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文

文革十年动乱，不幸让我们这些在北大读书的学子遭遇上了。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浩劫！动乱，荒唐，野蛮，残忍……一言难尽！文革何时起始，专家学者各有其词。一般的说法，从全国范围来说，是从1966年6月1日晚上聂元梓等7人的那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在中央人民电台公开广播算起。就北大而言，特别是历史系，我觉得应该提前半年。从我们1966年2月到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不久，就实际上被中止了学业，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文革大批判。文革开始后，最初是倍感惊愕不知所措，继而是一面狂热一面疑惑……

这里没有关于整个北大文革经历的记载，只是回忆了一些文革初期的见闻。

揭发校党委和关于家庭出身的一场论争

我们1964年入学后的初冬时节，星期四政治学习时间，曾被组织到一起开过几次会，说是参加学校的社教运动，让揭发校党委排挤工农子弟等有关情况。当时我们莫名其妙，心想：我们大都是工农子弟，没觉得受到排挤，学校对我们挺好啊！两个堪称穷困潦倒家庭出身的同学（广东的一位同学报到时只穿着背心短裤脚蹬拖鞋，湖南的一位同学也是只穿着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上衣共有40多块补丁），学校系里给他们制备了全套的被褥和崭新的四季服装，打扮得像个新郎官，还享受着全年级最高的每月19.50元的助学金，其他的家庭经济不宽裕的同学，也都享受了数额不等的助学金，衣食无忧。师长们身位和姿态都放得很低，对同学们都一视同仁，不分家庭出身，每到晚上，从助教讲师到教授，都到学生宿舍辅导课业。甚至我们这些对某些历史问题一知半解的学生，给老师的著作观点提出异议，他们都虚心教授，不但从不反感，反而鼓励我们大胆独立思考，不要迷信老师，迷信已有的结论，根本谈不上排挤、歧视。所以，打击迫害工农子弟大学生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我们这些工农子弟否定了。

但是不知怎么又让讨论起如何看待家庭出身，它对每个人的政治态度与政治表现产生多大影响？这下争论激烈，众说纷纭。虽然最后的结论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但是“自来红”“血统论”的极“左”思想已经在出身好的同学们脑海里生根发芽。出身“红五类”（工人、贫农、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同学有了优越感，出身“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甚至凡不是出身“红五类”的同学都感到了压力，比如农村上中农、城市小业主小职员家庭出身的同学，都开始在政治上体会到压抑。

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情是有背景的。1964年中宣部向北大派出以副部长张磐石为组长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工作队先后抽调中央各部委和各省市有相当职务的干部200余人，进驻北大后，抛开北大校党委，自己另搞一套，到各系找人谈话，按张磐石的话说是扎根串联，里应外合，结论是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领导下的北大，基本上是烂掉了。说他们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打击排挤工农干部，迫害工农子弟，实行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统治。陆平等人当然不能同意，承认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但绝不同意工作队的意见。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也不同意张磐石对北大形势的估计。1965年春天，中央书记处首先召开会议，指出北大是比较好的学校，陆平是好同志犯错误。陆定一召开北大社教工作队及北大党委会议，传达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工作队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工作组党委副书记、上海市委教育卫生工作部副部长常溪萍给总书记邓小平写信，反映北大工作队队长张磐石极“左”，而且作风霸道，要求上面介入。北京市委和中宣部先后在国际饭店和民族饭店举行会议，贯彻中央书记处会议精神，但是张磐石和北大哲学系的“左”派们不服气。最后中宣部不得不免去张磐石的职务，由另一位副部长担任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争论暂得平息，但是，北大这潭水被搅乱了，极“左”思潮日益浓厚。

《中国青年》杂志封底油画事件

整个社会氛围都是阶级斗争意识越来越浓，有一件事十分典型：1964年底，同学们中间突然流传着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国青年》第12期封底上发表的那副油画《你追我赶》有严重政治问题：画面下面的芦苇里依稀可见有“蒋介石万岁”的字样。我们赶忙找来这本期刊，认真审视起来，好像是，又好像不是，但大家都说有，“无风不起浪”嘛，就宁肯信其有，而不信其无了。此事当时在全国都闹得沸沸扬扬。我过春节回老家还找了一本拿给高中的班主任老师看，老师也将信将疑。

