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书娟 王 璞

(1.江南大学 人文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2.厦门大学 教育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侯鸿鉴(1872-1961)，江苏无锡人，字葆三，自号梦狮，又号铁梅、沧一。由于多年的辛苦奔劳，身体不好，晚年又自称“病骥老人”。侯鸿鉴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在女子教育、师范教育、音乐教育、体操教育、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此外，他还勤于笔耕，编写，翻译了大量的教育论著和教科书，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宝贵遗产。据不完全统计，侯鸿鉴留传下来的著作达50多部，主要包括以《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为代表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以《西秦旅行记》《南洋旅行记》为代表的系列教育考察游记，以《病骥文存》为代表的诗文杂艺等。此外，侯鸿鉴还在《教育杂志》《江苏》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但长期以来，侯鸿鉴的身影被遮蔽在陶行知、晏阳初等知名教育家的光芒背后，很少为教育史学界所重视和研究。本文拟对侯鸿鉴在教育方面的贡献加以挖掘和整理，不使其为历史所湮灭，同时也是关注和研究近代以来那些为教育事业倾注心血的普通教育家群体或个体，以为教育史谱系的完善和补充。

一、力求新学，立志教育兴国

侯鸿鉴5岁进入私塾，跟随无锡著名画家朱逊甫*朱逊甫是清代著名画家张子祥的弟子，他还曾经指点著名画家胡汀鹭学作画，读诗文.读书，后来因为经济问题，16岁时开始在家里设帐授徒，并积极参与西溪的诗文社。1890到1896年间，他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未考中，转而自学西学。候鸿鉴认为，假如不求新学，不兴学校、不开民智，就不足以匡时救国。

1897年秋，侯鸿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师范院，在求学的同时，也为下院学生讲授中文课程，他坚持利用课间自学外文与西方科学，同时还担任上海《时务晚报》主笔。1898年侯鸿鉴由上海返回无锡，在杨谟新创办的竢实学堂*竢实学堂是无锡近代最早的新学堂，于1898年2月14日开学.任教。是时，国内特别是苏南地区的留日潮正兴。据侯鸿鉴所编1906年的《锡金乡土地理》记载：“吾邑志士游学东洋者，官私费共三十余人，游学西洋者十余人，而东西洋留学之毕业生已十余人，其肄业于各省学堂者四百余人。”*侯鸿鉴《锡金乡土历史》，无锡：梁溪文苑阁排印，无锡艺文斋活字本，1906年侯鸿鉴不甘人后，于1903年底，在杨谟等人的资助下携妻一起留学日本，进入日本宏文学院师范科，学习、研究教育理论。

当时的留日学生群体中，爱乡爱国情绪浓厚，结社办报风气盛行，江苏同乡会也在日本创办了《江苏》杂志。自该杂志创刊始，侯鸿鉴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讨论江苏的教育问题；他曾以“保三”为名发表《乐歌》，他对音乐教育的兴趣可能就开始于此。在留日期间，他与云南的李湛阳为同学，曾代笔编撰了《考察日本商业、教育、武备日记》，共十二卷十万多字，他用所获得的稿酬购买了很多仪器标本，以备回国从事教学之用。而他对教育考察日记的热情，则自此后一发而不可收。

二、办新式女学，开风气之先

侯鸿鉴毕生致力于教育，几乎倾尽所有来办学，前后一共创建七所学校，这其中最为有影响的属竞志女学。*今天的无锡市东林中学该校创办于1905年，是无锡最早的女子中学。1906年，学校增设幼稚园，后逐渐扩充为小学、中学、师范三部。1912年3月，他又和同乡胡雨人、裘廷梁等人一起创设了无锡县立女子师范学校。为了办学，他不惜出售家藏古物和妻子的嫁妆，自己编译教科书和撰写文章的稿费也悉数投入。他一度还因为办学负债累累，处境窘迫，甚至购买手枪拟自尽殉学，幸得同乡周舜卿等人资助方度过难关。

