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 英

（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卫生经济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的实证分析

蓝 英

（川北医学院人文社科学院，四川 南充 637000）

首先分析了政府卫生支出对卫生总费用增长的贡献率，然后分析了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财政支出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弹性。通过协整分析发现，中国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当年政府卫生支出几乎只受到去年和前年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它们之间也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影响关系，政府在财政支出的增减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卫生支出费用的增减，反之亦然。

政府卫生支出；卫生总费用；财政总支出；贡献率；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

卫生总费用（Total Health Expenditure）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计量手段，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1年）为全社会用于疾病预防、治疗、康复和健康教育等卫生服务所消耗的资金总额。从筹资来源法角度将卫生总费用分为政府卫生支出（Government Health Expenditure）、社会卫生支出（Social Health Expenditure）、居民个人支出（Out-of -pocket Health Expenditure）三类。政府卫生支出是指各级政府用于医疗卫生事业的预算支出，即政府对医疗卫生投入的钱，是指各级政府用于卫生事业的财政拨款，直接反映了各级政府对卫生事业和社会医疗保障的重视程度，对医疗卫生改革起着方向标的作用。2009年4月6日，国家公布的“新医改方案”（中发〔2009〕6号）第十条提出要“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卫生投入机制”，预示着政府投入在卫生筹资责任上的回归。以公共筹资为主导，构建卫生费用的合理分担机制，以增强卫生筹资的公平性，已成为世界各国在卫生筹资方面的共同政策取向[1]。《“十二五”期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暨实施方案》（国发〔2012〕11号）文件中对政府增加卫生投入作了界定：“到2015年，政府卫生投入增长幅度高于经常性财政支出增长幅度，政府卫生投入占经常性财政支出的比重逐步提高，群众负担明显减轻，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增加政府投入，降低居民个人卫生支出比重，使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更加公平可及，有利于有效缓解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有利于减轻居民在其他消费的挤占，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1 政府卫生支出对卫生总费用增长的贡献率较低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卫生总费用也持续增长。从卫生筹资结构来看，与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变化特点不同，政府卫生支出和社会卫生支出变化特点表现得基本一致。这里用贡献率来反映它们对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作用。贡献率=Δxi/Δy，Δx代表某一时期变化量，Δy代表同一时期卫生总费用的变化量，i=1,2,3分别代表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从1980-1987年，我国卫生总费用各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但增长幅度差异较大。政府卫生支出由51.91亿元增长到127.28亿元，社会卫生支出由60.97亿元增长到137.25亿元，个人卫生支出由30.35亿元增长到115.05亿元（见表1）。通过计算一下三者的贡献率，发现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率为31.9%，社会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率为32.2%，个人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为35.8%。从1988-2002年，政府卫生支出增长了763.12亿元，社会卫生支出增长了1,349.39亿元，个人卫生支出增长了3,189.48亿元。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4.4%、25.5%和60.1%。从2003-2012年政府卫生支出增长了7,938.54亿元，社会卫生支出增长了8,403.5亿元，个人卫生支出增长了5,987.33亿元。政府卫生支出、社会卫生支出、个人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5.6%、37.6和26.8%。三个阶段相比，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率由80年代的31.9%陡然下降到90年代的14.4%，社会卫生支出也经历了相似的变化，个人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率则由35.8%增加到60.1%。可以说自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政府的公共筹资责任虚化和弱化，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弊端，尤其导致了严重的卫生不公平现象[2]。 2003年“非典”以后，中国政府确立了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全新战略，公共财政的运行在结构上发生了一定的转型，其突出表现就是公共财政在民生或国际上通称的社会领域中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3]。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总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恢复重新超过80年代的水平3.7个百分点，社会卫生支出增长也经历相似变化，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对总增长的贡献率有了实质性的下降，比80年代还低9个百分点。尽管如此，2012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依然高达33.4%，较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31.3%高。

