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君海

他是非洲裔的法国人， 曾在科特迪瓦担任政府部长，目前领导着英国最大的保险企业保诚集团。自从他2009年3月挂帅保诚集团以来，保诚的股值上升了379%，他是伦敦金融城的明星。他从目前的地位上可以窥测到地球上与经济相关的一切，包括人、机构，也包括世界经济的趋势和未来。

他一直在讲，声音动听，语调略带起伏，1.94米的大个儿，目视着你，很绅士，很熟练。语速较快，但不时咬文嚼字。应当说，英国保诚集团的老大谭天忠（Tidjane Thiam）做什么事情都很果断快速。52岁的他已经有了丰富的人生，其跨界的玩法无人能及。他出生在非洲科特迪瓦（即法文象牙海岸的音译）的首府阿比让，在巴黎接受高等教育，而目前工作在英国。他主宰的这个保险帝国目前拥有1300万亚洲客户，400万美国客户和700万英国客户。他定期出席英国首相卡梅隆的会议，也经常与世界各国的头面人物聚首共事，他曾被邀与女王共餐，查尔斯和威廉王子则是他在慈善活动中频遇的伙伴。他就是这个世界天翻地覆的最佳见证人，是市场经济威力的拥趸，也是欧洲落后观念和狭隘歧视的批评者。

谭天忠有幸成为当今社会开放的受益者。在象征英国文化的保诚集团，开放和国际化是引以为豪的事情。以跨越3个世纪的保诚集团成立于1848年，经历过1870年战争、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我的传播总监是爱尔兰人，我的人事总监是瑞士人，而我的亚洲总经理是美国人……这就像英国的足球队，所谓国脚其实是国际人才大汇总。英国是一个能够把机会提供给所有人的国家，这里没有文凭歧视。我在加入保诚前的雇主英杰华集团，那里的执委会由8人组成，多数没上过大学。”谭天忠说。但谭天忠就读的全是法国的顶尖学校：法国高等理工相当于英国的帝国理工，商学院INSEAD相当于美国的沃顿。

事实上，谭天忠崇尚英国绅士派。“为人正派、得体、礼貌、谦恭，人家看你都用自己的过滤器，用自己的文化标准解码你的一言一行。”从根本上说，跨界真正的问题不是文化差异，是看你的真诚度和你的天赋所在，你要成为你自己。

大学出来后，谭天忠先是在麦肯锡工作，后来应政府之邀，回国担任科特迪瓦的发展和计划部长。1999年科特迪瓦发生政变，他不愿意留在军人政府里任职，所以选择了重回麦肯锡。但很快他又一次失望了。他同期的那些同事，每天猎头电话邀约不断，而他呢根本无人理睬。为了找一个与自己匹配的职位，他进入了具有逾300年历史的英杰华。

到底是做非洲国家的政府部长难，还是做白人世界的保险公司老板难，谭天忠说，“这两者区别甚大。当你在为一个新兴市场或者新兴经济工作的时候，你感觉手里的资源永远不足够。例如在公共投资领域，或者每年做政府预算时，我们的需求大概是我们所拥有资源的50到100倍。而在西方，你的预算仅比你所拥有的高出20%或30%。这两者不是一个数量级。而且坦白讲，你在这个位置上，怎样决策都是合理合法的。”

“另外，在那些基础薄弱的国家，你随时有可能被逼行事。脑门上顶着一杆AK-47，你就必须服从强者的命令，这种情况每天都可能发生。我不主张搞军事强权，这个世界上是有法律的，那是我们称之为文明的东西。我经常对我的同胞说，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穷最弱的国家，你去亚洲看看，曼谷，河内、马尼拉、香港、新加坡，人家一周工作7天，天天生产。我们却用宝贵的时间去打仗，相互残杀。”

谭天忠看好美国人。他认为，美国人做了他们应当做的两个关键：第一，不惜一切地让美国的不动产市场起死回生，第二他们洗刷了银行的纪录，让银行能够重新贷出钱来。“这两件事是世界经济健康持久增长所必需的。”美国人手里最有力的王牌是，在最近15年里重建了苹果、创建了谷歌、脸谱、推特等，这种难以置信的创新能力真正是美国经济的动力。他们吸引世界上所有聪明的大脑到美国去，“所以不要抱怨美国人借用外国大脑，是你自己不愿意做嘛！”

乐观的谭天忠并不认为美国人到处借钱和增加预算赤字是什么大问题，相反，他非常看重世人的信心。从美国人的信心，谭天忠谈到了2008年经济危机。他是这一年加盟保诚的，第一个职位是集团财务总监。“这场经济危机对于有166年历史的保诚来说是创纪录的，在可记录的证券市场10次股市大跌中，有6次发生在2008年危机期间。”“今天的银行存款利率几乎是0，人们不再愿意储蓄，而这时是最需要获得回报的时候。银行没有储蓄，就没有长期投资；而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就没有就业；没有就业，就没有民主和社会稳定。这一切都是相关的。”

如果增加劳动成本，就会破坏就业，特别是那些技术性不强的企业。那么最合算的方式就是用资本代替劳动，用机器代替人力。这个世界上，哪里的失业率高，哪里就会有很多的社会动乱。市场有它的不完善，失业就是这种不完善造成的，而且失业的不良后果要超过其他任何所谓的替代方法。市场的美好是它的简单，简单到大家都可以理解，也都能够遵循规律去做。中国领导人曾经说市场是最好的资源配置方法。“我相信市场经济，相信竞争，相信创造性。我不主张父权式的领导，我认为领导人的作用，是释放能量，让老百姓讲话。好在今天的社会，大家都承认市场经济的作用，都愿意坐下来对话。”

对于非洲，他过去是悲观的，但现在变化巨大。上世纪60年代，科特迪瓦每年仅有150名大学毕业生，今天每年有10万名。他寄希望于非洲的将来。“1995年，在瑞士达沃斯开会讨论非洲问题，我们的会议室设在地下。我们在黑暗中讨论非洲黑人问题，比尔·盖茨和乔治·索罗斯等参与会议。去年再讨论非洲问题时，我们是在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的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参加非洲的达沃斯。我很荣幸担任会议的共同主席。我们在一个很大很明亮的房间里讨论问题，而且与会的还有350名非洲青年。他们一色地毕业于耶鲁、哈佛、普林斯顿、斯坦福等名校，个个卓尔不群，精神焕发。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呀！”

谭天忠从不和人讨论你多我少的分配问题，他主张想办法把饼做大，因为分配问题取决于生产。最大的不公平在于失业，在一个失业充斥的国家，讨论分配没有意义。在非洲，有25%的年轻人失业。

至今谭天忠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做成对于AIA的收购，这曾经是谭天忠设想的大手笔运作。那一天，即2010年3月1日，一向习惯了暴风雨和惊雷的伦敦金融城却真的被惊到了：在谭天忠就任保诚CEO不到5个月的时候，他宣布要砸钱350亿美元巨款购买AIA，这是美国AIG集团的亚洲公司。这将是保险业最大的一个收购事件了。但是，3个月后这单生意黄了，保诚的股东们认为太贵了，不同意做，从而构成了世纪遗憾—后来AIA价格比谭天忠欲出的价格上翻了一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