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广泰

邓小平的晚年思考，主要指他从1989年11月退休后到1994年底这段时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相关重大问题的思考。当时，国际上苏东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内改革开放正迈入新的阶段。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既要不遗余力地集中精力解决发展问题，也要重视和逐步解决初步发展起来以后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

关于改革开放

如何看待改革开放的性质和作用，要不要坚持和加快改革开放，是经历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邓小平晚年思考的重要内容。

对于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1991年，邓小平对江泽民等同志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1992年，他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闯不过就乱，乱就打内战，文化大革命就是内战。为什么‘六·四以后的我们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由此，他得出结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100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为了帮助全党正确认识改革开放，邓小平提出并阐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1993年，他在审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编辑工作总结报告时亲笔写下：“我的文选第三卷为什么要严肃地多找点人看看，就是因为其中讲到的事都是我们一直在做的事，不能动摇。就是要坚持，不能改变这条路线，特别是不能使之不知不觉地动摇，变为事实。”

关于市场经济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要的思考和理论贡献之一。

在社会对“计划”和“市场”的争论中，退休后的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阐述他关于计划与市场的思想。1990年12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以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1991年，他在视察上海时明确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邓小平晚年对市场经济的思考，摒弃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狭隘、陈旧的观念，突破了“两个等于”的思想束缚，不仅为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为十四大以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发展开拓了道路。

关于分配问题

从1990年4月到1993年9月，在不同场合发表的谈话中，邓小平谈及分配问题就有6次。他直面两极分化的出现，指出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有预见性地提出公平分配、共同致富将会成为中国将来要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1990年12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993年9月，面对日益凸显的收入分配差距，邓小平在与弟弟邓垦的谈话中阐述了自己的担心与思考，他说：“12亿人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他坦言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的问题还困难。他进一步认识到，即使是经济建设搞好了，还会出现一些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而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同样会危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

邓小平一直思考和探索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而这个问题的实质就是：既要破除平均主义，不走普遍贫穷的老路，实现分阶段、分区域的发展，又要避免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关于制度建设

“文革”后复出的邓小平，汲取沉痛教训，把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提到战略高度：“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制度建设，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邓小平提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衡量制度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他提出了三条标准，第一，在经济上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第三，造就出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他说，如果我们的制度建设能达到这三条标准，才能算是好的制度。

建立退休制度，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是邓小平晚年最重视的问题之一，他认为这是自己对党和国家最后的贡献。邓小平认为，从党和国家的利益和大局出发，不建立退休制度，党的事业将难以为继。“不仅是数量问题，更重要的是活力没有了，战斗力没有了。”邓小平结合自己的地位和影响说明这一制度的重要性：“现在看起来，我的分量太重，对国家和党不利，有一天就会很危险。国际上好多国家把对华政策放在我是不是病倒了或者死去了上面。我多年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这也是他坚决要求退休的主要原因。

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更加深刻地意识到反腐败的紧迫性，他深知腐败的严重危害并预见到反腐败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他主张反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邓小平对反腐问题的思考，为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一系列党规党纪及相关重大决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晚年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改革中遇到的难题比在开放中遇到的难题要多”。制度建设，任重而道远。他在南方谈话时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这段话也是邓小平一份最后嘱托。

关于农业经营

“两个飞跃”是邓小平晚年关于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要思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吃饭问题，结束了中国农村贫困的时代；而农业现代化之路要靠科学技术、适度规模经营来实现。

1990年3月，退休后的邓小平在谈到农业问题时指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1992年7月，邓小平再次系统阐释了“两个飞跃”的大思想。第一个飞跃着眼于变革农村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第二个飞跃落脚于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两个飞跃”的构想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农”工作的经验教训，清晰地指明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阐述了从分散经营到适度规模经营，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要求，指明了中国农业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尽管强调农业发展的“第二个飞跃”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但并非可望不可及，需要我们用实践不断推动这一变革。

（摘自《党的文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