表1 1980-2012年卫生总费用筹资结构、财政支出及国内生产总值 亿元

2 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弹性在波动中恢复

经济学中的弹性是指一个变量的变动随另一个变量变动反映的灵敏程度，可用公式表示弹性系数。弹性系数大于零，说明随着自变量的变化，因变量的变化与自变量变化方向相同；小于零，则相反。如果弹性系数大于1，说明随着自变量变化，因变量变化幅度大于自变量，小于1则说明因变量的变化幅度小于自变量变化幅度，等于1说明两者变化一致。这里主要讨论政府卫生支出对GDP和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政府卫生支出相对于国家财政支出的弹性系数=政府卫生支出的变动百分比/财政支出的变动百分比，政府卫生支出相对于GDP的弹性系数=政府卫生支出的变动百分比/GDP的变动百分比。经计算，从1980-1987年，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73，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88；从1988-2002年，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67，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75；从2003-2012年，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为1.73，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为2.52。三个阶段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对财政支出和GDP增长弹性系数都大于零，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国家投资到医疗卫生的资金总体上是增加的，这也符合卫生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不同的是，无论是政府卫生支出对GDP增长的弹性系数还是对财政支出增长的弹性系数，都反映出一个共同特征，在整个90年代，政府卫生支出增长幅度大大低于GDP和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表现为缺乏弹性。一个合理解释是：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卫生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甚至是消耗性支出，而没有把公共卫生支出当作人力资本性投资[4]。2003年以后，随着国家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幅度比GDP增长幅度快得多，比财政支出的增长幅度也快些，表现出富有弹性。总体上看，政府卫生支出对财政支出增长没有表现出一致性规律，受国家政策影响很大。

3 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间的协整检验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比重变化特征表现出三个阶段。从1980-1992年，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由4.22%一路上升，1990年破5%，1992年达到6.11%。在90年代初期，中央财政收入异常困难，对地方政府的卫生转移支付必然受到影响，所以从1993年开始，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就逐渐下降。分税制改革后，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从1993的5.81%下降到2006年的4.4%。十七大后，中央更加关注民生的财政支出结构调整，政府在医疗卫生方面投入力度逐渐加大，占财政支出比重由2007年的5.19%迅速上升到2012年的7.19%。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究竟有无稳定的增长规律可循，下面用协整理论来检验[5]。

3.1 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1981-2012年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和财政总支出宏观经济数据，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可信度较高。为消除时间序列存在的异方差性，本文进行了自然对数变换，将政府卫生支出和财政总支出取自然对数后的序列分别记为（y，x），见表2。

表2 1981-2012 中国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序列

3.2 单位根检验

为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需要检验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单位根检验。非平稳时间序列通过足够次数的差分可转换为一个平稳时间序列。若一个非平稳时间序列xt经过d次差分达到平稳，则称xt具有d阶单整性，记为xt～I(d)。其中，d 表示单整阶数，是序列包含的单位根个数。本文用ADF统计量进行单位根检验见表3。政府卫生支出和财政总支出原序列均为非平稳序列，经过两次差分后为平稳序列，所以其原序列是二阶单整的非平稳序列。

表3 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单位根检验

3.3 协整检验

所谓协整，是指多个非平稳经济变量之间的某种线性组合是平稳的。对于随机向量xt=(x1t,x2t,...xkt)＇，如果向量中每一个序列都是d阶单整序列即xit～I(d)，且存在一个非零向量β=(β1,β2,...βk)＇，使得β＇xt～I(d-b)，则称变量x1t，x2t，...xkt存在阶数为（d，b）的协整关系，用xt～CI(d,b)表示。β称为协整向量，其元素称为协整参数。只有当两个变量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有可能存在协整关系。由于政府卫生支出和财政总支出序列（y，x）是非平稳的 I（2）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本文采用EG两步法对变量进行协整检验。首先用OLS法对变量进行回归，其结果如下：

回归模型的D.W值很低，说明残差中存在相关性，回归系数具有期望的符号，接着通过检验残差序列的平稳性来检验政府卫生支出和财政总支出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协整关系。

第二步，对上述回归模型残差序列做单位根检验，若εt～I(0)，即模型（1）即是真实的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间估计的协整关系，方程就表达了变量之间长期稳定的影响关系。由（1）可知政府卫生支出具有较强的自相关性，于是分别加入自变量和因变量的滞后一期变量重新估计结果如下：

模型（2）括号里是各个系数的t统计量，若取0.05的显著性水平，上一年的财政总支出 xt-1对当年的政府卫生支出没有显著影响。D.W统计量显示模型仍然具有较高的自相关性。考虑加入政府卫生支出的滞后两期变量进入模型重新估计结果如下：

模型（3）的D.W值接近2，自相关性消除。同时看到自变量当期财政总支出对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下面继续对模型（3）的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间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检验（见表4）。检验结果表明，残差序列是一阶单整的，而非平稳序列。由此判断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间确实不存在协整关系。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或者说财政总支出的增加并不一定带来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

从模型（3）说明当期财政支出对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不显著，考虑将财政总支出变量从模型中剔除重新估计结果如下：

