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作文出题，年年苦为谈资。出得正了，大伙嫌呆板；出得偏了，大伙嫌刁钻；引经据典，大伙嫌陈腐；结合时事，大伙嫌功利……

其实翻看历史，这考场作文，往往当不得真。中国以科举选拔文官，唐宋之时，要请士子写策论，其实是考士子的时事政才，兼考文章。本来嘛，科举是公务员考试，务实为主，又不是选拔文艺创作青年。所以考场好文章，就殊为难得。韩愈这种继往开来、博古通今的大才子，其实也有“黑历史”。他老人家考完后，回身一读自己的考场作文，甚为羞臊，“颜忸怩而心不宁者数月”，几个月都羞羞答答，简直想否认那是自己写的东西，但回身一想，还是要怪考场作文这体例太没劲了嘛！他还特意搬出司马迁、孟夫子、司马相如、扬雄、屈原这些心中偶像申斥道：“这5位如果蒙了名字去参加考试，估计也考不中！”

这番话虽有自辩之嫌，但“蒙了名字”之说，确有其事。宋朝时，士子的文章交上去，都得匿名，以避免来考的士子和考官关系太好，给了高分。然而考官们不是笨蛋，也颇自律，以至于矫枉过正，出了这笑话：欧阳修批卷子，批到一篇文章，好得太过分了，甚至传遍同僚，大家一起激赏。等欧阳修冷静下来，便思索：这么好的文章，一定是好朋友曾巩写的；如果老夫批他高分，一定会被人说偏袒，还是改列第二卷吧，于是列了第二卷。然而这篇文章实非出自曾巩之手，而是苏轼写的。这也不能怪欧阳修低估了那年的考生水准：那是宋仁宗嘉祐二年，可能是中国科举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年。那年的考生包括苏轼、苏辙兄弟和曾巩，“唐宋八大家”就到了3位。

蒙名字这事，其实也是出于无奈。唐朝时，科举制度不够规范，不少士子跟贵族们一勾结，就能免去考场里写些让韩愈恶心的文章。王维年少时，听说太平公主内定了一位叫张九皋的做头名，于是打通关系，酒席间给公主弹了一首《郁纶袍》琴曲，再献诗文。公主心醉，当场就定他为头名——这个故事听起来浪漫，但如果搁到现在，就是徇私舞弊了。不过反过来想想：王维的文章清新如画，真进考场里谈为政用刑、财赋军资，也煞风景得很——你会想让王羲之去题写“多快好省，提前完成任务”的大条幅吗？

当然了，韩愈其实也有点理想主义。毕竟古时的考场作文，就是考察个大概。对“唐宋八大家”级别的才子的确该少些拘束，但对普通人来说，题目出得太超前，人家真没法写。晚清时，把拿破仑译作拿破轮。科举考试为了显得新潮，出了个《项羽拿破轮论》，大概想把两位旷世名将做个比较吧。可怜有士子不通外务，真以为让项羽去拿个破轮子，上来就想当然，发了一句感慨，遂成千古考场作文经典：

“以项羽拿破轮，是大材小用，其力难施，其效不著，非知人善用之举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