事后才知道事情的缘由：1964年10月，文化部和中国美协举办了一个画展，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应届毕业生李泽浩的画《你追我赶》和《垦区新兵》广获好评。所以《中国青年》杂志年终那期就发表了前者。那时，人们的阶级斗争观念日渐强烈，有人就说这幅画里藏有反标，打电话给《中国青年》杂志社。事关重大，团中央、公安部、美协党组做了认真调查，结果纯属子虚乌有。为了平息传言，翌年，《北京日报》重新发表了这幅画，还同时发表了署名“梅述”的专评，高度赞扬此画。有关方面的努力，终于使此画引起的风波暂告平息。

文革风暴一起，这件事又被翻了出来，“无”又变成了“有”，发表这幅画的《中国青年》原主编纪云龙被红卫兵毒打，作者李泽浩被红卫兵通缉，到处流浪，更有甚者，中宣部、团中央、北京市委许多领导干部都因为“包庇反革命黑画”而遭到厄运。一直到1978年，此事才在胡耀邦同志的亲自关注下得到彻底平反：《中国青年》复刊，主编纪云龙专门把作者请到北京，在复刊后的第一期上发表了他的油画《挥手从兹去》。由此事，可见那个年代“宁左勿右”的思潮是多么深入人心！

大批判代替专业课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前，我对阶级斗争逐渐白热化似乎没有太多的感受，那是因为文革地火正在酝酿，或只在高层进行。我们感觉到的只是“革命化”隐隐约约地给我们的专业学习带来许多不协调的音符。政治活动较多，一些课程不那么正规，特别是大多课程都不再考试，要考也要与当前阶级斗争在学术领域里的反映结合起来。我们中国史专业1965年下半年，也就是我们二年级第一学期的考试，就是结合姚文元对吴晗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批判，写一篇大批判文章，当时正好把明史学完。我的论文题目是《为民，还是为朝廷？》，当然是批判海瑞也是批判吴晗的，即使这样的论文，最后老师也没有收。再后来，去昌平半工半读，就基本上完全中止了专业课学习，主要是参与大批判了。

学术领域里的斗争，似乎更火爆一些。我们入学不久，就听说有一个名叫戚本禹的人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过一篇文章——《评李秀成自述》，认定太平天国的优秀将领李秀成是不折不扣的叛徒，批判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等人，再有对北大党委副书记冯定的批判。我们还听说，冯定是党内很有威望的理论家、哲学家。资格最老，工资最高，是高干6级，比北大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的还高。他曾经撰写过《平凡的真理》一书，由于作品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在解放前后的青年人中间，红火一时。后来还写了《共产主义人生观》《人生漫谈》两本普及马列主义观点的书，也很有影响。隐隐约约听说批判他是上面一个大人物的意思，因为他不同意只讲“一分为二”，主张讲对立统一。还有对翦伯赞等历史学家“历史主义”“让步政策”的批判，翦伯赞是我们的系主任，还是北大副校长，我们系内师生都尊称他为“翦老”。开始批判他们以后，关于他们的一些闲言碎语也传了开来，比如说翦老分不清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前十条”和“后十条”，还说他那么大年纪了居然买了一套《金瓶梅》这样的“淫书”。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毛主席已经把他们都列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要否定他们。批判他们，我们觉得不好理解，但是又努力在理解，认为毕竟这是上面的精神。当时也真的这么想：这么高的职务，这么著名的教授，怎么会分不清党中央下发的关于“四清”的“前十条”和“后十条”？那么大岁数了，还看《金瓶梅》这样的禁书干什么？

现在看来，的确是幼稚到家了。

当然，随着政治形势的急剧变化，我们印象里，好像上面主要是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学术观点的批判，要培养无产阶级自己的学术权威，要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观。后来才知道，里面大有文章：戚本禹自己交代说，他的《评李秀成自述》的文章，初衷主要是影射彭德怀的。文章发表以后，受到了历史学家的一致强烈的批评，他都准备写检查了，江青却去找他，表扬他为党做了一件很重要的工作，主席看了他的文章，很高兴，在上面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晚节不终，不足为训。江青还说，毛主席认为党内的叛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戚本禹这篇文章正可以打开缺口，发动一场重要的党内斗争。所以，有人认为戚本禹文章的发表，点燃了十年文革动乱的导火索。是否如此，还有待更多的史料证实。不过从此戚本禹一发而不可收，不仅文章，而且连整个人都开始红得发紫起来，成了文革急先锋。这自然是后话。

