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拉·泰森 苏珊·伦德

劳拉·泰森 比尔·克林顿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管理学院全球管理教授。

苏珊·伦德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合伙人。

全球经济的互联性有多大？不同项目、部门和国家间的跨境流如何变化？国家经济体的跨境流或“互联性”排名如何？对商业和决策者又有哪些影响？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最新报告回答了这些问题。

世界已变得紧密互联，尽管2007年—2009年经济活动流出现了重大回撤，但金融流和商品与服务贸易总价值在2012年仍占全球GDP的36%，比1980年高1.5倍。

报告估计，每年经济活动的跨境流动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在15%—25%，互联性较强的国家获得的增长好处比互联性较弱国家多40%。这与经济理论一致：互联性可以通过专业化、规模化、竞争和创新提高生产率，从而提振增长。

跨境商品流（包括大宗商品）仍是最大的流动项，在过去10年中以每年11%的速度增加，并在2012年超过了危机前峰值。如今，35%以上的商品在跨国流动。

服务的跨境流也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自2002年以来，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尽管如此，虽然服务约占全球GDP的三分之二，但跨境服务流仍不足跨境商品流的四分之一。

跨境金融流仍比危机前峰值低了70%，但即便以今天严重缩水的规模，也可以占到全球融资总额的三分之一强。

跨境数据和通信流呈现爆发式增长，自2005年以来每年都扩张50%以上。国际长途电话时长出现了翻番，跨境互联网流量增长了1800%。

数字化还在三个方面改变了跨境贸易流：创造数字商品和服务，如娱乐和3D打印制造品；所谓的“数字封装”，包括实物流追踪装置；数字销售平台，如中国的阿里巴巴。数字技术让最小的公司甚至个体户成为“微型跨国公司”。

传统的衡量单个国家全球互联性的方法是：比较其跨境经济活动流与其GDP的规模。但这并未考虑一国占全球跨境经济活动流的比重。麦肯锡报告的全球互联性指数纠正了这一缺陷。

在麦肯锡全球研究所互联性指数中，德国、中国香港和美国分居一、二、三名。尽管出口强劲，但韩国和日本在85个国家(地区)中分别只名列第20名和第21名，因为它们在接受移民和跨境互联网流量上落后了。中国名列第25名，它的出口很强，资本流入也很大，但其在人员和数据流方面排名很低。

平均而言，新兴市场经济体排名低于发达经济体，但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摩洛哥、印度、巴西、沙特阿拉伯和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排名大幅上升。如今，新兴市场占全球流的比重为38%左右，是1990年的三倍。

但发达和新兴经济体在数据和通信流以及知识密集型流上都存在“数字分化”，并且差距似乎没有缩小的迹象。新兴经济体生产了40%的全球产出，居住着80%的世界人口，但只贡献了24%的跨境互联网流量。

互联性的经济好处是巨大的，挑战亦然。要抓住数字化和知识密集型贸易变迁的机会，各国必须投资于人才和基础设施，在降低人员和信息的跨境流壁垒的同时保护好公民的隐私和安全，并让生产商参与激烈的外国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