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鋆萍

《咬文嚼字》杂志编委金文明的《石破天惊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错百例考辨》（以下简称《石》）出版后，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在读者和媒体中引起巨大反响。除了少数人认为金文明借名人出名外，大多数读者都指责余秋雨做学问的浮躁作风，而余秋雨拒不认错的态度更是进一步激怒读者，招来更多非议。

是非曲直，历史自有公论，本文无意对这场“金余之争”作任何评价，只想从编辑的角度对金文明《石》中所指出的一百多处差错进行分析。这一百多处差错都是些什么错误？为何这些错误溜过编辑的眼睛与读者见面了呢？从做编辑的角度来看，应该如何有效地发现并纠正这些错误，做好出版物的质量把关人？

在《石》一书中，作者通过 “人物史事考辨”“时、地、书、名考辨”“职官旧制考辨”“文词音韵考辨”考证了余秋雨散文《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智者的声音》中的差错共126处，其中《文化苦旅》65处，《山居笔记》56处，《霜冷长河》4处，《智者的声音》1处。作者把这126处差错分为75处文史知识差错和51处字词引文差错。作者对这些错误的考证都极其认真详尽，对于其中任何一处差错，作者都不只是简单点出，而是觅踪追迹、旁征博引地考辨其差错的根源。笔者仔细阅读了金文明老师所考证的126处错误，并把这些错误进行归类细分。

首先，按照差错的显见程度和考证难易程度，可以把75处文史知识差错分为三类：

第一类，显见差错。这类差错是指对较为明显、有着一定文史知识的文史编辑能够一眼看出的常识性文史差错。如把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写成刘半农化名“王敬轩”，把娥皇、女英写成舜的女儿，把叶昌炽写成叶炽昌，把历史上的苏小小与小说中的苏小小混为一谈，把吕洞宾当成道家始祖，把李白杜甫的友谊说成除俞伯牙和钟子期之外最受推崇的友谊，把林和靖写成有妻有子等，这种显见差错有十来处。

第二类，稍经考证即能发现的差错。这类差错即查史料、翻辞典就能发现的差错。如《广陵散》名曲只传给嵇康一人，马奈活到了20世纪，丰坊写过《五经世学》，王安石特别能防范小人，司马昭被称为陛下，朱权编过《神秘曲谱》，“安史之乱”中李白躲进了天柱山读书，吴越忠懿王名钱俶常，雨果参加了法国大革命，黄宗羲连刺八人轰动全北京城，沈万三住进了后人构筑的沈厅，死去的柳宗元能为自己写碑文，《康熙字典》被说成是《康熙词典》等，这类差错有三十多处。

第三类，深度考证才能发现的差错。这类差错是指具有一定迷惑性，或史料上本来就有不同的说法，要查找多种史料、经多方考证才能发现的差错。如历史上为什么没有邱浚这个人，狄德罗生于张岱死后24年，范成大是在垂虹桥送别姜夔的，十四桥是指垂虹桥，《巷议》十篇是李师中写，姜夔与小红是双双坐船“过垂虹”，沈万三还是沈万山？此外，还有为数不少的人事纪年差错、月日记时差错、地名差错、人名差错等，这些差错不易引人注意，考证起来也要稍费一番功夫。这一类差错也有二十多处。

其次，51处字词引文差错包括字词差错和引文差错。字词差错除掉作者作为商榷提出的“天天地”“轰传百代”“堂皇在那里”等7处问题之外，还有“一个词汇”“大声讹斥”“不能自恃”“杳不可寻”“汗渍涔涔”“绵远不足”“矫柔”等20多处明显的错误。27引文差错中也有10来处较为明显，如把杨瑄“小擘霜螯忘主宾”的“霜螯”错成“霜鳌 ”，把顾贞观《金缕曲》中“曾不减夜郎僝僽”错成“潺愁”，把岳麓书院正门的对联“惟楚有材”错成“惟楚有才”等。

出现这么多的错误，主要责任者当然是作者，但是作为出版物把关人的编辑，也应该负有一定责任。金文明在《石》的附录一中就指出，《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差错率分别达到万分之二点七和万分之二点六，远远超出国家规定的合格出版物质量标准（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下）。有些网站也发表了《从余秋雨散文看不合格出版物治理的紧迫性》之类的文章。可见，读者在指责作者的同时也指出编辑的责任。笔者以为，反思这一事件，作为编辑人，我们起码应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正确对待名人书稿。编辑应对所有来稿一视同仁，不应歧视新作者，也不能迷信名作者。余秋雨散文中一百多处差错有些是专业性太强难以发现，但也有不少是常识性错误，这些错误能顺利逃过编辑的眼睛，恐怕与这种“名人情结”不无关系。事实上，真正的名家不但不会拒绝而且是非常欢迎别人帮他改正书稿中的错误。著名文学家郭沫若把其名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交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时，再三嘱咐编辑尽管提出问题，不要有顾虑，后来编辑果真指出其中大大小小一百多处差错，郭沫若不仅虚心接受，还在新版引言中特意致谢。作为编辑，正确对待名人书稿，这应是职业道德之一。

