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晓玲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浅析《楚辞》与《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之属”

温晓玲

（河北师范大学 河北石家庄 050024）

作为中国第一部个人诗歌总集的《楚辞》，一方面向我们展示了伟大诗人屈原的慊谦爱国之心；另一方面充斥着大量神话影子和神游景象也揭开了早期先民图腾崇拜的影子。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汉志提供了先秦两汉时期中国图书的成熟情况，但在收书如此浩瀚的巨著中，独诗赋略较其余几略显得暗淡无光，其中的“诗赋略”在没有小序又夹杂种种疑问，而后世所说《楚辞》的踪影也无迹可寻，这给研究《楚辞》者带来诸多困惑。本文即以此为出发点，通过探讨汉志“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得出今本《楚辞》并非选自“屈原赋之属”但其编纂者确为刘向无疑。

汉志；屈原赋之属；《楚辞》；刘向

一、《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之属”

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汉书·艺文志》分6略38种，共收书13269卷。 在收书如此浩瀚的著作中，独诗赋略显得苍白无力致使研究者布满层层困惑。汉志的诗赋略主要有两大部分：歌诗，辞赋。它们依先“赋”后“诗”的次序记载诗与赋在当时的发展和著录情况：诗赋的大部分主体为西汉时期的赋，但也包括少数战国和秦代的作品；歌诗中则没有汉以前的作品，多为汉时期的歌诗。在赋的排序上，章学诚提出了“义当列《诗》于前，而序《赋》于后”因为“赋者古诗之流也”只有置于诗后，才符合文章承变之次第。不仅排序如此，不同于之前的六艺、诸子等略，诗赋略中还无其余五略详细小序也没一个明确的分类标准，只以“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的字眼来区分诗赋五种，诚如此为刘向、班固“所遗”，或为“流传之脱简”。至于“赋属”是否脱简及刘向、班固当时真实的辑录情况，今人已不得而知。

《汉志》四赋的分类体系，胡应麟认为是“当时类辑者”，并不是“胸无伦类”的随意之作；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中说“屈原赋之属，盖主抒情者也”、“陆贾赋之属盖主说辞者也”、“荀卿赋之属盖主效物者也”，杂赋因全部亡佚而不可得其真面目，但较前之三大赋可能多“杂诙谐”，和《庄子》的寓言相似；姚正宗坚持四赋以文体划分，前三赋分别为楚骚体、不全为楚骚体和赋之“纤小”者。《汉志》著录有“宋玉赋十六篇”、“唐勒赋四篇”，四赋如是按刘向“撮其旨意，条其篇目”的原则进行，那么很可能就是按赋作的主要内容和特征来进行。因班固录入诗赋略时是把内容相一致的著作辑录在一起，这正如司马迁在写《史记》时把观点或身世一致的人物放到同一传记的“以类相从”一样。班固著《汉书》是在其父班彪《史记后传》若干篇的基础上撰定的，因此他不可能不受到《史记》编纂体例的影响。照此推论，诗赋略按内容分类的方法正符合《汉书》承《史记》之遗风，其中之一的艺文志亦如此。在“诗赋略”后班固引用杨雄观点来表达自己看法：“诗人之赋丽已则，辞人之赋丽已淫”，无论如何分类，五种形式在内容上实同为抒情之作，而作为首居其一的“屈原赋之属”也就脱不了抒情之作的范围，正所谓《离骚》诗词皆为抒情文学①。

二、“屈原赋之属”和《楚辞》

《汉志》“屈原赋之属”开头便列出“屈原赋二十五篇”。关于它和《楚辞》归属问题，实为楚辞学界和赋学研究一大争论。《汉志》没有著录《楚辞》，《隋志》却专列《楚辞》一家，一轻一重的对比使今本《楚辞》为何不被《汉志》接纳及如何由来成为学术界探讨的焦点。力之先生在《〈楚辞〉研究二题》中提出《汉志》不录《楚辞》是因其自身体例特点缘故。因《楚辞》一书为“屈原集”加上“代屈原言之集”组成，从编纂之体上也不应录《楚辞》，因此只要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即可；孙宝珍先生从文献学角度出发，认为是向歆父子在编录《别录》和《七略》时，《楚辞》一书还没正式成型，所以没有辑录；周禾则从《楚辞》的内容出发，认为今本《楚辞》实来自于《汉志》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尹海江则从周禾相反观点出发，指出《汉志》赋的分类当以“道之夷隆，学之粗密”的品第高低进行的。