学术批判的猛烈升级，还是从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的文章开始。这是一个巨大的转折，学术批判逐渐抹上浓重的政治色彩，最后被政治斗争所替代。从此之后，中国的政治形势日益“左”化，更多的历史学家认为，姚文元文章的发表，是十年动乱的发端。北大的学生，尤其是文科比如历史系、中文系、法律系的师生，更快地卷入到这个旋涡。进入1966年，大批判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我们历史系到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也没有躲过大批判这个阶级斗争的旋涡。如上所述，刚去时还上课，很快就以参加大批判替代上课了。进入4月以后，大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原来态度“暧昧”的北京市委也开始批判“三家村”了，不光是吴晗，把邓拓、廖沫沙也连带上了。《北京日报》通栏标题，十分醒目，惊悚人心。特别是5月8日，《光明日报》《文汇报》发表了高炬、何明的《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擦亮眼睛，辨别真假》的文章，据说这两篇文章很有来头，矛头直指北京市委。战场的火药味愈发猛烈，各种报刊上连篇累牍都是大批判文章，参与者不仅仅是知识分子，工农兵都上阵了。那阵势，没有亲身经历无论如何是想像不到的。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场更加猛烈的狂风暴雨还在后面。

恶风疾雨到来时

1966年5月，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在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的我们突然又奉命到南口机车车辆厂，深入车间，了解厂史，并与他们一起参加对吴晗《海瑞罢官》以及“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批判。印象里，大多数工人师傅热情并不很高，他们劳累一天，下班后本想好好休息一下，谁愿意加这种没有加班费的班呢？车间的负责人似乎也不很情愿。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越俎代庖，写好文章，下班后让那些涉世不深又有文化的青年工人在大批判会议上念念。大概是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5月下旬的一天，我忽然发现，班上与我紧挨着睡通铺的那位党员干部，我们年级的党支部书记，也是这次下厂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情绪突然发生变化，由原来的积极热情，变得低沉甚至消极起来。我不明就里，也不便打问。实际上，他很可能是知道了聂元梓等人给陆平贴大字报的事。很快，我们接到通知，匆匆结束了这次下厂活动，回到半工半读的基地太平庄。

这里的气氛已大变，系领导不见了，班级的干部好像也不再行使职权，有点儿群龙无首的样子。大家听着传言，议论纷纷。最让人吃惊的是，晚饭前后，我们年级一位好像参加了什么大批判组、没有到南口下厂的同学，得知了什么信息，在宿舍门口，站在凳子上发表起演讲来，内容是批判北大以陆平为首的校党委，义愤填膺，慷慨激昂。面对这样的局面，像我这样不明真相的一般学生，还真有点儿茫然四顾，不知所措。当时，我自己还想，他这是怎么啦？学校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后来才知道，5月中旬，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在北京西郊友谊宾馆召见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教师杨克明等人，谈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5月25日下午2点左右，聂元梓、杨克明约集同系的赵正义、宋一秀、夏剑豸、高云鹏、李醒尘等人，以这7人署名在北大人群聚集地大饭厅东墙，贴出一张名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一时间，燕园大乱。有不少支持者，但更多的北大师生员工反对这张对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充斥污蔑不实之词的大字报。当晚，周总理委派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和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到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员干部大会，宣布了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不应当不分内外地把给校党委的大字报张贴在大庭广众之下。李雪峰讲话说：我们来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程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但是，曹轶欧却派张恩慈将这张大字报的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则背着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直接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还要自己的老婆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全校震惊，一片哗然。有人打电话质问广播电台：是谁让播的？据事后传说，当时统计质问电话有59次。这一切，我们在距北京南校仅仅70公里的昌平南口太平庄，竟然一无所知，所以有些事让我们感到迷惘。