近代以来，虽不乏有识之士倡导女子教育，但在侯鸿鉴创办竞志女校时，即使在较为开放的苏南地区，社会风气仍然很保守，女子无才便是德，“不宜令其结队入学，不宜多读西书，误学外国习俗，致开自由择偶之渐，长蔑视父母夫婿之风”[1]。即使到1907年，清政府将女子教育列入国家教育制度之中，赋予女校以合法的地位，但也仅设女子小学堂和女子师范学堂，不设中学和大学，并且实行男女分校。女校开设的课程多为女红课，授以缝纫、编织、洗染、家事等手艺，女子教育的目的仍然是贤妻良母。侯鸿鉴虽然没有否定这一目的，但对此已有所突破。他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首先在于“养成健全女子的人格”，其次才是“养成贤母良妻”。由此可见，他首先是把女子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谈论她们的教育，而不仅仅是为了她们自身之外的目的让她们接受教育。他能携妻子一起去留学，又鼓励妻子担任教师，从事各种社会工作，也是和他的这一思想分不开的。

为了培养人格健全的新女性，侯鸿鉴在竞志女校开设了内容广泛的课程，其中修身、国文、算术、地理、图画、体操、唱歌为必修课。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竞志女校在侯鸿鉴的倡导下特别重视女子体育，在开办之初就开设了体操课，由侯鸿鉴本人亲自教学。这一做法，要早于南通女子师范学校、南京女子美术专修学校、湖南第一女学等女校等同类女校。侯鸿鉴认为，“体育为女子所缺乏者，故注重体操一科。所教授之各种体操，除依普通小学及中学程度外，选择东西洋体育书合于女子应用之各种操法，务合于生理的卫生的美的各种游戏及行进等法，以补中国女子之缺陷。”[2]为了促进女子体育更好地开展，侯鸿鉴在竞志女校专设体育补习会，并专门增加了“体魄矫健”证书的奖励，以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活动，重视增强体质。20世纪30年代，竞志女中及其学生曾经多次代表江苏省出席全国运动会，在女子篮球、垒球、田径锦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

与此同时，侯鸿鉴还非常重视女子的职业教育，他认为“职业教育为今日女子谋生活、求自立之要”，必须使女子接受职业教育，使其“得一种职业以自存”。[3]为了增强女子的职业能力，侯鸿鉴另设手工科为特课，分绒绳、编织及抽丝。后来还专设绣工研究所，添设家事课，教授缝纫，烹调等，进行女子职业教育、生活教育和实际教育。1911年，竞志女校曾评选出120余件作品参加南洋劝业会展览，得金、银牌及其他奖章共六十余枚，其中得金牌的有三件。此外，竞志女校还附设艺术专修课，教授铅笔画像、造花等，以提高女性的艺术修养。在侯鸿鉴的苦心经营下，竞志女校的办学成绩获得了社会各界的认可。1913年教育部视察各地学校时曾评价说：“至于女子之有中学程度者，无锡竞志女校之中学两级，上海爱国女校之专修科与中学三级及务本之高等二级，各科成绩均有可观。”[2]494第一批进入北京大学就学的三位女生中的王兰，就是该校的毕业生。

除了开办女校，侯鸿鉴夫妇还创办了女子理科研究会，努力提高当地妇女的科学知识水平。侯鸿鉴的夫人夏冰兰女士还联合竞志女校女教师发起组织天足会，通过各种宣传活动，特别是“放足歌”的流传，号召妇女放足识字，对无锡及临近地区的风气开化起了积极的作用。

三、吸收时代新知，编撰新式教科书

1903年，清政府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要求中小学堂的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内容，须以乡土研究为主。但对于应该采用什么教材，却无进一步规定。直到1905年才颁布了《乡土志例目》，为乡土教材的编纂提供指导。这一年，刚刚回国的侯鸿鉴，借任竢实学校史地理化乐歌教员之机，率先编纂了《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作为新学堂的历史和地理教科书。在《锡金乡土历史》与《锡金乡土地理》两书第四版序言中，侯鸿鉴说：“岁甲辰(1905年)因编乡土历史上、下卷，乡土地理上、下卷，付诸梓人，以城乡各小学之需用是书也。时阅三年，印凡三版。”[3]这两本书也成为我国最早编成的小学乡土史地教材。