第二，要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石》一书出版以后，也有不少人指责金文明玩弄靠名人出名的老把戏，但笔者相信，仔细读过金老师原作《石》的人都会折服作者那渊博的文史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当然，作者广阔的知识面、渊博的文史知识固然与其专业和职业有关，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多方求证的治学精神却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每一个编辑认真学习。做编辑尤其要学习这种咬文嚼字的精神。今天的编辑都把巴金、叶圣陶、鲁迅等老一辈编辑家作为学习的典范，事实上，最让我们敬仰的也正是他们那种“孺子牛”的精神，那种近乎苛刻的“校真”精神。在出版物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虽然人们似乎更多地强调编辑的策划能力、选题能力、营销能力，但严谨的治学态度同样重要。出版物的竞争力在于过硬的质量，“无错不成书”只是站不住脚的谬论，今天的编辑更需要学习老一辈编辑家那种严谨的治学态度，那种就着灯光逐字逐句改稿子的案头工作精神。

第三，要学会利用工具书。众所周知，编辑工作是一门渗透力特别强的工作，各种学科、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其触角无所不及，故而对编辑的普遍要求是即专又博，即要有精深的专业知识，又要有广博的相关专业知识。可编辑毕竟不是电脑，不可能把所有的知识资料都存在脑子里，因此有效利用工具书对编辑工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金文明写作《石》一书也参考大量工具书，该书的主要征引书目就有177种，主要参考书目有51种。事实上，能否有效利用工具书是编辑的基本功之一。作为编辑，不仅应该勤翻工具书，只要发现可疑点，就一定要一查到底；而且要熟悉工具书，要知道什么问题该查什么工具书。此外，有些问题单查一部工具书解决不了，还必须查多部工具书。如金文明光考证“邱浚”这一人名就查了《〈明史〉人物列传》《明名臣琬琰录》《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明清进士题名碑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多种工具书。总之，熟悉工具书的利用不是一朝一夕的工夫，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与积累。

第四，要有一定的语言文字功底。编辑肩负着精神生产、文化传播的神圣使命，要完成这一使命，除了要掌握相关的专业知识，语言文字修养也是不容忽视的。余秋雨散文中20多处字词差错，固然以文字校对的责任最大，但编辑也有一定责任。虽然只是字词差错，但其影响不宜小看，像“一个词汇”“约约绰绰”“嘡声”“堂皇在那里”等不规范的用词一经出版就会广为流传，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造成误导。虽然文字只是一种工具，但编辑工作离不开运用文字来表达思想、传播知识，文字能力应该是编辑业务的最基本能力。

第五，要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早在金文明出版《石》之前，就已有人陆续指出余秋雨散文中的十多处差错，据金文明所说，他就是看在余秋雨拒不认错，才决意出版这本书的。余秋雨这种拒不认错的态度确实有失一代散文大师的风范，然而，出版社是怎么做的呢？金文明的《石》是2003年7月出版的， “金余之争”是在2003年六七月爆发的，持续了半年多，相关文章多见诸上海《新民晚报》和《新民周刊》等。但东方出版中心于2003年10月第19次印刷《文化苦旅》（2001年4月第2版），标明印数为1026000册，其中连“乐樽”“叶炽昌”这种连余秋雨本人也承认的明显差错也一字未改；而文汇出版社于2004年1月第19次印刷《山居笔记》（2002年1月第1版），标明印数为251600册，同样连“洛水之西”这样明显的错误也未改，就别说其他差错了；文汇出版社2004年3月第15次印刷的《余秋雨·晨雨初听》（2001年8月第1版）中收入的《文化苦旅》中的散文差错也一字未改。从印刷时间来看，这些出版社应是在了解“金余之争”，知道余秋雨相关散文存在大量文史差错的情况下出书的。这样置书中差错于不顾，而且还固执加印，这对读者是极不负责任的。余秋雨散文受到许多读者尤其是中学生读者的喜欢，这些字词差错、文史差错、引文差错将对那些缺乏辨别力的中学生读者造成误导。编辑也是凡人，也会出错，但一定要勇于承认并改正错误。

在出版物市场竞争异常激烈的今天，出版物差错率上升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据调查，原新闻出版总署从1993年到1997年的6次检查中，编校质量合格的只占被送查图书的29.1%；1997年8月检查26家出版社选送的26种辞书，编校质量合格率只有50%。这些数字令人触目惊心。当然，这其中有着各种方面的原因，但编辑责任心淡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主要因素之一。作为作品的创作人之一的编辑，应加强为出版物质量把关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