被扔进暴风骤雨中

应该是在6月1日下午晚饭之后，我们系在昌平太平庄半工半读的全体师生员工，奉命撤回南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晚饭后，我们带着简单的行装，被子、洗漱用具和换洗的衣服，乘学校派来的大轿车，在茫茫的夜色中向燕园驶去。

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行程。从一上车，几个年级的同学们就开始互相揭发、批判和夺权，当然主要是三年级以上。一会儿几个同学揭发某个同学是系里领导的“红人”，干了什么什么坏事，为首的揭发批判者便成了主政者；不一会儿，这个主政者又被另一拨儿同学揭发批判而下台，主要的揭发批判者开始执政；又过一会儿，这个执政者也被揭发批判，而灰溜溜地下台来。一路上，历史系的政坛上，不知出现过多少个匆匆的过客，真正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同学们由于了解的人和事比较少，没有多少发言权，一个个都被师兄们激发出来的发了疯似的革命热情，弄得一会儿热血澎湃，一会儿又迷迷瞪瞪。

车到燕园，大家立刻被校园那些在耀眼的灯光照射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震撼了。我们怎么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的情景下，重回燕园。

当天夜里，我们原来居住的38楼没有腾出，临时被安排在第一体育馆。大家放下简单的行李，就三三两两地到校园里看大字报去了。

这时的北大校园，灯火辉煌，夜同白昼，尤其是大饭厅的里里外外，本当夜深人静之时，这里却是人流如织，熙熙攘攘。大家都在观看那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大字报。燕园已经成了大字报的海洋。印象比较深的是，我们看到了中国乒乓球队的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等声援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还有一张佳木斯造纸厂的工人们，制作的一张特长的大字报，全都是牛皮纸，字很大，写得也很端正，上面挂在大饭厅里面最顶层的横梁上，下面一直垂到地面，颇为壮观。值得一提的是，这时候大字报的内容，全都是一边倒支持或声援聂元梓等7人的。反对的，基本上没有见到。第二天是6月2日，《人民日报》以《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发表这张大字报，还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点名陆平、彭佩云把持下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的一个黑据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用大号黑体字做题目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这些大学生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

记得很清楚，那天夜里，我的神经被史无前例的革命气氛激扬得极度亢奋，让人眼花缭乱的大字报，使我不知不觉地度过了好几个钟头，连天亮了都没发现。

真是一夜无眠！

体育馆里的批斗会

应该是入住体育馆的第二天晚上，记不清系里是谁主政，就召开了历史系文革开始后的第一次全系批斗大会，首先是党总支书记徐华民，副书记周恩厚，然后是教研室的各个党支部书记，最后是行政领导。系主任翦伯赞不在，就把系副主任周一良、张芝联、许师谦也都拉了上去，记得主席台前是长长的一排，几乎站不下。周一良、张芝联是历史学界有名的大腕教授，本来也是积极踊跃地来到体育馆与同学们一起参加文革有关会议的，平时他们都比较注重仪表，裤缝笔直，皮鞋锃亮，这天晚上依然，没成想到会不久就被押上批斗台，成了革命对象。当然，我注意到，当时的主政者还是比较照顾他们的，押他们的同学一开始凶巴巴的，见他们不理解、不服气、不配合，还想动手，被马上制止了。记得后来还查过批判会上都是哪些人动手打人了，好像说有五年级的一个高个子，他曾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

批判会上，当时我们嘴里一边喊着“革命”口号，心里一边茫然无措：不甚明白平时我们都高山仰止的老师们领导们，都犯了哪些弥天大错。但是，毛主席号召我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要坚决摧毁陆平、彭佩云盘踞的旧北京大学这座资产阶级堡垒，历史系肯定是一个黑据点，这应该是没错的。他们的罪行，我们只不过不了解罢了。想到这里，心里也就释然了。

系里号召革命师生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主动揭发批判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三家村”以及陆平、彭佩云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先是传达了一个中央文件，是大事记形式，关于彭真等人“炮制”“二月提纲”把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引向“学术批判”的道路精神的文件，又传达了毛主席指示江青组织姚文元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写了文章，北京不予发表，不得已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还受到彭真的批评，由此认为彭真是把北京搞成了“针扎不透、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继而又传达了一个关于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的文件，愈加让我们感到震惊，特别是文件说杨尚昆居然在毛主席身旁安装“窃听器”（后来事实证明这完全是诬陷），听着传达，不由渗出一身冷汗。心里想，这些在党内居于高位，整天在毛主席旁边转悠的人竟然如此居心叵测，真是不可思议！