可见，剔除了财政总支出自变量后，模型的D.W值非常接近2，自相关因素消除，各变量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检验也基本通过，模型（4）变为自回归模型。进一步说明中国财政总支出对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作用非常小。

4 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协整检验可以判断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是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还有待检验。Granger于1969年认为：如果一个变量x是引起另一个变量y的原因，则变量x应该有助于预测变量y，即在y关于y过去值的回归中，添加x的过去值作为独立的解释变量，应该显著增加回归的解释能力。运用Eviews6.0软件检验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序列（y，x）之间的因果关系结果见表5。可见，我国财政总支出不是政府卫生支出变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政府卫生支出也不是财政总支出变化的格兰杰因果原因。也就是说，财政总支出的增加（减少）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减少），政府卫生支出的增加（减少）也不会直接影响到财政支出的增加（减少）。

表4 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协整方程残差单位根检验

表5 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总支出之间的因果关系检验

5 研究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政府卫生总费用由1980年的143.23亿元增加到2012年的28,914.4亿元，绝对数上增长近200倍。从筹资结构看，政府卫生支出对卫生总费用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现在从1980-1987年贡献率为31.9%，从1988-2002年贡献率陡然下降到14.4%，从2003-2012年贡献率恢复到35.6%。社会卫生支出也经历了类似变化。长期来看，我国卫生总费用的增长主要来自于个人卫生支出。从政府卫生支出对国家财政支出增长弹性来讲，除90年代外，其余时间段尤其在2002年后表现为富有弹性。从政府卫生支出对GDP增长弹性来看，由2002年以前的缺乏弹性转变为2002年的富有弹性。说明随着我国经济增长，国家投资到医疗卫生的资金总体上是增加的，符合卫生事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政府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由1980年的4.22%一路上升，到1992年达到6.11%，之后逐渐下降到2006年的4.4%。十七大国家更加注重民生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后，这个比重迅速提高到2012年的7.19%，政府卫生支出增速也快于财政支出增速至少10个百分点。但是进一步从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支出两个变量之间协整分析来看，它们之间并不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换句话说，国家财政支出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政府卫生支出的增长，当年政府卫生支出几乎只受到去年和前年政府卫生支出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财政在卫生投入的增长体制以及相关工作机制尚未真正形成；它们之间也不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影响关系，政府在财政支出的增减不会直接影响到政府在卫生支出费用的增减，反之亦然。

经济的不断稳定增长不但可以提升政府和社会卫生支出，而且可以降低个人卫生支出，从而避免挤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6]。从促进经济增长角度讲，政府投资卫生事业其效益也是可观的。杜乐勋早在2000年实证分析发现，政府卫生支出和政府卫生事业费支出对GDP的投资乘数都大于政府教育投资和政府基本建设投资乘数[7]。王晓洁2011年实证分析发现，1978-2009年间中国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1.4%，并且存在着双向因果关系[8]。我国从2008年起，政府卫生投入增长速度就高于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这种财政支出模式需要继续保持下去。2012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费用比重33.43%，高于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31.32%，今后还需继续增加政府卫生费用，届时才能实现“新医改”制定的“2015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降低到30%以下”的奋斗目标，确实减轻居民看病经济负担，让百姓看得起病。至于为什么中国政府卫生支出与财政支出之间不存在稳定的影响关系笔者将另文研究。

[1] 张仲芳,黄国其.医疗卫生筹资与公共财政支持:理论基础与国际趋势[J].中国卫生经济,2010,29(12):28-30.

[2] 王绍光.政策导向、吸取能力与卫生公平[J].中国社会科学,2005,(6):101-120.

[3] 顾 昕.公共财政转型与政府卫生筹资责任的回归[J].中国社会科学,2010,(2):102-120.

[4] 刘军民.公共财政下政府卫生支出及管理机制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05,(94):1-20.

[5] 易丹辉.数据分析与EVIEWS 应用[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

[6] 刘 柏,张艾莲,赵振全.卫生总费用结构与经济发展态势的协动关系分析[J].中国卫生经济,2011,30(3):5-8.

[7] 杜乐勋.注意卫生保健需求对投资乘数的影响[J].中国卫生资源,2000,(1):6-9.

[8] 王晓洁.中国公共卫生支出理论与实证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本文编辑：何庆节）

R-05；R197

A

1003-2800（2014）09-0555-05

2014-03-31

川北医学院2012年校级重点课题（CBY12-B-ZP02）研究成果

蓝 英（1972-），女，四川南充人，经济学硕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卫生经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