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

不可对抗的虚无

虚无，彻底的虚无，仿佛一切不可拯救，仿佛烛火行将熄灭。几乎每个人都会面临虚无的侵袭，在那一刻，意义丧失，怀疑的种子疯狂生长。我们怀疑生的意义，怀疑我们所做的一切的意义，怀疑到最后，我们确认只有死亡才是唯一的真实，才是人生最终极的结果。恰恰是死亡这个结果导致怀疑的产生，乃至产生漫无边际的虚无感。

在科学的领域，可以解释的事物越来越多，包括人类的诞生，精子与卵子的结合，遗传物质的原理，NDA的排列形式等等，人类几乎已经具备了解释生命产生的能力。但是，对于所有人必将面对的死亡，人类的了解非常有限，近乎于无。生与死的诞生都是神秘的，不可解释的，相比较生，死亡更加神秘。这是所有人必将面对的终点，也是未知的终点。没有人经历过死亡，然后重新来到世上，告诉我们关于死亡的一切，因此，死亡是不可验证的。生就不同，生是一个漫长的体验过程，死却只是一个瞬间，然后坠入永久的无，不可体验的空。由于死亡的存在，过眼的一切都是暂时的，不可能产生永恒的意义，人类发现如果一切必将空无，那么意义就显得没有意义，虚无就此诞生。

在讨论一个问题时，如果一直追究下去，我们很快会发现，问题变得不可解释，乃至失去讨论的根本。追问的前提是有共同的标准作为参照，一旦我们刻意追问参照如何而来，问题就变得复杂化，直至无法谈论。尤其是精神的问题，哲学上的问题是经不起追问的，分歧从一开始就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仅仅是为了沟通的便利，我们提出了一些可供参考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沟通才能得以实现。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个哲学问题，那么，它也是经不起追问的。我们以一个写作者为例，当他进入写作的成熟期，绝望感往往扑面而来，他发现他所想到的所有的问题都有人想过，他写下的故事已经被重写过无数次，哪怕仅仅是一个新的句式，新的意象也是艰难的。这让他绝望，更为绝望的是他看到许多优秀的写作者，他们的作品摆在那里，对他构成压力，让他觉得继续写下去毫无意义。对写作意义的怀疑必然导致虚无感的产生。深入的分析一下原因，一个写作者面对整个人类所创作的作品，个人无比渺小，而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恰恰是想超越所有人，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这怎么可能？不仅仅是写作，所有的领域都存在类似的问题，一个我们看起来无比成功的人，他的虚无感之强烈恐怕超过我们的想象。

出于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往往会追求永恒的事物。每一个王朝建立，都怀有千秋万代的美好愿意，但历史上从来不存在千秋万代的王朝。再退一步，即使不能千秋万代，能不能长久一点，再长久一点？然而即使把名字刻在石头上，石头能存在多少年？任何一个个体，在时间面前都是无力的，有一个终点在耐心地等待着他。我们看过不少英雄人物的传记，所有的传纪只不过试图把英雄的事迹留得更久，但终究会看到消散的那一天。因此，既然所有的事物都必将消散，追求意义就显得可笑，这不过是十年，一百年，一千年的区别而已。一旦认识到这个，虚无便是必然。人类显然不甘心接受这样的结果，于是，他们试图创造出永不消失的事物，谁都没有见过上帝、佛祖、真主，他们以虚拟的形象承载着人类永恒的愿望，试图用他们对抗死亡，对抗虚无。在一定程度上，人类成功了，这是人类所能创造的最恒久的事物，恒久到人类无法看到他们消失的那一天。

即便如此，虚无依然存在，四处弥漫。每个人都会有虚无感，在不同的时刻，虚无感的强烈程度会有所不同。人类在追求欲望满足的过程中，总是试图通过欲望的满足来克服虚无感，产生价值感，而这个价值感一旦获得，其满足的功效会逐渐变弱，直至消失，需要另一个欲望的满足来克服上一个欲望满足之后产生的虚无，这个可怕的恶性循环将耗尽一个人的一生，直至死亡来终结。分析一个人的一生，童年的虚无感是最为薄弱的，那时候它还没有发芽，欲望释放的程度相当有限。在青年和中年时期，欲望疯狂滋长，虚无感亦随之变得强烈。进入老年，他已经接受了命运，与虚无达成和解，满足欲望的欲求变得薄弱，无欲无求，彻底进入虚无。