三院门上的对联与汪篯教授之死

过了几天，我们从第一体育馆搬回了一年级时住的38楼。这时，党中央派出的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已经进校，各系的工作组业已到位。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班几位同学被派到从学生宿舍区西路到校医院途经的一个路口，说是观察这里前后左右有什么异常动静。我有些纳闷，细一打听，说路东面一个东西小巷里就是陆平的家，我们来这里主要就是监视什么人还出入他们家，而他们家里的人，假如出来，会到哪里去。一旦发现了什么异常情况，马上要逐级上报，最后报告系里工作组乃至校工作组。站了几个钟头，也没什么动静。我们都有些不耐烦了，也快到吃晚饭的点了。正想着什么时候让我们撤退时，从陆平家里蹦蹦跳跳跑出来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一副天真无邪单纯可爱的样子。当我听说这是陆平的小女儿时，不禁对旁边一个同学感慨起来：真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以后她的命运可就坎坷了！还把这句话记在当天的日记上。想不到后来另一派的同学们整我时，把这句话当作了“资产阶级人性论，同情陆平黑帮”列到我的“反动言论”集里面。

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我们到那里开会时，看到三院外面的大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没过几天，又去三院，忽然发现这副对联改了一个字，“池浅王八多”变成了“池深王八多”。后来听聂元梓说，这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听曾在我们系读过书的女儿李讷说到这副对联以后亲自改的。此事虽然没有被当时的报刊等宣传工具和正式的红头文件证实，可大家心照不宣，都认为确有其事。这一改确有深意，对历史系教师队伍的评价与估计，问题方面就严重了许多。所以历史系的教师们陆陆续续地都被批判、斗争，成了反动权威、黑帮分子、牛鬼蛇神。记得学校里有时召开批判大会让他们接受教育，长长的一队蔚为壮观。

文革初期，我们被通知要经常到三院看大字报，了解本系运动情况，并且号召和鼓励大家踊跃参加“文化大革命”，揭发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走资派毒害迫害新一代大学生的罪行。看到三院里里外外贴满的大字报，作为一个普通大学生的我，终于被发动起来，也写了一张，题目就是《许大龄，还我的文章来！》，说的是许先生最初给我们讲授明史时，曾经给大家出过一个研究题目：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对人民实行封建统治，到底是出于自己的阶级本性，还是农民乞丐出身的他蜕化变质了？要求大家不要拘泥于书本上和专家学者已有的结论，自己翻阅史料，得出观点，并要写成论文。对于刚升入二年级的我们，这个要求确实过高，专家学者们的结论，那是查阅研究了多少资料才得出的啊。但是我们觉得，许先生这样的要求，明显也有他的深意，那就是鼓励学生们不要迷信前人，不要嚼别人吃过的馍，而要通过自己的调查研究，得出自以为正确的结论，不论自己的结论与前人的结论相同与否。他的苦心是，第一教授我们做学问的方法，第二鼓励我们解放思想，争取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我在许先生的要求下，也写成了一篇现在看来肯定是非常幼稚的东西，交了上去。但是不知什么原因，这篇东西一直没有下落，也许是许先生忙于教学，也许是时势变化太快，许先生来不及看，更来不及退还给我。这篇大字报就贴在三院二楼东面的山墙上，由于下面都贴满了，所以它的位置很高，很显眼。一些同学看来对我说，他们读了都哑然失笑：这写的是什么呀！而我则至今还感到羞愧不已：大字报确实没有什么惊人的内容，可是把这件事说成许先生对工农出身的学生没有阶级感情，还质问他立场何在，实在是无限上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在当时肯定给素来谨小慎微的许先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可惜后来无缘再见到许先生，不然我一定会当面向他道歉，请求他原谅！

