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水英

摘 要：钟嵘评曹植诗“情兼雅怨”，实际上就是认为诗歌要抒发个体情感，情感抒发以悲为主，悲情不宜极端，抒情文辞要优美。钟嵘的“情兼雅怨”说回归到了诗歌的本质，发展了陆机的“诗缘情”的理论，同时对传统的诗歌理论“发乎情，止乎礼”做了一次补充。

关键词：诗品；情；雅怨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5-0209-02

钟嵘十分看重建安诗歌，“降及建安……彬彬之盛，大备於时矣”（《诗品序》），在建安诗歌中又尤其推崇曹植，认为“其源出于国风。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嗟乎！陈思之于文章也，譬人伦之有周孔，鳞羽之有龙凤，音乐之有琴笙，女工之有黼黻。俾尔怀铅吮墨者，抱篇章而景慕，映余晖以自烛。故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升堂，思王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1]149对曹植诗歌的渊源、风格特征进行评论，充分肯定曹植在诗歌史上的地位。其中“情兼雅怨”说影响深远，学界对“情兼雅怨”具体内涵也有所关注，但是较少将此与钟嵘的批评家身份结合来分析“情兼雅怨”的批评内涵及意义。

一

钟嵘所言“情兼雅怨”包涵情、雅、怨三方面内容。首先来看看钟嵘对诗歌“情”的认识。《诗品序》言“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行诸舞咏……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1]47钟嵘认为诗歌的本质是抒情，这种情应该是内心真实的有感而发的。正是因为诗的真实感人，才能“动天地感鬼神”。他又近一步说明诗歌之感人的最终作用是“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也就是宣泄愤懑，排解忧愁，使人情绪舒缓。诗人抒发自己的情感内心愤懑得以宣泄的同时，又能引起读者共鸣，使他人也能借诗抒情。由此可见钟嵘是很重视诗歌的“吟咏性情”，也就是说要表达出个体内心的意愿、情感，诗歌要因“情”而生。

“雅怨”的含义又是什么呢？先来看看“雅”的内涵。雅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重要文学理论范畴，大体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要求。《毛诗序》言：雅，正也，言今正者以为后世之法。雅者，正也，言王正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2]63。言雅即正，从内容上对雅进行了规定，即有美刺指向。杨雄所言“中正则雅，多畦则郑”（《法言·吾子篇》）言“雅”为中正，亦从《毛诗序》所论。及至魏晋南北朝，挚虞《文章流别论》所言“诗经是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则偏向于对“雅”艺术形式上的规定。

钟嵘在《诗品》中有八条提到雅。“指事殷勤，雅意深笃，得诗人激刺之旨”（评应遽）此条所论“雅意”实为诗歌的美刺内容。此外诸如“虽乖秀逸，是经伦文雅才。”（评颜延之），以情深含蓄为雅”；“然贵状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评鲍照），言鲍照诗句危言晦涩，音律不和谐，不合清雅之调。“亦遒变，若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评任■）言任■诗歌体正调雅；“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评谢庄）以言辞流畅为雅，这些则从艺术形式方面对“雅”内涵进行了补充。

与“雅”相对的是“俗”，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运用“雅”“俗”概念对文体风格进行评价，如刘勰《文心雕龙·定势》称：“是以绘事图色，文辞尽情，色糅而犬马殊形，情交而雅俗异势，熔范所拟，各有所司，虽无严乳，难得逾越。”[3]339联系钟嵘所言诗之“俗”特点，亦能看出钟嵘所称“雅”之含义。钟嵘在《诗品序》中提到“俗”，其言：“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先是，郭景纯用上之才，变创其体；刘越石仗清刚之气，赞成厥美。然彼众我寡，未能动俗。”[1]62-65在此钟嵘视重理无味虚为俗，对此予以否定。此外，钟嵘在品评诗人诗歌时也多次用“俗”概念，如评鲍照：“然贵状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固言险俗者多以附照”[1]282，在此钟嵘以穷形而不避危仄即情感过于激烈为俗，是“伤雅”即不利于雅的表现。评欣泰等人云：“鄙薄俗制，赏心流亮，不失雅宗”，认为不流畅明白为俗，俗则失雅。而从“鲍休美文，殊已动俗”此条中可知钟嵘认为诗无文采为俗。结合总体而言，钟嵘比较倾向于“雅”之艺术形式，特点有三：一是不可以追求诡异奇特形象，不主张过于激烈的感情抒发。二是不过于直率地表现自己的一切，不严厉迫切。三是主张声律和谐，文辞并茂。

“怨”的具体指向又是什么？《诗品序》中有一段话：嘉会寄诗以亲，离群■诗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1]77孔子云《诗》“以群，以怨”，“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钟嵘将“怨”的范畴扩大，由“可以怨”的具体感人之事来看，“楚臣去境，汉妾辞宫”为离国之悲；“骨横朔野”“魂逐飞蓬”为颠沛流离、客死异乡之伤，“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为征人思妇之痛，“解佩出朝”为辞官之愤然，“扬蛾入宠，再盼倾国”为仰慕之忧伤，所述事例以悲为主，情感基调哀伤，情感内容多元化。由此可以看出钟嵘所言“怨”，实际上是指以悲为主的感人之事在诗人内心引起的哀伤情感倾向。他具体评价的诗歌也体现了这一标准，评为上品的十一位诗人的诗歌就有七位属“怨”的范畴，如“文多凄怆”（评李陵）、“文以典怨”（评左思）等。

