”，在开放性的阐释和对话中实现教育改造社会的功能。

教师身份的伦理建构意味着与网络、媒体争夺知识的话语权。按照当下对待网络和媒体的中立化态度，更多人强调以网络和媒体技术补充学校教育和课堂教育，似乎网络和媒体作为一种工具化的手段服从于教育的价值和目的。网络和媒体的信息化弥散传播方式对主体接受方式和心智模式的建构、对思想深度的夷平和价值关怀的消解是需要质疑和批判的。教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责任伦理的回归，需要以其学术良心面对公众，参与公共生活，对意识形态或政治性公共问题发表意见，即成为“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公众（for）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正如葛兰西所强调的，有机知识分子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导权中发挥中坚力量，开启民众自觉的政治实践意识，从超越专业的社会分工、参与社会集体意志、政治和伦理意识形态建构的角度来理解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按照鲍曼的说法，“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社会核心地位，重申并复兴知识分子在启蒙时代的与知识生产和传播相关的总体性关怀”。

教师身份回归生活世界，需要还原教师和学生之间最真实的人伦关系。传统社会中的师生关系无法延续，灌输、规训的道德说教必然遭到学生的反抗，但是如果教师退回到专业领域仅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和服务者，其身份的存在感也会受到来自网络和媒体力量的颠覆甚至被取代。上述尴尬意味着，必须超越专业主义、职业化生存和市场化逻辑，因为正是这些“扼杀严肃辩论的政治正确性文化；追求名利，不再专注于作为整体的生活；盲目接受隐藏和否定我们人的条件的科学和技术。正是这些东西现在把生活艺术的观念置于风险之中”。在现代社会重新建构教师身份的社会认同和自我认同，意味着教师责任伦理的回归，即作为现代公共知识分子，承担起对学生进行生命教育和价值教育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使教师群体能够基于“如何更好”来建构自己的职业理想和价值信念。

责任编辑：杨义芹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