《楚辞》非选自“屈原赋之属”原因有二，一为周禾提出的结论是以刘向校《楚辞》为前提，但事实刘向并未校读《楚辞》；二为如果今本《楚辞》是选自“屈原赋之属”，那么“屈原赋之属”中不著录东方朔的作品，今本《楚辞》却辑录了他的《七谏》。细观今本《楚辞》篇章和“屈原赋之属”，大部分篇章都能在“屈原赋之属”中找到或多或少对应篇章，今本《楚辞》东方朔《七谏》两篇确在“屈原赋之属”中无对应之作，《大招》在确定不了作者前提下，究竟有无著录也是问题；《淮南王群臣赋》只被今本《楚辞》收录淮南小山的《招隐士》②。两说都言之有理，前说实存漏洞，后说似乎也忽略《楚辞》成书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刘向与《楚辞》成书只是其中一个阶段。

三、刘向和《楚辞》

林维纯先生认为《汉志》及《刘向传》都无刘向编《楚辞》的记载，可能是班固当时并未见到刘向所集《楚辞》， 所以《楚辞》在刘歆时代是没有完稿成书 ；汤炳正先生以《楚辞补注》和《楚辞释文》对比为出发点，提出“刘向编辑过楚辞”，但“《楚辞》全书并不都由刘向一人编纂”。如果按照先秦两汉著书习俗，为他人之作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楚辞》成书的情况并不是单一集结完成，后世《楚辞补注》中所注《楚辞释文》的次序，便可看出其不同变幻。班固在阐述《汉志》的成熟过程时说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后“条其篇目，撮其旨意”最终“录而奏之”。据此我们可以得之，刘向校读“经传诸子诗赋”后的“目录”是要上“奏”给当时的皇帝，编撰《汉志》的最终目的也是供皇帝来看，之后刘歆和班固才能大修其章。

武帝喜欢楚辞，成帝时作为“光禄大夫”的刘向在担任校书任务时却没看到或编辑过《楚辞》，其“录而奏之”后成帝还许其子刘歆继续已完成“子承父业”。如收书不甚完备，成帝这样做未免有点“宽宏大度”。所以在此过程，刘向应是看到或编辑过《楚辞》的，至于《楚辞》此书是否就为今本，则不是那么明确。

张舜徽在阐释四篇《唐勒赋》散亡较早原因时说“刘向裒辑《楚辞》，选录屈原、宋玉、景差诸家之赋，独不取唐勒之作，故其赋散亡甚早”，虽阐释四篇唐勒赋散亡早之原因，却也从中明确了刘向在辑录《别录》时应看到过《楚辞》；《史记》载张汤为武帝时人，那么《楚辞》至少在汉初就存在的，汉成帝时，刘向奉命校定天下遗书，把屈原、宋玉等人的“辞赋”编定成书，因屈原、宋玉为楚人，所以再次命名为《楚辞》的说法是可以成立，正如力之先生所说，在编撰体例上《汉志》已录《楚辞》，只是碍于《楚辞》本身体例，采取另一著录方法而已。因此刘向在校书时是编辑过《楚辞》的，但只是其成书的一个阶段，我们是不能否定刘向在《楚辞》上的“编纂”之功。

注释：

①②汤炳正《楚辞讲座》（汤序波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162—181页，关于《楚辞》的成熟过程，汤先生在《楚辞章句》和《楚辞释文》中依据其篇次的不同把其成书分为五阶段，刘向只为其中之一，可参看。

[1]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М].三联书店,2010,6.

[2]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М].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12.

[3]洪兴祖.楚辞补注[М].中华书局,1983,3.

[4]姜亮夫.屈原赋校注[М].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57,6.

[5]李零.兰台万卷——读《汉书·艺文志》[М].三联书店,2011,1.

[6]张舜徽.张舜徽学术论著选(张君和选编)[М].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2.

Analysis of "Qu Yuan Fu" of "Chu Ci" and "Hanshu · Yiwenzhi"

Wen Xiao-li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 China)

As China's first personal poetry anthology, on the one hand "Chu Ci" shows the great patriotism of poet Qu Yuan to us; on the other hand full of myth shadow and fugue scene also unveiled the shadow of early ancestors totem worship. As China's earliest extant literature bibliography, Han Zhi provides mature Chinese books in Qin and Han Dynasties, but in the book, and Shifulve is slightly dim and dark, has no small order and clip hybrid interrogative, but later "Chu Ci" is untraceable, which brings a lot of confusion. In this paper, by discussing the "Qu Yuan Fu", to obtain that "Chu Ci" is not from "Qu Yuan Fu" but undoubtedly the lexicographer is Liu Xiang.

Han Zhi; Qu Yuan Fu; "Chu Ci"; Liu Xiang

I222.3

A

1000-9795（2014）01-0080-01

［责任编辑：董 维］

2013-11-20

温晓玲（1986-），女，山西朔州人，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先秦两汉方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