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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试点养老助残“券变卡” 为惠民工程点赞

为老人、残疾人提供更好的服务，一直都是民政人不断追求和探索的目标。7月初《北京晚报》报道，北京市民政局正式启动全市养老（助残）券“券变卡”试点工作，海淀区590余个社区的养老助残券用户将首批使用养老助残卡。养老券变“卡”后，一年至少可为政府节省2200万成本，与服务商的结算时间也由原来的至少3个月缩短为2天，避免了服务商因长期垫付资金、出现周转困难的情况。同时，养老卡最晚将在明年全市推广，并将与老年优待证和残疾人一卡通等合而为一。此项惠民工程得到了舆论媒体的高度赞扬。

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向《新京报》介绍，“北京市在发放养老助残卷过程中发现三个问题。一是，养老（助残）券存在无法重复使用、印刷成本高、容易出现假券等风险和问题。二是，对于使用养老（助残）券的老人和残疾人来说，小额面值券偏少，且不能找零，往往导致使用者为了凑够数额，买原本没准备买的东西，存在着浪费现象。三是，国家审计署、北京市审计局也曾提出，养老助残券的结算复杂，同时涉嫌使用有价证券问题。”

《京华时报》发表专题文章，总结了这项惠民工程的五大优点。一是，“券变卡”解决了找零难题。原来的养老券存在不能找零的问题，一些老人为此不得不多支付金额，养老卡则可直接刷卡使用，不会出现老人多付款的情况。二是，此前纸质养老券一般是按季度发放，其间如有老人过世不能及时发现，而且曾经发现过一人不止申领一次补贴的情况。此次建成的系统，已与北京市人口数据库实现了对接，实现了发放的及时、准确、阳光。三是，老人使用养老卡刷卡后的各种交易数据都会在平台上显示，系统也可更好地掌握老人的需求。四是，“券变卡”还减少了养老服务商的结算时间。老人当天刷卡消费，2天后消费资金就会通过银行划到养老服务商家的账户上，再不需要商家垫付大量资金了，也更能提高企业的积极性。五是，为了让更多的服务商加入进来，此次民政部门在准入制度上降低了门槛，改变了原来需逐级审批才能准入的制度，“只要商家满足两个条件即可成为服务商，一是具有法人身份，二是产品价格必须比一般消费者更优惠，或者承诺为老年人、残疾人提供更多更便捷的服务就行”。

针对老年和残疾使用者所关心的几个问题，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李红兵通过《京华时报》也专门进行了解答。一、养老助残卡不能提取现金、不能转账、不能透支、不能自行充值、并且不计利息。二、原有券8月1日（含）后，在保证老年人权益不受损失的前提下，海淀区行政区域内原则上不再使用养老（助残）纸质券。三、100元的养老服务券实际上创造的社会效应远远超过了100元的现金，“未来通过这个电子券，还可以撬动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应”。因此不通过现金的形式发放。四、养老助残卡丢失后，应立即挂失，挂失后卡内资金全部冻结，领取新卡后卡内资金恢复使用。

★ 三伏天送棉被 学会如何处理舆情危机更重要

随着中国进入网络时代，网络舆论逐渐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及时地公开信息、正确地引导舆论是处理网络舆论危机非常重要的手段。7月，因为给“普遍达到35摄氏度高温”的受灾市县送去了棉被，红会立刻陷入一场口诛笔伐的网络批评声中——指责红会荒唐、缺乏常识甚至不乏谩骂之声。红会及时回应，主流媒体及时发声，将有“生活常识”缺乏“救灾常识”的舆论危机化解了。

《人民日报》发表专题文章《应摆脱成见别上来就骂》。文章认为，伏天送棉被原来并不荒唐，要避免“第一眼谬误”，须告别惰性思维、惯性思维和标签化认知。此次舆论的发生是懒惰思维在作怪，认识趋于扁平化，不辨菽麦。并且人们看待事物标签化，智子疑邻多谬误，持论自然难公允。自从郭美美事件引发信任危机以来，红会就多次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被污名化了，在不少人眼里，红会不管做什么都是错的。一上来就揪骂，这都是不成熟的。

