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为松

刚进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时候，我就经常听老编辑说起，单是一个文科编辑室，就有徐兴业、周炳侯、陆萼庭、庄崴、郑万泽、曹余章、胡邦彦等一批学富五车的老编辑。这些老编辑有不少的逸闻掌故。徐兴业先生的《金瓯缺》原名《板荡》，一家文学杂志刊出时误作《报荡》，据沈蘅仲先生回忆说，徐先生由此反思，“板荡”一词过于古雅，年轻读者不易理解，故而改为现名。周炳侯先生倒是给我们当时新进社的青年编辑上过课，讲“阿拉伯的劳伦斯”，讲“字林西报”，他英文极好，讲课中穿插不少中英互译的案例。后来听说他和张爱玲有过不少交往，有人想要采访他，周先生一笑却之。

我进社也晚，没有太多的机会向他们请教，只是在社内偶尔遇到，点头打个招呼，并无交往。庄崴先生则因为我责编的一本书请他三审，这才有了接触。记得我去他所在的编辑部拿书稿，他一边翻着密密麻麻的浮签，一边笑眯眯地跟我逐一讨论审稿中发现的问题，真是让我胆战心惊而又钦佩不已。庄先生在我们的眼里，早已是问不倒的“百科全书”了。

庄崴先生学识渊博却又为人谦和，这样的故事在当时出版社里，似乎并不稀奇。我后来看到倪墨炎先生写过一篇文章，回忆陆萼庭先生是如何做编辑的，今天重读，更是感慨万分。倪先生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鲁迅旧诗浅说》里引了不少古代诗文，写作的时候手头没有相关古籍，便在书稿中写上“出处待补”，打算在校样中补上。不想，半年后他收到校样，凡“出处待补”的地方，责任编辑陆萼庭先生都替他补好了，有的地方还夹了浮签，写道：“原稿以为此诗句是杜牧的，其实是钱起的，现已改，并注明出处。请核。”或者写道，“原稿此处引用杜甫诗句，并不贴切，如引王维诗句更合适。已改。请酌。”有的地方分明作者理解错了，陆先生就把相关段落的文字自己改写好，再附上浮签：“原稿此处理解似有误。已改。如有不同说法，可改在校样上。”

我在想，这样的编辑今天大约的确已经“多乎哉，不多也”。今天我们如何做编辑？

今天做编辑是应该讲究复合型，除了案头功夫，还要走出编辑室，懂经营、懂市场、会包装、会营销，酒香也怕巷子深，责任编辑恰到好处的策划与营销，能使一本原本默默无闻的好书更加贴近读者、贴近社会。这样的例子很多，甚至，好书名胜过好编辑的案例也有。我知道这种策划与营销的本事，仍然是今天不少传统出版社的编辑所缺乏的一种现代编辑素养与技能，我们今天做编辑仍需在这方面下功夫，要有点石成金的独门武功。但是，责任编辑首要的工作，应该还是在案头功夫上，在选题与书稿的审核加工上，如果没有一部作者与编辑合力打磨的内容过硬的书稿，再多再好的营销，也只能是装点门面，甚至欺骗读者。

我想，所谓出版，其实就是内容提供，出版社就是内容提供方，出版人就是内容提供者。近些年，看过一些文章，有些还在微信微博上被当成警世通言而转发，大谈传统出版已经走到尽头，现在进入渠道为王、营销为王、技术为王、读者为王、终端为王的时代。之所以有这样的言论，我想其实根本的问题就在于这几位作者并不明白“出版”的含义，把编辑工作仅仅理解为政治把关和语法把关。他们眼里只看见钱钟书，没看到周振甫，只看见曲波，没看到龙世辉，忘记了是叶圣陶发现了巴金，忘记了是巴金发现了曹禺。

当然，我们今天缺的也正是像叶圣陶、巴金、周振甫、龙世辉这样的编辑，他们通过一代一代编辑共同努力建立起来的行业基本规范也出现松懈甚至丧失的趋向，这是尤其值得我们警醒的。当更多的年轻人进入我们的出版队伍的时候，重新梳理传统出版的那些优良传统，尤其是一些大社名社的好社风，应该成为我们今天思考如何做编辑的坐标。如果说，好的家风家规，是整个社会文明和谐的基础，那么出版业好的社风行规，不仅能够切实提高一个国家的学术文化水平，而且必将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起到促进作用。如果说，读书可以让人保持思想活力，让人得到智慧启发，让人滋养浩然之气，那么，编辑出版工作就是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智慧与浩然之气的孵化器与助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