很快就听到了汪篯先生自杀身亡的消息。汪篯先生是教我们唐史的授课老师，他曾经是大家陈寅恪的学生，解放后曾奉命携信力劝陈寅恪来北京就任中科院一个历史研究所所长之职，结果由于陈寅恪坚持当时的政治气候不可能实现的条件而铩羽而归，还被陈斥责了一通，从此不再承认是自己的学生。但是汪篯先生依然积极要求进步，用马列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并且同周一良、田余庆一样，成为历史系有名的红色党员教授。即使如此，他人生的政治道路也不平坦：1959年他曾经因为“右倾”而受过批判，后来又由于坚持新上任的封建皇帝慑于农民起义的威力而对人民实施“让步政策”受到攻击。文革前夕，他曾经由于推崇从谏如流的唐太宗和敢于犯颜极谏的魏徵君臣而遭到诟病……加上他自恃党员的身份，性情豪爽，口无遮拦，文革一来，便被“左”得出奇的学生把批判会开到了他的家里，大字报贴到了他的门上，他接受不了，便服毒自杀。这是历史系也是北大文革中第一个受迫害致死的教授。

扑朔迷离的“六一八”事件

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工作组进入北大，好像也是仓促上阵，支持聂元梓批判陆平的态是表过了，具体的安排与部署，好像晚了一些。已经被“革命之火”烧得发昏的学生们，终于按捺不住，各系各单位自发地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越来越多，方式越来越激烈。坐喷气式、戴高帽、挂黑牌、推搡、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工作组采取了一些劝阻措施，效果不大。到6月17日，全校被乱打乱斗的干部、教师、学生共178人。然而，这种情况到18号达到高潮，终于酿成著名的北大文革“六一八”事件。

我们历史系工作组是6月7日进驻的，组长是煤炭部的李清和，还有两个副组长，大约从6月10日起这段时间，系工作组除了组织我们学习有关文件、报纸社论以外，没有更多的安排，据说工作组在集中学习，而我们的时间相对比较宽松。这天上午，我在楼道里走着，忽然听到楼东头外面一片喧嚷，跑过去向下一瞧，那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只听见有人喊：应该把某某某拉到这里批斗！不一会儿，就有一些人架着几个人在38楼东头的出门台阶上面的小平台上，开始批斗。38楼有两个出口，一个在西头北面，文革前与初期没有打开使用过，一个就是东头，是同学们的出楼必经之门。由于楼基距外面的地面较高，所以出楼门有一个小平台，向南是走向地面的楼梯，这个平台有两米多高，上面的面积有近两平米，平台外沿北面东面有一米高的栏杆，东面南面下面则是一大片开阔地，所以这里可以算作一个小讲台。这天，批斗开始以后，还有人写了“斗鬼台”3个大字，贴在平台东面的墙上。后来，下面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拉来批斗的人也越来越多。附近几个楼的学生都把本系的干部教师押到这里批斗来了。记得看到我们一年级时的年级辅导员，这天可能是刚从“四清”前线回来，换了一身新衣服，脚穿着一双锃亮的皮鞋，兴致冲冲地向38楼走来，估计是来同学们中间了解情况的。没想到我们系的一些同学一看到他，就像饥渴多时的野兽，发现了等待已久的猎物，几个人一拥而上，就把他两只胳膊反扭到后面，使劲摁下他的头，让他“坐上了飞机”，拉上了斗鬼台。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回到学校第一天，便会劈头盖脸挨一顿斗。后来我想到，他做我们的辅导员时，“左”味较重，不怎么愿意跟同学们打成一片，有点儿高高在上的样子，教训起同学们来总是振振有词，神奇十足，很不客气，同学们对他有些怨气。那个时候，文革风暴一起，又是在这场风暴的中心与策源地，大学生们是对谁有看法，谁就是批斗对象，谁就倒霉，特别是教师。我们系里这天在“斗鬼台”上遭受批斗侮辱的，还有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等年轻教师与干部，印象中，他们文革前都是系里年轻有为的教职工。

那天，批斗方式越来越不文明，我亲眼看到我们年级一个同学从38楼一楼厕所里拿出盛手纸的铁丝篓，人们问他干什么，他说这不是现成的高帽子吗！说着便使劲戴到被斗的人头上。说老实话，当时觉得这个小子还挺有办法，可是看到这么干的人越来越多，而有的篓铁丝生锈变形，被戴的人脸上、头上、耳朵上挂出一道道血印，就觉得这样做未免有点儿太残忍了。看到这里，我实在不忍心再看下去，就回寝室了。