新华网发表舆情观察文章《对“三伏天送棉被”风波的思考》。文章认为，从网民来看，对“三伏天送棉被”的质疑无疑已经形成一种路径依赖。郭美美事件发生后，“红会”已然被贴上了缺乏公信力的网络标签。况且，“三伏天送棉被”明显有违常识，不质疑才怪。问题是，常识本身是否可靠？在互联网这个公共话题讨论的空间，质疑有没有规则？这正是此次风波带来的思考。一般来说，质疑是网民的权利，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合理的质疑反而能够推动信息流动，实现良性建设。但是，质疑应该与求证结合起来，不是为了质疑而质疑。否则，质疑就可能陷入“另一种形式的集体性盲目”，变得毫无意义。因此，网民是否具备反思能力，是此次事件对网民的一次检验。网民是网络舆论场最为活跃的群体，建立良好的沟通平台和对话规则，有赖于每个网民的自省、自觉和自我反思。

中国法院网也撰文认为，救灾是一门综合性科学，不能简单以常识判断。嘲笑“三伏天送棉被”的行为背后，是思维惯性导致的极端经验主义。这种思维完全不顾灾区群众多重实际需要，把物资的一种功用放大到全局，未加核实就在网上进行驳斥，看似正义凛然，实质反倒会遭致科学的嘲笑。这次事件也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启示：面对公众的疑问，我们应该用更多的依据去辨法析理、释疑解惑，让公众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尽管以上三种主流观点都指出了当前网络舆论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途径，但是恐怕还是不可能避免今后的“习惯性批评”的舆情发生。“打铁还需自身硬”，也许人民网的总结对今后的工作更具有指导作用。人民网评论认为，从事件的处置过程来看，带给我们以下启示：快速发声是危机处置基本原则；回应内容需直观、清晰、有针对性；此次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官方微博发挥了不小作用，说明要加大对微博等自媒体平台的使用。

★ “杨六斤”事件 社会多棱镜

我们常常讲“透过现象看本质”，意思是一件事情我们应该不能只看表象而应该深入去挖掘其背后的意义。杨六斤，一个独自艰苦生活了6年的孩子，在新闻媒体的报道后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整个事件更像一个多棱镜，折射出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值得我们去思考和反思，从而帮助我们去改善和提高。

“杨六斤”事件首先折射出的是媒体舆论的深度问题。有学者就表示了担忧，他认为虽说对于杨六斤的遭遇媒体表现出了对弱者的同情，但媒体的责任不仅仅是报道一个个案来获取社会公众的援助，媒体真正的责任是帮助国内所有的“杨六斤”去完成国家对困难群体的系统保障，只有国家的系统保障，才能让天下所有的“杨六斤”得到社会的关爱，这才是媒体真正的责任所在。因此，媒体的责任是以舆论为导向，帮助国家去建立一个惠及所有与“杨六斤”类似的孩子。

“杨六斤”事件其次折射出的是慈善捐助渠道的问题。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詹成付通过中国新闻网表示，“杨六斤”凸显了很多问题：这么短时间就募集那么多钱，说明社会还是有爱心的；人们在捐款时没有向某一个慈善组织去捐，而是直接捐给他本人，这里可能隐含着对慈善组织不太信任，一些慈善组织近些年来暴露出的信息不公开、不透明，让人不放心，所以就“面对面”的捐款，因此慈善组织的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发挥；当大家发现杨六斤这个困难对象以后，自发地向他捐款，说明正能量媒体要很好的弘扬。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在《新京报》上撰文认为，分析这个事件，不难看出我国慈善事业发展所面临的较大挑战：其一，在这个事件中，我们没有看到社会工作者的身影。其实，儿童保护，专业性相当强，需要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才能促成儿童意愿的顺畅表达。我们的慈善工作，还缺乏这样的意识。其二，慈善组织没有介入该儿童的救助过程。参与救助的爱心人士主要强调把捐赠得到的资金放在被救助者的银行账号上，经费的使用方向也是由该儿童的亲属来向社会承诺。根据过去的案例，这样的办法，客观上存在较大风险。现代慈善确实有着较强的专业性，特别需要改进我们的学习与培训方式，快速地提升慈善事业的专业化水准。

“杨六斤”事件最后折射出的是我国监护人相关法律法规等制度设计方面空缺的问题。难怪《南方都市报》会以《坚强孤儿杨六斤 他的命运谁做主？》为题发出感慨。在“杨六斤”没有被媒体报道前，他可以说是没有监护人的，那么在得到大笔善款后，其亲属是否还能被法律承认为监护人？监护人口头表示的管理好善款是否能真正的受到监督和约束？是否应该由国家来做监护者？这些问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从“杨六斤”这6年的生活状态来看，其亲属是没有尽到监护责任的，而面对大笔善款的前提下，是不是应该以国家监护来保障其日后的学习和成长？所谓国家监护，从广义上理解就是对那些没人照顾的未成年人或者长期处于不称职监护状态下的未成年人，国家要承担的职责。这些法律法规的完善和明确确实需要有关部门认真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