与同类教材相比，侯鸿鉴所编教材也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乡土志的编写体例。在他的《中等地理教科书序》中，写道:“岁癸卯鄙人留学东京研究地理学，得矢津昌永先生地理讲义，述天文地理，地文地理，人文地理三部之纲要。越明年，归而任竢实高等地理科教授，即昔日所笔述者略为编次讲授诸生，期年而地理学讲义毕成一卷”。*侯鸿鉴：《中等地理教科书》，丁未(1905)春三月印由于我国学制初订，亟待课本，又无暇自行揣摩，在这个非常时刻，日本地理教科书比较完整的、成熟的框架结构和表述方法，自然为熟悉它的留日学者提供了一个范例。这种新的编写体例，与中国传统的地方志完全不同，更接近于西方的地理学体系，也更适合新式学堂的分科教学。不仅如此，侯鸿鉴还有意识地运用了新教育理论指导教科书的编纂。侯鸿鉴曾说：“尝研究儿童心理学，知十岁内外儿童，其思想知识之范围，不出一乡一邑间。外此者必多谬误之想象。”所以这套课本篇幅不大，叙述平白浅显，具有较强的生活气息，故而能连续再版，直至民国后期仍然作为教材使用。从内容来看，侯鸿鉴所编的《锡金乡土历史》《锡金乡土地理》涉及到了地理、民族、农业、工业、商业、风俗、武备、财政、学校等，已经突破了普通历史、地理教材的范围，堪称当地社会发展的百科全书，对扩大儿童知识视野、关心社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1922年，侯鸿鉴在福建晋江任教时，还曾经编撰了《晋江乡土志》(奇树明新学校出版)。此外，他还编写了多本各科教科书，如《初等文法教科书》《初等理化教科书》*共三册，1904年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蓷刀体操法》《保姆学》《高等小学女子修身课本》《教育学》《教育史略述》等。

四、倡导学堂乐歌，促进音乐教育本土化

学堂乐歌，指我国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的学校歌曲，它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而诞生。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家日益重视音乐教育在国民意识培养、促进智力教育和陶冶性情等方面的作用。侯鸿鉴不仅大力提倡，还亲自编创、搜集、整理歌曲，在近代音乐教育的本土化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904年，侯鸿鉴提出：“同班生徒，同唱一歌，调其律，和其声，互相联合，声气一致，可引起儿童之共同心”[4]， 认为学堂乐歌可以起到培养“共同心”的作用，有助于学生国民意识的养成和民族精神的凝聚；学堂乐歌可以促进其他学科知识的掌握，即“盖学校之有唱歌，凡历史、地理、修身、理科、体操等各科目，无不寓于其中。能使儿童口舌之间，引起各科之旧观念，而得新知识。”[5].

侯鸿鉴还特别重视学堂乐歌的“勉学”、“励学”功能，注重利用歌曲激发学生的向学心。他曾经创作过一首《女子求学歌》，不仅勉励广大女性努力向学，还借用当时新的生理学研究成果，倡导男女平等思想。其歌词为：“同此管骸同此躯，学部须同求。脑纹组织细且密，颖慧让吾祷。珍重此天赋之资，艰苦不须愁。智育体育相研究，莫负那好春秋。”*《求学歌》《女子世界》1906年7月第16、17期合刊。原作未署名，据张静蔚编《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385页。)知其一名，词作者为保三。他也曾为竞志女校创作了多首《运动歌》，其中一首的歌词写道：“晚风起兮夕影遥，大家拍手竞相招，多旗赛步替换跑，踢球跳远且跳高，拉绳角力兴致豪，此境此乐让吾曹”*侯鸿鉴：《单音第一唱歌集》，1906年版。此外，他还主张，学堂乐歌应与一般的政治动员歌曲不同，首先须“引起儿童兴趣”，方能达到“陶淑生徒情性”[5]的教育目的。但当时的情况是，尽管众人都认识到了音乐教育的重要性，但学校中的音乐教师多为外国人，音乐学习内容也多为外国音乐。由于语言和宗教等原因，外籍教员很难担任学校音乐教育重任，特别是难以承担国人期望通过音乐培养国民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的目的。以至于梁启超曾经说过：“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校中万不可缺者。举国无一人能谱新乐，实为社会之羞也。”[6]