综上，钟嵘评曹植诗“情兼雅怨”，实际上就是认为诗歌要抒发个体情感，情感抒发以悲为主，悲情不宜极端，抒情文辞要优美。

二

他将曹植立为最高典范，以“情兼雅怨”来评价曹植五言诗，是否符合诗人诗歌实际呢？分析曹植诗歌的特点以及其创作，就可知钟嵘是否符合实际。

从曹植的创作实际来看，他的五言诗内容是以“怨”为主，同时又通过多种方式求“雅”，达到了怨情雅发的效果。曹植近四十首五言诗有四分之三与“怨”有关。“怨”的内容丰富，有世俗生活中的“怨”，如《送应氏二首》》为朋友离别之怨，《磐石篇》言离别故乡之苦，《赠白马王彪诗》写骨肉相离之悲戚，《七步诗》怨骨肉相残，《呼嗟篇》叹个人境遇之无奈，《门有万里客》《梁甫行》怨社会惨境，《七哀》《种葛篇》道出的是妇女的哀痛。也有宇宙哲学上之怨，如“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浮萍篇》）；“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赠白马王彪诗》）；“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这种直感式咏物咏景而及己，日月变换想到人生的飘忽，由朝露的瞬息想到人世的仓促。

从“怨”的消解方式来看，曹植多以叹息、幻想等比较柔和委婉的方式来消解怨，而无如“拔剑东门去”（《乐府诗集·东门行》）这样武力式的宣泄。如《送应氏二首》，诗人送朋友自然心情惆怅而所见又是满目疮痍，更是悲凉。而他最后只是“气结不能言”以将怨聚集于内心的方式完成“怨”的消解。《磐石篇》写及“林木无分重，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乘■举帆幢，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写尽离别故乡羁旅之险和人生颠沛不安，最后诗人也只是“仰天长太息”。曹植的游仙诗流露出人生短促的忧虑，所以诗中几乎都表明他幻想永生的心理，这种心理就有他想以此消解忧愁的愿望，如《游仙诗》诗人就说自己“岁岁少欢娱”而想着去游仙。而怨妇诗则是曹植委婉表达心中“怨”的另一事例。如《浮萍篇》借女子被弃又希望丈夫回心转意的心理描写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自己不被重用渴望重用的心理。

曹植写诗还特别注重音律。慧皎《高僧传》十三《经师论》云：“始有魏陈思王曹植深爱声律”“况子建集中如《赠白马王彪》云：‘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情诗》：‘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皆音节和谐，岂尽出暗合哉。”[4]507-508除注重音韵之外，曹植尤其重视文章之藻采，在其诗文中也多次提及辞藻，如“公干振藻于海隅”（《与杨德祖书》），“得所来讯，文采委曲，晔若春荣，浏若清风”（《与吴季重书》），“骋我径寸管，流藻垂华芬”（《薤露行》）等。而曹植诗句亦言辞优美，诸如“凝霜依玉除，清风瓢飞阁”（《赠丁仪》）、“白日濯青春，时雨静飞尘”（《仕太子坐》）、“秋兰披长坂，朱华冒绿池”（《公宴》）等诗句中的动词都是经过精心锤炼。曹植对音律和辞藻的主动追求，使诗歌尤其是乐府诗逐步趋向骈偶，从形式上约束了情感直白的表露。

从上分析可以看出，曹植诗歌情感指向悲怨为主，偏重个体情感的抒发，表达方式委婉含蓄，重视辞藻的选择，声律和谐。由此可见，钟嵘所言“情兼雅怨”是客观公允的。

三

魏晋南北朝时，伴随着传统文论的成熟，文论作者对自我批评家身份有了较全面的认识。钟嵘在《诗品序》提出批评家的批评要能真正起到指导作用，不能随意评论。其言：“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於是庸音杂体，人各为容……徒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矣。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馀，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1]81-86从中可以看出钟嵘写《诗品》的目的：一是纠正士俗“庸音杂体，人各为容”“自弃於高明，无涉於文流”的创作风气，二是纠正“准的无依”的批评风气。从创作角度考虑是如何写好诗，从文学批评的角度看是要确立评价诗的标准。这显示出钟嵘作为批评家的责任感。

钟嵘将“情兼雅怨”定为好诗的标准之一，他从文学艺术的角度评价曹植，认为以“雅”制“怨”，回归到了诗歌的本质，发展了陆机的“诗缘情”的理论，实际上就是对传统的诗歌理论“发乎情，止乎礼”做了一次补充。当然钟嵘以“情兼雅怨”作为佳诗创作的要求之一，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好诗的范围，把质朴感情真挚的诗歌都排除在外，但是他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曹植诗，理性地得出了这样的评价标准，的确担负起批评家的责任，也促进了后人对曹植诗歌进一步认识。

参考文献：

[1]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刘勰.文心雕龙[M].周振甫，注，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4]慧皎.高僧传[M].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