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彦

光有制度就行了吗？

祝彦

我们必须防止“纸老虎”式和“稻草人”化的制度。必须建立底线制度，换个角度和说法，就是必须体现制度的刚性。在制度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和“认罪态度好”之类的理由。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约定俗成的习惯。比如传统乡村的“乡规民约”，就对过去散漫的农村管理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党内建设，同样需要有“规矩”。

2013年5月27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新华社授权对外公布了《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两个文件。一年后，我们再回头看这两部党内法规的制定和发布，对于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队伍的纯洁性，靠什么来保证？除了进行不断的整党整风教育活动的开展，以及日常的思想政治工作，其根本的还是立了“规矩”，也就是说有制度作保障。

制度不能停留于纸上

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怎么也不过分。对此，邓小平同志有很精辟的论述：“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正是基于以上认识，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自觉自律，现在习近平同志提出了“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需要特别指出和强调的是，今天必须改变和端正公众，尤其是党内同志对待制度的看法和态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实中给人们的印象，似乎不缺“制度”，甚至是“制度”泛滥。

党的十八大之前，就有这个“不准”，那个“严禁”，还有名目繁多的“公约”、“条例”、“规定”，等等。在具体生活中，我们只要稍微留心一下，到任何党政部门，尤其是一些窗口单位，都会看到除了大门口的“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等大字，还有挂在墙上的各种“规章制度”。可是，给办事人和民众的印象，那些只不过是写在纸上，挂在墙上而已，要不怎么会出现“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呢？

因此，当前急切需要消除人们对“制度”的冷漠心理。对公众来讲，如果不消除这种心态，就会坚持办事必须找关系，甚至送礼、塞红包的习惯，社会风气就会为之变坏；在党内一些人看来，那些“制度”就是摆设，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党风也会随之变坏。我们必须防止“纸老虎”式和“稻草人”化的制度。否则，这将严重影响甚至直接摧垮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带来的结果可想而知。

用执行来维护底线制度

必须建立底线制度，换个角度和说法，就是必须体现制度的刚性。在制度面前，没有任何的讨价还价和“认罪态度好”之类的理由。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度的权威，树立公众对待制度的信任与信心；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制度起到威慑和惩罚那些敢于挑衅制度底线的坏分子。在这方面，商鞅变法时期，为了树立公众对“制度”的信任，历史留下“商鞅徙木立信”的佳话。

为什么特别强调底线制度？是因为我们现实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制度不是缺内容，不是缺形式，恰恰缺的是执行。比如对目前全国各地党政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的豪华楼堂馆所现象，有媒体做过统计分析指出：从1988年的首个楼堂馆所“限建令”《楼堂馆所建设管理暂行条例》起，25年来已发布了十个国家级“限建令”文件。但结果却正是在这些“限建令”文件的颁布过程中，那些豪华的楼堂馆所也随之建成。为什么有人敢于把“限建令”文件不当回事？不正说明我们的制度在执行过程中会出现“稻草人、纸老虎”的现象。

让制度成为惩治不正之风的利剑，只有这样才能刹住不正之风。在这方面，现代史中有不少可资借鉴的例子。1934年11月成立的、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颁布《暂行条令十八条》规定：“临阵脱逃者处以死刑，破坏枪支者处以死刑，强奸妇女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1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由此，形成了陕甘边苏区优良的“南梁精神”与作风。

新中国建立之初，贺龙元帅对搞不正之风干部的严肃处理，也值得今天借鉴学习。1952年秋，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看到一份部队同志的反映材料：重庆北碚某部政委和第一副部长，为自己盖了讲究的“小洋楼”，快成了美国的“华尔街”了，严重脱离了群众。贺龙放下材料，带领有关同志一起到北碚了解情况。贺龙果然看到豪华的“小洋楼”，也看到不远处高炮连的战士住在没有水电、黑暗潮湿的帐篷里。贺龙恭恭敬敬地给战士们鞠了一个躬，然后对随行的几位同志说：“你们回去后，叫他们从‘洋楼’里给我搬出来，到这个帐篷里来住。让高炮连搬到‘洋楼’里住！”那几个住洋楼的干部给贺龙写个检讨，房子暂时不搬，以为可以糊弄过去。贺龙知道后，十分生气。他说：“盖好房子，写个检讨就完了，还住在里边，以后谁都会这么干。有错不改，谁也不行！知错必改才是好同志、好党员。告诉他们，限他们一个星期给我把房子腾出来，让高炮连搬进去。他们的检讨要重写，还要降级使用。”

我们今天那些修建豪华楼堂馆所的领导干部，除个别因为涉及工程腐败而受到查处，单单因为修建楼堂馆而受到处理的则不多，甚至几乎没有。更让公众失去信心的则是，批评过后，楼堂馆所照样风风光光使用。面对这些一再反复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用有力的执行来守住底线制度。

祝彦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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