侯鸿鉴在无锡开办竞志女学后，积极聘用有留日背景的中国教员，如周佩珍、侯鸿鉴、夏素非等均为女学的乐歌教员[7]，改变了当时学校中乐歌教学完全由外国人担任的状况。由于合适的学堂乐歌不多，侯鸿鉴就亲自创作、改编了很多歌曲。如他创作了《始业歌》《休业歌》，让学生在竞志女学开学和放假时举行的始业式和休业式上歌唱。《始业歌》的歌词是：“凉风拂袖，暑气渐消，已是新秋到。几多同学，联袂偕来，握手殷勤道。姊乎妹乎，振刷精神，莫使光阴草草。欲令吾进步胜故吾，还是读书好”。《休业歌》的歌词则是：“忽*《女子世界》的“记事”，这两首歌均收入侯鸿鉴编《单音第一唱歌集》(1906年)，题为《暑假休业歌》与《暑假始业歌》。见张静蔚编《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年，第400页。)忽韶华，眼底云霞，一曲和琴奏。此间修业，学期已周，自问进步否？暂时休假暂时离，岁月不可留。愿同学姊妹，来月开校毋落后”*《女子世界》的“记事”，这两首歌均收入侯鸿鉴编《单音第一唱歌集》(1906年)，题为《暑假休业歌》与《暑假始业歌》。见张静蔚编《学堂乐歌曲目索引》(《搜索历史———中国近现代音乐文论选编》，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 2004年，第400页。)这些乐歌既切合情境又有强烈劝学意味。

同时，为了规范教学，侯鸿鉴也注重搜集、整理、保存学堂音乐，他在1906和1907年连续出版了《单音第一唱歌集》*现藏于无锡市图书馆《单音第二唱歌集》，*现藏于音乐研究所作为音乐教育的教科书。《单音第二唱歌集》中还收有一首《唐乐府清平调》，侯先生在这首歌曲的后面写了一段“附识”和一段按语，记录了这首乐曲的由来。它是由无锡留日学生华倩叔在1905年留日期间从日本著名音乐教育家铃木米次郎处获得的。虽经有学者考证，该乐谱可能为明谱而非唐调，但这对于研究明代俗乐也不失为一个宝贵的资料。

五、坚持教育考察，保留珍贵教育史料

侯鸿鉴重视实地考察教育，他在《西北漫游记》的自序中曾说：“余昔日以游遍全国为幼稚园毕业，游遍世界为初小学毕业，居恒尝谓幼稚未毕业，而躐等入初小学，学必无成。”[8]这充分表明了他对教育旅行和教育考察的重视。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侯鸿鉴就注意观察日本社会和日本的教育，并帮云南李湛阳代笔编撰了《考察日本商业、教育、武备日记》，这是其教育考察日记之始。自此以后，他留下来的各类教育考察日记和报告多达10多部，他遍及国内乃自全球多国，其游历之广、考察范围之大在教育史上实属罕见。

1906年，侯鸿鉴应江苏提学使的聘请，出任江苏省视学。他结合自己视察时看到的情况，写出了《视学报告》《教育镜》，为我们保留了大量清末江苏各地学校教育情况的珍贵资料。1909年暑期，为筹建竞志新校舍，侯鸿鉴孤身赴武汉、洛阳、开封、北京、天津等地募集经费。回到无锡后，他结合各地见闻，完成了《鄂汴京津旅行记》。从1912年起，侯鸿鉴先后担任江苏、江西、河南、福建各省教育厅视学，又奉教育部视察之命，到东三省和河南、陕西、甘肃、山西、内蒙古、台湾等地视察教育，并先后受沈阳、天津、泉州诸校之聘，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并留下了《东三省旅行记》《塞外纪游》《西北漫游记》《病骥游记》《病骥癸亥旅行记》《甲子稽古旅行记》等游记作品。1913年侯鸿鉴再赴日本，参观大正博览会，游东、西京及名古屋。1918年7月，侯鸿鉴从厦门渡海到台湾考察，又南游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又写作了《南洋旅行记》。

