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乔书田

中国革命音乐的先驱
——吕骥 连载（十）

文/乔书田

吕骥与音乐家们合影

1949年5月上旬，吕骥召集“音乐工作委员会”成员向隅、马可、瞿维、任虹、安波、何士德、李劫夫等举行会议，总结一年来东北解放战争期间的音乐工作。并多次召开“音委会”扩大会议，广泛听取意见，总结成绩，吸取教训。经反复研究，最后评选出在东北地区广受群众欢迎的创作歌曲83首，编成一本《东北群众歌曲选》，交由东北新华书店印行。同时，还评选出大、中型声乐、器乐作品40多部。

总结工作刚刚结束，5月下旬，“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在北平成立，吕骥应邀赴北平，参加筹备工作。此时，金仲华、萨空了、欧阳予倩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在香港担任“中华音乐院”院长的马思聪，以及音乐家李凌、赵沨等，都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组”和“政协筹委会”的邀请，从香港乘船，经烟台来到北平，准备参加全国文学艺术界的第一次盛会和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

“政协筹委会”还专门成立了“国歌初选委员会”，由田汉、沈雁冰（茅盾）、钱三强、郭沫若、欧阳予倩等人组成，会同“政协第六小组”（即文教小组）共同担任国歌的初选工作。吕骥、贺绿汀等四位音乐家被聘为“国歌初选委员会”的特约顾问，参与国歌评选工作。

7月2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南推进的隆隆炮声中，在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出席会议的正式代表824人，代表着全国约7万多文学艺术工作者。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冯雪峰、冯乃超、胡风、艾青、梅兰芳、赵树理、徐悲鸿、吕骥等99人组成的大会主席团坐在主席台上。郭沫若为大会主席，茅盾、周扬为副主席。

3日，郭沫若作了《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报告。他说，“我们非常喜欢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这个‘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到底‘新’在哪里？和以前的旧文艺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呢？这个问题，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是了解得并不明确或并不完全的。这个问题，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以后，才得到了最科学的说明。在那部名著里面，毛泽东主席指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他用最简单的话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点，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这种性质就决定了中国的新文化和新文艺的性质。这就是说，五四运动以后的新文化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五四以后的新文艺已经不是过时的旧民主主义的文艺，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的文艺。”

在谈到文艺战线的斗争时，他说，“中国文艺的主要论争是存在于这样两条路线之间：一条是代表软弱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为艺术而艺术的路线；一条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革命人民的为人民而艺术的路线。三十年来斗争的结果，就是在欧美没落资产阶级文艺影响下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理论已经完全破产了，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作品已经丧失了群众基础，曾经在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影响下的许多文学艺术家，也逐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观和艺术观，接受了无产阶级文艺思想的领导。而无产阶级文艺思想领导的为人民服务的文学艺术，队伍日益壮大，方向日益明确，因此就日益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他强调，“希望通过文艺界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经过文学艺术工作者的努力，完全达到文艺为人民服务的共同目标，文艺界和政治上一样，只有团结，没有批评，统一战线是不能巩固的。文艺界应该有一种健全的民主作风。只准自己批评任何人，不准任何人批评自己的歪风是一种专制主义的表现，应该为我们有思想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所不取。”

6日，大会请周恩来作了政治报告。就在周恩来的报告结束时，毛泽东主席莅临会场，他简短地说：“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欢迎你们。”全场掌声雷动。

7月19日，大会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章程》，宣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郭沫若当选为主席，茅盾、周扬当选为副主席，并选出全国委员87人，其中常务委员21人。吕骥当选为常务委员。

“文代会”后（7月23日），“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召开，吕骥在会上作了《解放区的音乐》的报告。向与会代表全面介绍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以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音乐文化发展情况，概括了解放区音乐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解放区音乐所具有的两个基本特征：一、解放区的音乐是与政治相结合的；二、解放区的音乐是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是为工农兵群众的、属于工农兵群众的音乐。会议期间，成立了“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吕骥当选为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建议下，马思聪、贺绿汀担任副主席。大会还选出了马思聪、贺绿汀、李凌、安波、向隅、何士德、李焕之、孟波、江定仙、李元庆、赵沨、时乐濛、沈亚威、盛家伦、周巍峙、马可、沈知白、缪天瑞、张鲁、沙梅、孙慎等34名委员及候补委员。

一个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即将诞生，它急需大量优秀的音乐人才。“文代会”期间，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中央决定，重新组建国立音乐院，为新中国培养更多、更优秀的音乐人才。

吕骥向萧友梅塑像敬献鲜花 —— 乔书田摄

1949年8月5日，中央决定调吕骥、张庚、向隅等人留在北平工作，负责接管国统区艺术院校和筹建国立音乐院等事宜。8月13日，刚刚当选为“文联”副主席的周扬向中央提出建议，“以华大三部、东北鲁艺音乐系及南京国立音乐院为基础成立国立音乐院，由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分任正副院长，校址设在北平或天津。”（1）8月17日周恩来在此“建议”上批示同意，并提出，音乐院地址以设在南京为好。这样，上海音专可以定为该院分院，由贺绿汀担任院长。

根据周扬的建议和周恩来的批示，8月30日，中央向华东局、南京市军管会（人民政府）、上海市军管会（人民政府）发出通知，作出具体安排，“南京音乐院、上海音专与华大、鲁艺等校音乐部分合并成立国立音乐院，院址设南京。马思聪任院长，吕骥、贺绿汀任副院长。上海音专改为国立音乐院上海分院，贺绿汀任院长。”（2）由于南京无法解决校址问题，北平也难以安排。中央决定到天津去设法解决，结果得到天津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将位于河东区的“天津职工干部学校”旧址调拨给了筹办中的国立音乐院使用。9月中旬，吕骥、李凌等便在天津职工干部学校开始了国立音乐院的筹建工作。10月中旬，东北鲁艺音工团、华大三部、北平艺专音乐系、中华音乐院等，先后陆续到达天津。12月18日，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将筹建中的国立音乐院正式定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同时正式任命马思聪、吕骥、贺绿汀为正副院长。但此时一个很重要的组成单位南京国立音乐院，因校舍不够用，尚未到天津，学院并未正式宣告成立。直到“1950年4月，计划中合并组建中央音乐学院的六个音乐教育单位（东北鲁艺音乐系、华大三部音乐科、北平艺专音乐系、上海和香港中华音乐院、南京国立音乐院）全部汇聚到天津。1950年4月18日，举行了汇合大联欢。1950年6月17日，举行了中央音乐学院成立典礼”。（3）正式向外宣布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成立。几十年来，中央音乐学院一直将1950年6月17日作为自己的校庆日，是完全正确的。

1949年9月21日，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吕骥代表东北解放区的音乐界，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在新宪法制定之前，临时行使宪法的作用。会议决定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并从建国之日起，改名为北京。选定五星红旗为国旗。

在9月20日晚上的会议上，刘良模先生率先提议以《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有资料说是马叙伦第一个提出。很可能是两个人分别在不同场合第一个提出），受到吕骥等为顾问的“国歌评选委员会”的一致赞同。

于是，大会决定将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10月1日下午3时，隆重的开国大典在饱经沧桑的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站在经历了几百年风云变幻的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成立了！” 随着隆隆的礼炮声，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广场上奏响……

（1）、（2）、（3）见黄旭东《中央音乐学院成立于哪一年？ —— 学校生日考辩》一文。

（责任编辑 张晓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