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叶学丽

关向应与中国革命大转变中的共青团

文 / 叶学丽

关向应团内主要经历

关向应（1902年9月－1946年7月）1924年3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大连地区第一批青年团员。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在上海沪东区青年团部委工作，后担任团济南地方执委会负责人、团青岛地委书记、团江浙区委执行委员、团山东地委书记、团中央局执行委员，团中央组织部长。1928年7月，在共青团五大上当选团中央局书记。此后至1929年1月主持团中央工作，为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团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走上革命道路 赴莫斯科学习

关向应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军事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其22年的革命生涯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从事团的工作。

1902年关向应出生于辽宁金县一个贫困的满族农家。他的家乡“关东州”在日俄战争后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小就看到家乡父老饱受战祸滋扰和侵略者凌辱的情景，关向应心中十分愤懑，日本侵略者强行实施的奴化教育尤其使他痛恨。

1923年底关向应在泰东日报社结识了以记者身份来到报社开展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李震瀛和陈为人。正为寻找拯救中国出路而苦苦思索的关向应在李震瀛那里第一次看到《向导》、《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在这两位共产党员的帮助下，关向应懂得了很多革命道理。1924年3月，经李震瀛介绍，关向应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大连地区第一批青年团员，从此开始了革命生涯。

正当关向应全身心地投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去的时候，家里准备给他娶亲。他的父亲想早一点为关向应成家以此拴住孩子的心。已被激起了革命热情的关向应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父亲这个煞费苦心的安排，他又无法直接了当如实说明自己的想法，只好采取坚决不回家的办法，迫使家里辞了这门婚事。

1924年5月，关向应随李震瀛到上海工作和学习。他一方面在闸北市民协会从事革命工作，积极参与收回关税自主权的斗争，一方面在上海大学学习，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在那里他提高了政治觉悟，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这年9月，关向应受党中央委派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关向应临行前写给叔父的信中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爰本斯意，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相反抗”，远大的抱负，铮铮的誓言跃然纸上。1925年1月，他在东方大学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他刚满22岁。

投身大革命洪流，从事共青团工作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党中央决定从留苏人员中调回来一批干部参加并领导国内的革命斗争，关向应奉命回国。

关向应从莫斯科回国后，在上海沪东区共青团部委开始从事青年团工作。当时，关向应虽然身居繁华的上海，但生活和工作条件都是十分艰苦。他当过厨师，上街卖过报，工作尽管十分繁忙，但他还是常常自己刻蜡纸、印文件，从来没有怨言。在青年中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平易近人。他负责接待从全国各地来上海参加革命的青年学生，这些热血青年向往革命，但大多数人又不太了解革命。关向应不仅耐心地接待他们，而且认真地开导他们，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和我党的需要安排他们的工作。由于他善于接近群众，诚恳待人，青年们把他作为知心朋友，亲切地叫他“小关”。

1925年9月，关向应作为共青团特派员前往济南，担任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济南地方执行委员会负责人。当时，山东在反动军阀张宗昌的统治下，对革命人民疯狂镇压，各级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环境极其险恶。关向应到山东后化名郑勤，不畏艰险，奔走于学校、铁路、纱厂、农村, 忍饥挨饿,露宿乡野,依靠党团员把被敌人摧毁的组织迅速恢复和重建起来，仅潍县一带就建立6个区委, 有党员200多名。在济南，他首先恢复了青年团地委，而后深入齐鲁大学、济南一师等学校和津浦路大槐树机厂、鲁丰纱厂等工厂，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开展宣传教育工作，恢复和建立团的组织，发展新团员，到11月，团员由原来的50多人发展到90多人。

济南团的工作走上正轨后，关向应于11月20日抵达青岛，担任团青岛地委书记。关向应依靠党、团组织，经过半年深入细致的工作，把被敌人压制摧毁的许多革命组织重建起来。全市团支部由1个很快增加到9个，团员由21人增加到83人，7家纱厂就有6家恢复了青年团的组织。

1927年2月，因遭张宗昌通缉，关向应被迫离开山东回到上海。4月底关向应当选团江浙区委执行委员。到夏天北伐军攻占长江流域时，革命形势有了改善，9月关向应又受命参加中共山东省委领导工作，并任团山东地委书记。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叛变革命，很多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在革命局势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关向应到武汉参加了继中共五大后召开的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总结了共青团在大革命高潮中的斗争经验，规定了共青团和青年运动今后的方针和任务。大会召开时，不断传来团干部、团员被杀害的消息，代表们临危不惧，认真严肃地开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关向应是主席团成员，并当选为团中央局执行委员。

会后他留在武汉参与领导各地职工运动和青年工人、学徒的斗争。他在武汉积极组织纱厂工人罢工，很快取得了武汉童工8小时制的斗争胜利。其后，他被派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

1927年底，关向应回到上海，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采取了白色恐怖与屠杀政策，团的工作被迫转向地下的秘密状态，团内出现了 “取消主义”和“先锋主义”两种错误倾向。

“取消主义”主张将团组织归并到党组织里面去，取消团的组织或者共青团专门去做文化和儿童工作；“先锋主义”错误地认为党的总书记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够再领导共青团，主张共青团单独领导中国革命。这两种错误思想倾向严重地妨碍共青团的工作。1927年11月中旬，关向应协助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共青团中央局扩大会议，严厉批评了“先锋主义”、“取消主义”两种错误倾向，从思想上、组织上整顿团组织，使得共青团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发挥了坚强的战斗作用。

主持团中央工作发展壮大团组织

1928年6-7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关向应赴莫斯科代表共青团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代表团中央向大会作青年工作报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为贯彻中共六大精神，总结青年团四大以来的工作，7月15-21日共青团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关向应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团五大系统地总结了四大以来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共六大所确定的方针，讨论确定共青团的基本任务，通过了政治任务、组织问题、农村青年工作、军事工作、教育宣传工作、儿童运动等项决议案，关向应在团中央全会上当选为团中央局书记。会后，他以中国共青团中央驻少年共产国际代表名义留驻莫斯科。

在莫斯科关向应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他报告了中国共青团的工作，表明在中国革命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青团积极支持共产国际的路线，积极帮助中国共产党纠正其领导成员的机会主义错误，积极参与完成党的迫切的政治任务。

1929年初关向应回国，在白色恐怖的上海主持团中央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他健全了团中央的工作部门，认真贯彻中共六大确定的争取群众的总路线，把团结更广大青年，进一步发动青年参加工农革命斗争，帮助中共准备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民主政权而斗争作为基本任务。

在白色恐怖下，关向应十分重视团的宣传工作。1927年10月10日，团的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被迫停刊，团中央局又创办了《无产青年》， 1928年10月22日《无产青年》改名为《列宁青年》，在上海创刊并秘密出版。关向应多次到编辑部调查研究，他要求《列宁青年》编辑部要向全国各地团的组织和广大团员青年传递党中央团中央的声音，成为团结教育广大团员青年的纽带和阵地。在关向应的领导下，《列宁青年》重新吹响了战斗的号角，成为全国团员青年喜爱的刊物，对推动、指导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青年运动和共青团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关向应在主持团中央工作期间，正是党从严重挫折走向恢复发展时期。关向应领导共青团勇敢地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协助党做好开展武装斗争和开创农村革命根据地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青年运动日趋活跃，共青团组织也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在革命根据地随着地域的扩大，共青团组织也迅速壮大，到1930年10月，根据地团员数量达到10万人，共青团直接领导的青年半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也得了到迅速发展，中国共青团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作者系团中央青运史档案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