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霞

是时候“停下来动动脑子”了

商周刊：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纷繁复杂，变化日新月异，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有许多新课题需要去研究，而您为什么认为现在最需要的是哲学？

吴晓明：近100年，我们向外部世界学的东西非常多，但是思考的东西很少。我们常常以为把西方的思想拿来用，就能够解决中国的问题了，但是现在发现，恐怕不行。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从西方学习到了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最近，英国首相来中国，说中国30多年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英国工业革命时期还快了好几倍，不管这话有没有恭维的成分，但是至少说明，我们在发展速度上，是十分领先的。

但另一方面，在理论层面上，我们没有提出自己的思考来回答时代的问题。最近一次我遇到张军教授，我问他：“中国经济最近30年的快速发展，得几个诺贝尔奖合适？”张军笑而不语，我说：“得3-5个不算多吧？但是我们一个都没得到。”如果是“诺贝尔经济奖”，那么中国无疑是最应该获奖的，但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恐怕就缺乏这方面的理论和思想了。

商周刊：那么，这种理论和思想的缺乏，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吴晓明：不仅是经济上，当前在政治上、法制上，我们都面临着这样的思想困境。

以法制为例，现在很多人一谈法制，就认为要“法治”，不要“德治”，法治和德治是对立的，要建设法制社会，就不需要道德。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误区。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里面就论述过抽象法、道德法、伦理法，实际上抽象法是最低层次的法，一个好的立法，必须要首先了解这个社会的道德、伦理状况。

比如现在比较突出的医患矛盾问题，有些专家绞尽脑汁，想出来的办法竟然是一个医生配一个保镖，医院加强安保措施等，诸如此类的办法，完全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可以说，现在社会科学整体状况水平非常低，这个低不是在于学的东西少，而是在于完全没有脑子，学来的东西不会思考，不会批判。我们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学习，发展到现在的阶段，现在是时候我们停下来动动脑子，来思考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

哲学并不遥远

商周刊：尽管如此，有很多人还是认为哲学只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是象牙塔里的“精致古董”，没有什么用处，时代需要哲学，那么哲学应该怎样去贴近时代呢？

吴晓明：象牙塔里的学问总是要有人做的，这种纯学术研究也有其价值，不能摒弃。而哲学与时代的关系在于一个时代产生什么需要，哲学就要回答什么样的问题，一个民族理论的发展程度取决于这个民族对理论的需要程度。

回顾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文化运动兴起，当时在我国出现了很多次哲学方面的论战，胡适、鲁迅、陈独秀等人反封建，提倡民主和科学，其论题都是当时时代最紧迫的问题。

从当时引进“赛先生”，到今天“科学”逐渐成了中国人追求的理念。在中国人看来，“科学”一词的含义是真理、正确的、对的。而在西方人看来，“科学”是与“人文”相对的自然科学。所以，现在我们的“科学发展观”，这个词翻译到国外，外国人听不懂，也理解不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产物，它必须要回答时代提出的问题，才能为时代所接受。

商周刊：那在您看来，我们这个时代有什么特点，提出了什么问题？

吴晓明：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其变局可能是数千年未遇的变局。在二十世纪初，也有思想家们认为当时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现在的变局，可能比那个时候还要巨大。

举个例子来说，在当时假如有一个前清遗老，他有四个儿子，分别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共产党和无政府主义者，那么这个老爷子会很痛苦，因为四个儿子，没有一个人会听他的。也就是说，那个时代，各种思想、观念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但是为什么说现在的变局比那时更巨大呢？因为无论是国民党左派、国民党右派、共产党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他们都是理想主义者。而现在我们的时代，可能是“动荡的”、“没有基底的”、“信仰缺失的”，现在很多人是没有理想的，很多人的信条是“宁肯做一只快乐的猪，也不做一个痛苦的苏格拉底”。

所以说，现在的时代提出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变局中，寻找思想和信仰的力量。

商周刊：要让整个社会去思考，去接触哲学、理解哲学？而不被哲学的深奥吓倒，有什么办法？

吴晓明：哲学跟我们时代，跟每一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当然有一些西方的哲学在表述上十分深奥。但是其原理是非常简单的。还有一些故弄高深的学问，恐怕不是哲学，而是炫耀哲学的外表。哲学我们不能仅仅把它看成一种学术，而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只是当你的“三观”成为一种体系的时候，那么你就变成了一个哲学家。

所以1640年左右的英国，1789年左右的法国，几乎遍地都是哲学家。因为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原来的社会体系、思想体系在崩溃，每个人都在思考自身的命运走向，现实问题。所以，哲学并不是一门晦涩艰深的学问，而是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

收拾精神，自作主张

商周刊：当代中国，在思想领域的资源是什么？如何将之形成系统，形成我们自己的哲学话语体系？

吴晓明：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现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在思想领域的三大财富。

很多人认为经过“新文化运动”和后来的“文革”，以及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想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所剩无几，实际上不是这样的。文化这种东西是刻在人的骨子里的，中国人有自己的思维方式，上海有一个很出名的“新自由主义者”，他十分推崇西方文明，几乎就是“全盘西化”。但是，即使这样的人，他在遇到事情的时候，想到的也会是用“中国式”的处理方式，比如找关系、托人情这种方式。

西方社会人与人之间是“原子式”的，相互独立，而中国不存在原子式的个人，这是理解中国的钥匙。中国传统一定是在某些方面起作用的，中国社会不是原子个人和原子个人的契约关系，而是半伦理半宗法的关系。

而另一方面，我们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这个任务要求我们必须向西方学习。

至于马克思主义，则是提供一种现实的但同时是超越的理解，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发展起来的，中国为了完成现代化所进行的革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

事实上，这三个方面一直在争论，一直在斗争，但是最终一定是在这思想资源中，形成我们新的哲学。

黑格尔讲过，古代希腊人就是这样，在面对东方文明的冲击时，希腊人牢记了德尔菲神庙的格言：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整理好这堆杂物，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也是如此，我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面临着现代化的任务，所以需要向西方学习，但是要“收拾精神、自作主张”。

商周刊：马克思主义曾经在中国革命时期发挥了指导作用，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意义应该是什么？它又应该如何完善自身？

吴晓明：在过去，马克思主义更多的是发挥意识形态的作用，是政治上的作用，而现在，我们面临着思想体系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应该发挥学术上的作用，在未来开辟思想的道路上，做“带头大哥”。

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是关注现实的，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作为分析社会生活的工具，这个使得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优越性。未来中国的哲学话语体系，其发展可能就是一种新文明类型，不是变成另一个英国、法国。理论和学术的功能，一定是在竞争中发挥作用，在竞争中相互作用。所以，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明，形成自己的一套体系。

中国原来的学问，分为经史子集，最关键的是经和子，“经”主要是儒学，而“子”就是百家，儒学也是百家之一，后来因为他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意识形态，成为主导，这是历史形成的。现在按照官方的说法，马克思主义是“经”，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都是“子”。这个经的地位也不是自封的，而是历史形成的。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