1924年，侯鸿鉴53岁，为了解整个世界的教育状况和各国兴衰强弱之原因，侯鸿鉴只身一人，耗时近半年，完成了长达9.1万余里的环球之旅。他从上海启程，经过日、美、英、法、比、德、意、瑞士、埃及、印度、越南等11国，足迹遍及亚、美、欧、非四大洲。侯先生每到一处，总要拜见当地的教育专家，文艺名流，参观古迹风景园林，考察各国各地所以兴盛的原因。通过考察，他认为，国之不振的关键在人，而政教风俗山川形势的原因小。回到无锡后，侯鸿鉴写成了《环球旅行记》。

众多的游记，为我们保留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和信息。由于侯鸿鉴的兴趣广泛，其游记中不仅有大量的教育信息，也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其在《南洋旅行记》中曾考证过三保太监郑和在南洋的情况；其《西北漫游记》中曾记载了大量西北的商贸等经济信息，成为今天研究西北社会经济史的重要资料。特别是其《南洋旅行记》和《西秦旅行记》，被顾颉刚列入“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十四种”*顾颉刚：《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十四种》《京报副刊》1925年3月1日。可见顾先生对侯鸿鉴游记价值的肯定。在考察过程中，侯鸿鉴还不忘为学校教学搜集资料，如他在台湾等地参观时，曾经采集了很多的矿石标本，作为竞志女校史地生物等学科的教学材料。他在考察中，他还根据具体情况对当地教育和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议，如他在西北考察的时候曾经说：“即以上数端观之，欲兴女子教育，必先劝导放足；欲兴工业，必先组织羊毛织厂；欲兴农村，必先禁种罂粟，提倡改种棉花。之三事者，为余近数日所观感，而提出此三问题，作开发西北政治中最宜先为注重之事也。”[8]49

六、办报并建图书馆，注重社会教育

作为勇于开拓的先行者，侯鸿鉴非常注重社会教育，注重利用新式媒介、团体和机构传播现代科学。早在1896年，侯鸿鉴就在西溪发起成立算学研究会，提倡数学研究。1898年，侯鸿鉴又创办了《积志学会月报》，同时还帮助裘廷梁、裘毓芳编印《无锡白话报》，这是无锡近代史上第一份白话报刊。

1912年，侯鸿鉴等连同丁宝书、顾倬等一批乡绅联名上书当时的无锡县军政分府，请求设立图书馆，得到县府的同意。同年启动建设，前后历时三年，于1915年元旦正式开放。成为当时国内最早建成的县立公共图书馆之一，侯鸿鉴也一度出任馆长。此后，侯鸿鉴一直非常关注大众图书馆的建设。1924年，侯鸿鉴曾提交《再请教育部令国立大学添设圕学专科案》*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次年会报告》，北平：中华图书馆协会事务所，1933年，要求政府设立图书馆学专业，培养专门人才，可惜最终政府仍未付诸实施。1932年，侯鸿鉴曾受江苏省教育厅委托，承担江苏省立镇江图书馆的筹备工作。[9]1936年，侯鸿鉴还曾向“福建公立第一图书馆”捐赠了一批图书，其中，多有资料性强、使用价值高的出版物，更有许多福建的地方文献资料。[10]

在编写教材时，侯鸿鉴也希望能从儿童乡土史地教育开始，改良社会民俗。如《锡金乡土历史》上卷第17课《商业》，大谈鸦片对我国的危害，认为“其有弊无利、最足损害吾人，而在商业上操甚大权力之一物，则烟土一项。销耗我巨款，损蔽我精神……是为可慨者矣。……继鸦片而起者，又有纸烟一项”[3]。第18课《风俗》，则明确提出反对迷信，提出“贫困之家类能任劳动之役，而愚者则无不崇信多神之教，以致迎神赛会时有其事，而佛事道场积习甚深，虽上等人民亦所不免，可知风俗之美恶，固不可一例而论，然犹当责难于我侪中等社会之人员，改良风俗责任，救弊扶衰，一归纯良之俗也”[3]。

