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霞

了解真实的国外，为的是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去追寻一个更加理想的中华，这才是“海归”真正的意义所在。

人若不学，行尸走肉；国若失学，其运必殇。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上，最为禁锢、封闭、停滞和落后的时期，也是极度想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期。

关国学者肯尼迪在《大国兴衰》中写，18世纪中国的工业产量，占世界的32%，而整个欧洲只占世界23%，那是在康雍乾盛世，中国两千余年封建历史上最后的荣光。然而，之后不到100年，世界已经大变，欧洲通过工业革命崛起，其工业产值占世界比重提高到62%，中国则降低到6%。一升一降，差了65个百分点，还不到100年的时间！

面对那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曾国藩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面对人才的匮乏，龚自珍吐槽：“朝无才相，巷无才偷，泽无才盗。”不但缺少有才能的政府官员，甚至连有才能的小偷都没有，他不禁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呼喊。

向天公呼喊终究无用，1847年，“中国留学之父”容闳踏上了通往大洋彼岸的轮船，后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回国积极推动清政府选派幼童赴美留学，终于在1872年促成了近代中国第一次主动利用国际教育资源的大胆尝试。

容闳发动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在日后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命运和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孙中山1878年初到美国檀香山，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相信当年那批幼童也是如此，就这样，沉睡的中国睁开惺忪睡眼，终于开始了缓慢的前进。

“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中国人”之一严复、“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以及之后的留学生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是“海归”，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是何等紧密地连在一起，中国的命运改变了他们，他们的命运又改变了中国。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海归”们又在用一种形式改变着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创立了百度的李彦宏、搜狐的张朝阳等，他们活跃在中国各界，推动着一个大国的复兴。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所讲：“近代以来，我国大批留学人员负笈求学的足迹，记录着中华儿女追寻民族复兴的梦想，伴随着我国从封闭到开放、从落后到富强的伟大历史性跨越。”百余年的留学史是一个“索我理想之中华”的奋斗史。

160余年过去，当代中国的留学厚积而薄发，不同的力量，共同的推动，留学大潮波澜起伏，自留学事业发展至今，留学人员从拯救中国，到建设中国，再到如今的创业中国，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以不同的方式投身报国实践。

进入新时期，“理想中华”有了崭新的内涵，“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理想中华，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自1990年以后，我国对外开放逐步扩大，走出去看世界成了越来越多学子的共识，自费留学这种更为大众化的留学热潮兴起。

大众留学让中国有了更多利用国际教育资源的途径，也让留学有了更多个人化的选择，如何让这种资源和个人选择成为建设理想中华的动力呢？四个方面不可或缺：走得出、归得来、留得住、用得好。重中之重，当属在思想上进一步解放，尊重留学生们得风气之先、开风气之先的观念和敢为人先的突破创新，其次要在制度上建立要营造良好的环境，善于发现人才、团结人才、使用人才，为留学人员回国工作、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促使优秀人才脱颖而出。

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曾经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有三个方面的改变，第一是心灵文化层面的改变，第二是制度层面的改变，第三才是器物层面的改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飞速发展，使我们当前不缺少“海归”，也不缺少“器物”层面的科学技术，但我们依然愿意通过他们去了解一个真实的国外，了解那些在“器物”之外的精神、人文内核，技术的东西容易学，制度、思想上的改变更难一些。了解真实的国外，为的是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去追寻一个更加理想的中华，这才是“海归”真正的意义所在。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