虚无是无害的，它只是我们生命本质的反应。有些时候，我们夸大了虚无的力量，觉得它对生命构成了威胁，对意义产生了侵犯，从而让我们厌倦。如果换一个角度看，正是虚无的存在，让我们对意义产生了热烈的追求，从而使得人类尽可能的克服对死亡的恐惧，以便心安理得地活下去，而不是整天在惶恐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生命本无意义，它与草木的生长相同，所有的意义都是人类刻意的附着。既然宇宙都不是永恒的，既然有无数的星球在默默的运转，消失，它们的产生和消亡在我们看来毫无意义。那么，作为宇宙一员的人类，应该接受毫无意义的命运，为存在而存在的寂静和虚无。

道德与秩序

维系人类秩序的，除开法律，便是道德。道德是一个抽象的词，包含范围之广，远远超过法律的总和。法律是明确的，具体的，有着清晰的形态。道德则像一个幽灵，它围绕在我们周围，以一种看不见的力量约束着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感觉不到法律对我们的束缚，而道德的束缚却时常存在。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不妨做一个分析。法律由于其强制性而广为人知，一个人不犯法并不难，但时刻符合道德的要求却是难的。

可以作这样一个断定，法律是秩序的最低层次，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行为规范，最低的层次，意味着这是人类最不能容忍的恶行，破坏性巨大，必须以强制的形式得以执行。道德则属于秩序的较高层次，能够时刻遵守道德秩序的人总是少数，大部分人都不能或者不需要这么做，强制执行显然会带给社会更大的破坏性。再且，即使违背道德，破坏性也没有违背法律那么大。我们可以这么说，即便法律，也只是一个低层次的道德问题。正因为如此，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往往会获得较多的尊敬，尊敬来源于难度。

那么，道德标准是否是稳定的，不变的？当然不是。道德的根本属性是大部分人希望他人去做，而且相信这么做是合理的，有利于维持更好的社会秩序。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不妨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一夫多妻长期存在，一个男人娶更多的妻子并不会被认为违背了道德，它同时也获得了法律的支持。一夫多妻符合当时社会道德的准则，即使不被肯定，至少不会遭受舆论的压力。但是，一个男人与妻子之外的女人发生关系，依然是不道德的。即使在娼妓合法化的时代，嫖娼还是被认为是一件有损道德的事情。从物理属性来讲，他只是占有了妻子之外的另一个女人的肉体，但因为这个女人不是他的妻子，他将遭受道德的谴责，这个跟他拥有的妻子的数量没有关系。今天的中国，一夫一妻成为法律的要求。和古代一样，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关系是道德所不允许的，但法律并不对其产生作用。通过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法律的标准在变动，道德的标准也在变动，不但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关系不道德，一夫多妻也是不道德的。显然，做到一夫一妻并不难，但不与配偶之外的人发生关系难度就高多了，只能用道德来进行约束。如果将之纳入法律的范畴，恐怕牢房就不够用了。再来做一个极端的假设，假设因为战争或别的原因，一个封闭社会内，男女比为1：10，情况必将发生变化。一夫一妻将是荒唐可笑的，是不能被社会接受的，一个正常的男子必须娶更多的妻子，这将是最低层次的道德，将会以法律的形式得到保证。一个不娶妻的正常男子，将会遭受沉重的道德压力，公众会认为此人道德败坏。通过这个例子，我们不难得出结论，道德并不可靠，它一直處于变动之中，驱使其变动的动因是社会要求合理、美好的秩序。本质上，它是功利性的。

由于道德独特的属性，使得道德并不依靠强制来执行，但这种力量有时甚至超过法律的力量，它更多的是制造心理的压力。一个无视道德的人，只要不违法，他可以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生活，也就是说他可以自由。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人获得这种自由。还是以婚姻为例，离婚是法律所允许的，但道德层面并不提倡，终身制依然是被道德所称颂的。统计数据告诉我们，终身制的婚姻依然是多数，这并不意味着多数人对自己的婚姻表示满意，他们只有在道德的压力之下，放弃了离婚的自由。这种压力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可能来自家庭，可能来自社会，甚至可能仅仅只是个人发展的需要。当然，这里不可避免的牵涉到利益关系。

值得关注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道德有可能被利用，成为制约人性的枷锁，必要的时候，它甚至会请出法律作为帮凶。此时，道德沦为工具。历史上，不少恶行并没有法律的依据，它披着道德的外衣得以强制执行，它并没有建立合理的秩序，相反破坏了秩序，最终引起大众的反抗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这显然违背了道德的初衷，成为道德的耻辱。理想中的道德是柔性的，与人性的需求密切相关，代表了一种美好的愿望，力求克服人性中恶的部分。从覆盖范围来看，道德总是对相对少的一部分人起作用，用以约束恶性，鼓励善行，它理想的状态是所有人脱离恶行，而只行善。一个有道德的人意味着他的善行远远多于恶行，他将得到道德的颂扬，反之，则会受到道德的谴责，尽管这种谴责并不具有强制的效力。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一个人即使不能行善，他也不希望更多的人行恶，正是这大多数人的期待构成了道德的效力，从而使得道德的约束成为可能。

