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红庆

“惊愕”，是所有获得东旺死讯的人的第一反应。他还不到可以和死亡挂钩的年龄，刚刚迈进50岁的门槛，怎么就死了呢？于是，大家感慨：天妒英才！

我不认识东旺。虽然我们读书都在山西中部小城榆次，并且，还有一年时间交集在晋中师专不大的校园里。1986年他考进去的时候，我距毕业还剩一年。我在老牌的中文系，他在新创立不久的艺术系美术班。我记得艺术生不和大家在唯一的教学楼上课，而是另在锅炉房后面盖了专门的两间平房做教室。于是，他们便远离学校的主体人群。

虽然上课不在一起，但是那时的学校只有一幢男生宿舍楼。在日日进进出出的奔走中，说不定哪天曾经擦肩而过。如果那时有机会相识，我们很可能成为好朋友。他生于1963年，属兔，我晚他两年，属蛇。我的许多好朋友，都是那年出生的，我相信命里自己与属兔的人有缘。

抛却山西的这段重叠不说，多年后到了北京，我也有机会拜访他。记得2008年我编辑一本画册，专门找了中央美术学院晋中籍画家张俊明。因为俊明笔下的晋中风景和由太原而来经过晋中直通石家庄的“太旧路”，能让我们这些游子分外动情。

俊明支持了我很多高清图片，遗憾的是并没有能在我编辑的画册中呈现。因为文化人与政治家的诉求不同。我找了摄影家大山，把种植在地里的成片的白菜和煤矿滚动的乌金放进画册，体现出了一个地方经济的繁荣。

自从认识俊明后，便有了一些交往。一次，到他的画室去拜访，他特别说到东旺和他的友谊。那时，是想请俊明做媒，找机会拜访东旺的。因为实在是没有要合作的事情，也便搁下了。2013年10月，我带着山西盲艺人在清华大学演出，理应请东旺来听，可是忙乱中，也疏忽了。哪里想到，东旺竟然再不留机会给我认识他！

惊悉东旺死讯的时候，我正在从太原到榆次的路上——这条路东旺走过很多次。我马上打电话给俊明，他也在惊愕与悲痛中。到了榆次，我一边办自己的事情，一边采访了东旺的两位老师——牛水才和董世民。东旺的死对于他们的触动，远远大于我这个慕名者。

水才把自己化装成一个装修工人，在寒冷而孤寂的画室里，他似乎还流着一些鼻涕。他说：“东旺的死，对我不是触动，是打击。损失太大了！他是我们学院美术专业的一大品牌，一面旗帜。”

董世民已经调离了榆次，他开车从太原来，告诉我说：“太可惜了！东旺正在盛年，创作的高峰期。我热切期望他有一个大的突破，再给世人一次新的震撼！东旺应该算一个传奇，从最底层的农村娃娃，到清华大学当教授。他的艺术生命应该再长一点！”

水才和世民，都比东旺略大几岁。他们都肯定地承认，东旺在晋中师专学习期间，各门美术专业的成绩都是第一名。

东旺高考不顺，考了两年还是几年，反正专业在最前面，文化课成绩总是不够，尤其英语差。每次考完，他得回到山西北部一个叫做石豹沟的煤矿去做农民工，下窑，挖煤，遭白眼，受歧视，跟别的煤矿农民工别无二致。否则，莫说是养他的画家梦，就是他自己都养不活的。所不同的是，他攒钱，不是像其他人准备娶媳妇或者到小酒馆里胡闹，而是全部买了书，买颜料，买画笔。这样，他与其他煤矿工人比起来，显得格格不入。但是，在那里他有许许多多朋友，这些都是他日后将要呈现在油画上的内容。

那时候，牛水才说：“东旺写实功底和造型能力非常强，他没有考到别的学校，不是专业不行，是文化课成绩拦了他的路。”董世民调入学校，东旺已经入学一年了。但他听说东旺文化课考了200分左右，但专业实在太好了，于是艺术系领导给学校打报告说：“不招这个孩子，太可惜！”开明的校领导说：“那就招上吧。”

所以，即使是在晋中师专这样末流的学校，东旺也是破例“特招”而入。

但，正是这次破例，改变了东旺的命运。他从此不再“农民”，不再“农民工”，这一年他23岁。很多年后，他把目光和画笔伸向这群弱势群体，他仿佛在画23岁以前的自己。

董世民说：“东旺很有理想，话不多，特别憨厚，真诚朴实。他爱画胜过一切。”牛水才虽已做教师，但刚开始任教还很年轻，和学生相处更有哥们儿感觉。他说：“东旺的勤奋一般人比不到，他天天在画。”

天赋加努力，忻东旺在晋中师专读书期间，所有专业课的成绩理所当然的第一名，毫无争议。董世民说：“只要是东旺画出来的画，大家肯定都认为就是第一。我见过他在国画课上的写意山水，挺棒的，挺老到的，笔墨关系非常好。”

两年后，东旺创作了一幅西藏题材的油画为毕业作品。董世民记得：背景是一片辽阔的天，地平线特别低，一个藏民站画面中心稍偏一点点的部位，大风景画。虽然画得很好，但董世民认为并不代表他在学校期间的水平，因为人物展示不充分，力度不够。