后来听说，事件逐步升级，有的人给被批斗者戴高帽，挂黑牌，让他们“坐飞机”，用墨汁涂面，还有的拳打脚踢，场面一度十分混乱。被斗的人里面还有一些年轻女性，据说，一些不法分子也参与了这场乱揪乱斗。有些人就浑水摸鱼，向她们身上乱摸，被批斗者的人格遭到严重污辱。再后来，工作组的成员闻讯赶来，制止了这场批斗。当天总共有数十人被抓到这里批斗受辱，应该都是住在附近几个楼的学生所在系与专业的。

以后听说中文系也发生了这样的事：几十个人到中文系办公室所在的“二院”，高喊“把程贤策揪出来”。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在仓促中逃入一个女厕所。正在厕所中的一位女职员受了一惊，但是立刻帮他藏好，并试图阻止学生闯进女厕所，但是他们不听，把他从厕所里抓了出来。

中文系的教授王力、吴组缃、王瑶等也被抓来批斗。有人一皮带就把王瑶打倒在地。有人从厕所里拿来放在马桶旁边的手纸篓（失去理智的人们这时候却“英雄所见略同”），扣在中文系副主任向景洁的头上。向景洁身上还被倒了几瓶墨水。程贤策的连襟胡寿文，是北京大学生物系讲师和系总支副书记，那一天被人用一根绳子套在脖子上，几乎窒息昏死过去。

当天晚上10点，工作组突然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北大全体师生员工参加，不知是人多还是天热，我们历史系学生就在聂元梓等人张贴大字报的大餐厅紧挨着的学生第二食堂的外面听会。张承先发表讲话，严厉批评了38楼前的乱揪乱斗行为，指出，有人利用革命学生的革命热情，浑水摸鱼，制造混乱，破坏北大的“文化大革命”，制造了这起反革命事件。强调大家要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少数坏人破坏捣乱，在工作组领导下搞好“文化大革命”。我们听了张承先的讲话，开始觉得工作组开会坚决批评学生们对一部分人乱拉乱斗，指出是绝对错误的，应当坚决制止与改正，强调一定要在工作组领导下开展运动，这是完全必要的，可是把这种行为定性为反革命行为，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就有点儿过分了。

后来知道，第二天，北大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呈送了第9号北大文革简报，专门讲“六一八”事件，说到其中有4人带头打人、耍流氓。一个人承认自己打了8个人，并对女同志耍流氓；一个人是国民党上尉连长，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还曾因贪污判过刑，后来到北大，这次打人最凶；一个人在批斗女干部时，大搞流氓活动，被扭送校卫队；还有一个是校外混进来的，到处起哄（据1998年张承先回忆文章说，这4个人的具体情况是：一个是庶务科的工人刘佳宾，此人当过国民党部队的上尉连长，被我军俘虏后隐瞒身份混入我们内部，上星期就曾带头打过3个人，这次又是他第一个带头打人。还有一个人在38楼前乱打乱斗，张承先到场讲话后，其他人随即散去，此人却又揪来个女同志乱打乱斗。工作组成员赶到后制止他，他还蛮横地说：“你们工作组凭什么不让我斗？”问他是哪个部门的，他说是北大附中的，经查附中并无此人。后查明，此人名叫修治才，1962年因偷窃被开除，现在没有正当职业。还有一个自称是东语系姓黄的，是“打鬼台”乱斗的主角，带头打了8个人，还趁机猥亵妇女。后查明此人原名陈应复，有流氓习气，人称“小阿飞”。还有无线电系学生夏林翰，混入生物系参加斗争会时，上台扯掉被斗女同志的裤子，后又在台下猥亵女同学。这个人一贯有流氓行为，曾在王府井大街偷东西被抓住，受过留党查看处分），并说明工作组及时出面制止，有效防止了事态进一步扩大。其中还说，这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一场复杂的阶级斗争，要严防敌人破坏，号召学生不要上阶级敌人的当。工作组还要求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要斗争什么人必须经过工作组批准。这个文件有没有把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不得而知。新组建的以李雪峰为首的北京市委认为，“六一八”事件是“敌人的阶级报复”，是“校内外敌人结合起来对我们实行突然袭击”。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是刘少奇，根据他的意见，中共中央于6月20日转发了这份简报，并加按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值得注意的是，毛主席此时最信任的是高层“左派”陈伯达、康生及其夫人曹轶欧的态度。当年5月16日成立的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表态说：“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司令部”，中央文革的顾问康生则提出：要揪出这个“事件”的后台。康生的夫人曹轶欧当时好像是北大工作组领导成员之一，她当然是通天的，得知刘少奇的态度与中央要发通知的信息后，首先悄悄地给张承先通气说，中央肯定了北大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的处理，还要把简报转发全国参考呢。到这个时候，“六一八”事件的定性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