源自组织的恐惧

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任何一个个体的人必然活在各种组织的交集之中。由于组织的出现，个人的力量被忽略，而组织的功用在无限度的扩大，从而使得个人对组织产生深切的恐惧。这并不难理解，即使是一个善良的人，也经常在组织的名义之下，干出匪夷所思的恶行。通常情况下，我愿意相信，此时，作为个人，他对犯下的恶行有清楚的认识，甚至为此内心不得安宁。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即使明知是恶行，而他依然这么做了。

必须思考组织的产生和意义。在原始社会，人类的组织观念是薄弱的，仅仅基于生存的需要而进行必要的协作，这也是组织产生的根源。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人的独立性是被强调的，就原始社会而言，充沛的体力是维持生存的根本条件，只有体力更为充沛的人才有可能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料，从而使得繁衍和发展成为可能。那些体力不充沛的个体，逐渐被淘汰。但即便如此，依靠个人的体力，想获得足够的生活资料依然是艰难的，几乎是在无奈之下，人类选择了妥协，不再追求个人的冒险游戏，而理性的选择了协作，依靠团体的力量获得生存，这也是独立性丧失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人类对组织的依赖已经产生，被组织抛弃，显然意味着生存更为艰难，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人类对组织以外的生活产生恐惧，也对组织的强大力量产生敬畏。我们在历史的发展中可以看到，不少的原始部落对本部落成员最严重的惩罚并不是殴打或者杀死，而是将他逐出部落，让他自生自灭。这个被驱逐出部落的人，不但面临生活资料的危机，更为严重的是由于失去了部落的庇护，他随时可能成为另一个部落的祭品。这种惩罚明显的体现了组织的权威性和必要性，也意味着对组织的背叛将承受严重的后果。

发展到今天，任何个人都无法制造出自身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对组织的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如我们看到的，只要有钱，我们可以购买我们需要的任何生活资料。问题是钱从哪里来？任何一个个人都必须附着在某一个组织上，才有可能获得收入。这个组织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另一个组织，他必须做出选择。选择即妥协，这是肯定的。任何一个组织都有其存在的必要形式和规则。选择了一个组织，就意味着向这个组织的规则投降，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现实。我们可以回避某一个组织，但不可能回避所有的组织。实际上，任何人都是组织中的一个不起眼的环节。在组织的规则下，人的权威开始建立。我们可以看到，几乎任何一个组织的高层成员都获得更多的权利和自由，而下层的成员则对上层的成员保持必要的尊敬，哪怕这种尊敬并不是出自内心，多数情况下确实如此。

为什么反抗权威是艰难的，甚至是冒险？要知道所谓权威也是组织中的一个人，脱离这个组织，权威变成垃圾，他什么都不是。可以做一个假设，在一个组织中，如果80%的人集体反抗来自组织高层的权威，那么高层的权威将不复存在，但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原因在哪里？在于对组织的恐惧。人在组织面前的无力感是与生俱来的，个体的人无法相信他可以集合80%的反抗力量，而依靠个人的力量显然无法对抗组织。尽管，我们承认个人与组织的对抗是永远存在的，也是必要的。一旦这种对抗扩大到威胁自身的程度，个人的懦弱将表露无遗，他宁愿选择妥协，牺牲个人在组织中的部分利益，以获得在组织中继续生存的可能。这样的情况是不难看到的，某人可能会激烈的批评另一组织，但一旦涉及到自己的组织，更多的时候，他选择了沉默。这无非是因为他栖身其中的组织同时也代表了他个人的利益，他必须将损失降到最小。

由此可见，真正独立的人是不存在的，人永远在某个组织中妥协，所不同的仅仅是妥协的程度。这并不仅仅是生存的要求，也是安全感的要求。在物质高度发达的社会中，人依然不能脱离组织而存在，他所获得的仅仅是拥有了进入更多的，不同组织的自由。也就是说，当他对一个组织的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超过他能忍受的限度，那么，他可以离开这个组织，进入另一个组织。物质带给我们的自由是非常有限的，不断扩展的是组织的权力。所谓多元化，不过是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而已，跟人类的自由没有半点关系。我们往往忽略了这一点，而把自由理想化，绝对化。实际上追求自由的欲望越强烈，也意味着我们对组织的恐惧越强烈，二者之间是成正比的关系。一个强调绝对自由的人，无非是一个自生自灭的人。