董世民有将东旺留校的愿望，但学校的态度是：“咱自己的毕业生质量很差，要教师，起码要个本科生吧？”董世民把东旺介绍到榆次第一职业中学教书去了。后来，东旺远走大同，到大同一所幼儿师范学校教书，董世民也尽可能介绍一些朋友给他。

不久，东旺从大同跑到榆次，跟董世民说：“董老师，油画太难了，咱画水彩吧。画水彩参加全国展览，不像油画竞争这么激烈。”

董世民说：“行啊，你画一画试试看。”

果真，东旺画了一大批水彩画。其中一幅特别写实的“小孩儿躺在草垛上”，参加山西省艺术学校画展得了一等奖。这次，山西师范大学看中了东旺，破格把他从大同调入，一个两年制的专科生进入四年制的大学教书。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旺和世民先后获得了参加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习班的机会。世民去的时候，东旺准备结业了。那时候，东旺和他在临汾时的女弟子张宏芳在一起。张宏芳很漂亮，很单纯，特别欣赏东旺的才华。但是，两个人经济上比较拮据，伙食费依靠东借西借来维持。

为了缓解经济压力，东旺挤时间画点行画卖钱。这批商品画，东旺很明确署名“掘穹”。是表达有向“穹庐”“掘进”的雄心呢？还是与“贫穷”“决裂”？我们无法猜想。但他用刀和笔尖堆砌色块，画出牦牛、藏羚羊。这批画几十张，大约以五六千、七八千一张的价钱卖到了东南亚。endprint

东旺卖了几张画，带着张宏芳，拉上董世民，到北京找照相器材部买照相机。在东单、西单，每逢路过地下通道看到流浪乞讨人员，东旺都要放点零钱。

董世民说：“你没听说过吗？这帮人是有组织的，而且挣的钱可能比我们多！”

东旺说：“不可能。人家可怜，咱给点是点，不管他的背景。”

边走边给，再碰上，零钱没了。东旺掏出来十块钱，照直放在了乞讨人员的小铁桶里。对底层生存，东旺是发自内心的同情和悲悯。

东旺和张宏芳还没有结婚，因为张宏芳的母亲听到一些说法，对女儿嫁给东旺不太放心。一天中午，董世民正在吃饭，张宏芳找他说：“我妈来了，你去帮说一说。”

一说就说了五六个小时，董世民把天都说黑了，只有一个意思：“对东旺应该放心。”

不久，东旺就领了结婚证。董世民从王府井音像店买了一张二三十块钱的喜庆音乐光盘作为礼品送了新人。

1994年9月，东旺毕业离开北京，把一些书、未完成画作、几双运动鞋丢给董世民。恰好，董世民有位同学特别喜欢东旺的画，世民就给了人家。

1995年东旺《诚城》在中国美术馆展览，董世民去看了，觉得还有照片痕迹。但从那以后，东旺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追求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到2004年《早点》获得全国金奖，就顺理成章了。

但董世民更看中的是《明天·多云转晴》，画面是一帮农民工，给人的冲击力更大，更震撼人心。这幅画在展览中放在最显著位置，詹建俊说：“谁说当今油画没有力作？我看这就是力作！”

2013年10月23日，忻东旺个展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牛水才在开幕式上听到许多大师给东旺以很高评价，靳尚谊说：“有史以来，举办最成功的就是忻东旺的画展。”但水才依然觉得不够。水才说：“东旺的技法和审美创造了中国油画的奇迹，称得上是当今中国画坛的伦布朗。”

东旺是个特别好的人，踏踏实实、没有一点花心。但有时候他不够豁达，有事更愿意窝在自己心里。获过一届金奖之后，他还要冲击下届金奖。结果费了很大的劲，没得到。东旺就有点耿耿于怀。世民想劝东旺说：“别看着油画权威的脸色画画，画得太累，也太痛苦。”话还没出口，东旺走了。

东旺走了，牛水才想在易名为晋中学院的忻东旺的母校建美术馆、塑雕像。这时候，能找得到的东旺的作品太少了。因为学校不相信学生中会出杰出人物，所以当初也没有留学生作业。水才只有自己手中保存的一张素描，画的是布鲁托斯。

水才想做东旺雕像，是想鼓励走进学校的孩子们有个奋斗的目标，不要把画画当做赚钱工具。他希望孩子们像东旺一样没有杂念，做到顶尖。但是，现有的招生制度是，层层选拔，别的大学把油水捞干净了，剩下的到三流学校。牛水才说：“现在老师能把班上学生名字叫全了，就无愧好老师了。”

在东旺为生活为艺术的五十年生命里，他有好几次“破例”。“破例”上大学，“破例”当了大学老师，“破例”进入名牌大学执教。所有的“破例”，都让他进步，让爱他的人欣喜。唯有这一次，在刚刚跨进50岁门槛的时候，“破例”惊魂西去，让人实在接受不了。

东旺勤勤恳恳画过很多画，但是，面对“人生”这幅画，总感觉他留白太多，恍惚还未完成，还有很多精彩没有书写，留下的是无穷无尽的遗憾。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