然而，自从7月初北大地球物理系5个学生贴出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大字报以后，工作组首先开始受到华北局和北京市委的批评，张承先在全校党员干部会议上改口说，“六一八”事件是少数反革命分子和坏人浑水摸鱼搞反革命事件，但不能把那个事件整个说成反革命事件。7月中旬，李雪峰批评张承先工作组对“六一八”事件定性错误，称这是一次“革命行动”，张承先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再次做检查。过了5天，7月22日与23日，陈伯达在与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一起来北大以调查“文化大革命”为名进行活动时，在大饭厅群众会上，也一反原先对“六一八”事件表态为反革命事件的定论，反过来说把“六一八”事件说成是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则支持学生中反对工作组的意见，还阴阳怪气地挑拨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和我们站在一块儿！7月25日、26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都说张承先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压制了革命学生的积极性，挫伤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热情，成了北大“文化大革命”的绊脚石。那个报送北京市委与中央的第九号北大文革简报，则成了张承先与工作组的一大罪状。

这个“六一八”事件，如同整个文革一样，扑朔迷离，令人难以捉摸，不同时间同样的人说法居然大相径庭。后来有相当时间我都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最后才明白，原来这件事体现了毛泽东与刘少奇对待“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怎么进行？刘少奇等人还是坚持以传统的理念领导管理运动，原来的各级党委不行了，就要派工作组，把局面牢牢掌控在工作组手里，工作组就是党的代表，党的象征，党的化身。运动只能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6月13日，刘少奇在《批转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的报告〉》和《批转中共西北局〈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和部署〉》时指出：“当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开始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要及时进行反击”；“对大学生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定要把他们揪出来”；高中应届毕业生，“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所以，北京“六一八”事件以后，一些高校的工作组，就以“反干扰”为名，批斗了一些带头“造反”的人，反对工作组的人，并加以“反党分子”“假左派”“右派学生”等罪名。据不完全统计，24所高校有上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数千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这个比例不亚于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

而毛泽东的意见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他搞“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就是所谓“充分发动群众”，起来造各级尤其是中央的修正主义的反，打倒所有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这种思路，显然与刘少奇等人的想法大相径庭。由于毛泽东这种独特的想法并没有与其他中央领导沟通，更没有召开中央全会哪怕是中央政治局通过或者是政治局常委会通过，所以，在急风暴雨式的文革开始以后的一次北京市有关会议上，刘少奇等人也叫苦连天说“自己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现在看来，“六一八”事件无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错误的，被“左”的思潮弄昏了头脑的学生，加上无政府主义思潮，让学生们无视学校工作组的存在，把恶行当革命，把犯罪当积极，其中又有一些居心不良的人参与其中，终于酿成一起践踏人权毁灭人性的严重事件。张承先工作组及时制止乱批乱斗，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它说成反革命事件，显然过分了；陈伯达、康生朝秦暮楚，先说是反革命事件，后又与江青把它说成革命行动，充分暴露了他们的政治投机心理，后来的表态明显又是利用学生的无知和冲动，调动学生的愚钝与恶性。刘少奇等人沿用1957年“反右”的做法，已经够“左”的了，毛泽东却认为“左”得还不够。在他看来，除了他本人以及中央文革，学生们群众们是“文化大革命”天然的动力与主力军，可以无法无天，造反有理，哪怕天下大乱。这件事情上他与刘少奇等人的重要分歧，再一次加重了他对刘邓的成见。而毛泽东独特的思路，导致文革逐步演变为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与灾难。

（选自《文史精华》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