此外，侯鸿鉴还积极参与地方和国家的教育事务，献言献策。1911年7月，蔡元培、范源濂主持召开由五十二人参加的民国临时教育会会议，商订新学制，侯鸿鉴被选为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员出席会议，并提出了“请明定教育方针”议案。候鸿鉴还连续三次当选无锡县教育会会长，主编《无锡教育》杂志，发起创办无锡县通俗教育馆，编写《无锡乡土史地教材》，编辑《无锡金匮县志补遗》等。

结 语

侯鸿鉴所处的时代，正值清末民初，国运衰颓，民生凋敝，但凡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都在探寻救国之道，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侯鸿鉴幼时受过良好的旧式教育，他不但没有受到禁锢，反而因此深刻理解旧式教育的弊端。跟当时众多的有志青年一样，他怀抱着教育救国的理想，倾尽心力和热忱，不拘一格，勇于开拓，积极投身到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的实践中。在积极引入新式教育、鼓励践行女子教育、编译新式教科书、倡导音乐教育、坚持教育考察、注重社会教育等多个方面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为我国教育早期近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侯鸿鉴只是一个从日本速成师范毕业的学生，一生并没有阐发什么高深精妙的教育理论，算不上理论家和思想家，但在那个风雨飘摇又封闭禁锢的时代，任何旧事物的改革和新事物的引入，都需要呐喊者，需要敢于吃螃蟹者，需要埋头苦干者。换句话说，需要积极行动的实干家。侯鸿鉴就是这个鄙弃空谈，积极行动的实干家。他倾尽家资和毕生心血，倡教育新思想，办新式学校，写新式教科书，将高深理论转化为更易于操作，更符合地区实际的教育实践活动。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开风气之先，对萌芽期的近代中国教育起到了无限的榜样作用，尤其促进了江浙一代的教育近代化。

尽管如此，侯鸿鉴深受杜威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并在其丰富的教育实践和社会实践活动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而朴素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理念。首先，教育改造社会。侯鸿鉴从始至终是怀抱着教育救国理想的，他认为国之不振关键在人，人之不振关键在教育，因此，新式的学校教育是改造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其次，教育要能促进个体身心发展和满足实际生活需要。因此，侯鸿鉴在教育实践中，引入儿童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异常重视女子职业教育，极力将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第三，教育必须因时因地而异。因此，侯鸿鉴不断地编写极具本地特色和教育实践的教科书，尤其在音乐教育的本土化上做出了贡献。第四，要办好教育，必须植根于社会并改造社会。因此，侯鸿鉴重视社会教育，办报纸建图书馆，同时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长期担任教育行政官员。这为其教育实践提供了更为便利和通畅的渠道，而教育与社会的互动也得以更加密切。相较于高深的教育理论，侯鸿鉴的教育思想更加通俗易懂、因地制宜，因此也更加便于当时中国的教育实践。

当然，作为过渡期的知识分子，其思想中也不乏传统和保守的一面，如他对女子教育的认识还停留在将女子作为男子替补的目的上[11]，“在男子能养家的时代，(女子)可从事无害生理无妨碍家庭的职业；预备充足的实力，于必要的时候代男子做国家社会一切的事”[12]。他所编译的教科书，对日本的借鉴过多，显得创新不足。尽管侯鸿鉴乐于发展新式教育，推动社会发展，但明显是持改良的心态，缺少果断和彻底的改革，因此多数时候无法根本改变社会现状，进行更为有效而彻底的社会改造，但这都是其个人和时代的局限，不能苛责。

[1]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大事记[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156.

[2] 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三辑(上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488，494.

[3] 侯鸿鉴.今后之女子教育[J].教育杂志，1917(3).

[4] 张静蔚：中国近代音乐史料汇编(1840-1949)[G]，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144.

[5] 保三.乐歌一斑[J].江苏，1904(第11、12期合刊).

[6] 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22.

[7] 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1989)(增行本)[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0:26.

[8] 侯鸿鉴，马鹤天.西北漫游记-青海考察记[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4，49.

[9] 陈源蒸，张树华，毕世栋.中国图书馆百年纪事：1840-2000[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59.

[10] 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编(第3卷文化编) [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424.

[11] 王璞，于书娟.略论候鸿鉴的女子教育思想与实践[J].福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3).

[12] 侯鸿鉴.论女子职业教育之实际[J].昆明教育月刊，191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