崇拜及其动力

无论我们是否信仰宗教，崇拜是肯定存在的。崇拜源自敬畏，是对一切不可控的未知事物的臣服。在人类世界，未知而不可控的事物之多，超过我们的想象。仅仅一片树叶的摆动，就有太多我们不可解释的原因，风的吹拂，个人的感官，等等等等。唯心学说与唯物学说的差异在于一个相信感官的作用，并强调感官的功能，一个则强调科学的可验证性。在一个充满未知陷阱的世界里，单纯强调科学的可验证性说服力难免有所欠缺，感官的效应适时补充了这个空缺。即使在科学极度发达的未来，不可知的事物依然存在，人類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迷惑将更加深入，并更难找到答案。

在人类智力发展的初级阶段，风火日月都是神秘的，一场大火会让原始人辛勤的劳作化为乌有，甚至仅仅只是一只猛兽，也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原始人崇拜火，崇拜日月，崇拜巨兽，甚至高山和树木，他们无法解释这些，只能归于更神秘的力量。有一天，他们意识到，在这背后，会不会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在支配着这一切？这种认识开拓了他们思维的边界，也让崇拜的对象从具体的物质形象，转向虚无的，不可见的神秘事物。不可见的事物是不可破解的，验证也就无从谈起，这导致了神的产生。我们稍稍了解一下宗教，便会发现，任何一种宗教都会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他代表着天地间的最高法则，而他们的组织形式，则遵守人类社会的准则。这表示，神乃是人类想象的产物，出人意料的是人类创造的事物，最终主宰了人类的精神世界，并让人类匍匐在地。不妨这样说，神乃是人类在精神领域最伟大的发明，离开神，人类的精神文明将无法继续，也无法展开。无论在那种社会形态之下，人类的权力都缺乏持久的保证，但神却更持久。一个神，一旦被塑造出来，要将他杀死是一个难题。神是不死的，他代表着一部分人的选择和需要。只要这一部分人存在，神就不会死。更值得关注的是即使是神，也会变换形象，从而更加符合人类的需求。可以肯定，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神，和中世纪的神是有所不同的。人类在不断完善神，从而让神站得更高，得以俯仰众生。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人类为何要制造出神来崇拜，这难道不是对人类的压迫？显然不是这样。人类之所以制造神，更多的是来源于恐惧，因为恐惧，他们需要更强大的力量来与恐惧对抗。在人类的初级阶段，人类崇拜自然界中的庞大事物，想让它们熄灭怒火，让人类得以生存，当这不再奏效之后，人类相信自然界背后有更强大的力量，必须向它们祈祷，才能获得安宁。祈祷即寄托，结果无法验证，你不可能和神对质，正因为无法对质，人类可以设想这是人类本身出了问题，而神是没有错的。这就让神的正确性得以延续，人类的自我欺骗得以继续。在无法解决的矛盾面前，恐惧是一直存在的，得到神的暗示之后，人类看到希望，事情有可能好转，神会保佑我们。这种虚无的力量让人类对神产生崇拜。再到后来，人类把精神的问题也交给了神，比如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到哪里去，痛苦是否能获得拯救等等。包括对死亡的恐惧，也因为神的存在，而具有了美好的可能。天堂是比人类更好的社会，一个行善积德的人，死后会进入天堂，在尘世的一切苦痛将显得微不足道，人世是有限的，而一旦进入天堂，美好是无限的。

由此，可以看到，神的产生并没有形成压迫，相反，神成了抵抗的工具，拯救的动力。在灾难和苦痛面前，我们跪下来祈祷，期待神以比灾难和苦痛更强大的一面出现，从而让我们获得安宁。在神的塑造过程中，也可以发现，神之所以为神，从来不会来得太轻松，他必须承受更大的痛苦，这痛苦超越人类所能忍受的极限，耶稣、释迦牟尼都承受过巨大的痛苦。神异于常人，并不在于他所能承受的欢乐，而是痛苦，这意味着人类认识到要成为神，必须克服更大的恐惧，如果不能克服，那么他就是一个平常人，是不值得崇拜的。只有神能克服超越人类极限的痛苦和恐惧，那么，拯救人类才是合理的，符合法则的。

无论是崇拜神，还是崇拜别的事物，背后都有一个巨大的陰影，这个阴影笼罩着人类，人类不可能对可控的事物产生崇拜。就连两个赌徒在一起赌钱，他们对概率的信任恐怕也不能超过对神控制的命运的崇拜，更多的人相信，如果命中注定是个穷人，无论赌术多么高明，也不可能因此变成富人。在你扔下骰子的那一瞬间，你不可能赌定它会出现怎样的点数，再强大的计算机也只能算出多少种可能，而无法赌定扔下去那一瞬间的结果。这种神秘才是赌徒所崇拜的。延展到其他的领域，这种情况依然存在。伟大的科学家，多半会成为宗教的信仰者，那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在这巨大的神秘面前，人类的力量过于渺小，过于无知，敬畏让他们觉得他们是在窃取神偶尔扔下的果实，这个成就在神面前不值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