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民，任艺

（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吉林四平136000）

清初知县蓝鼎元与潮普地区海盗治理

王亚民，任艺

（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吉林四平136000）

蓝鼎元将广东潮普地区视作“海国”。在这一“海国”社会里，海盗有其形成的缘由所在，其特殊的社会构成、一定的社会基础，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他们之所以为知县蓝鼎元镇压，在于所处历史时代及其施政理念。蓝鼎元在海盗治理方面颇有政绩，但在海盗认知方面却不乏狭隘性与局限性，从反面意义上讲，这对于我们成功地走向海洋战略管理的时代不无益处。

知县蓝鼎元；潮普地区；海盗治理

蓝鼎元（1680年－1733年）号鹿洲，福建漳浦人，清朝著名循吏。雍正初年，蓝鼎元出任广东普宁知县，后兼任潮阳知县，其治理地区合称潮普地区。目前，尽管学界对知县蓝鼎元不乏关注①这方面代表性成果：《评蓝鼎元在普宁、潮阳的政绩》、《略论清官蓝鼎元》，出自林奕斌：《蓝鼎元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4年；王日根，王亚民：《从〈鹿洲公案〉看知县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4期；王亚民：《知县蓝鼎元与乡村社会的教化》，《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年8卷；李俊丰：《清代官员的鬼神信仰及其司法实践——从汪辉祖“刘开扬案”和蓝鼎元的“幽魂对质案”的比较出发》，《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2年6期。，对清代广东海盗多有研究②这方面代表性成果：叶志如：《乾隆年间广东海上武装力量概述》，《历史档案》1989年4期；陈春声：《明清之际潮州的海盗与私人海上贸易》，《文史知识》1997年8期；刘平：《乾嘉之交广东海盗与西山政权的关系》，《江海学刊》1997年6期；刘平：《清中叶广东海盗问题探索》，《清史研究》1998年1期；曾小全：《清代嘉庆时期的海盗与广东沿海社会》，《史林》2004年4期；曾小全：《清代前期的海防体系与广东海盗》，《社会科学》2006年8期；谭世宝，张冉冉：《张保仔海盗集团投诚原因初探》，《社会科学》2007年2期；何文平：《清末广东的盗匪问题与西江缉捕权风波》，《学术研究》2007年4期。，但仍缺乏知县蓝鼎元与潮普地区海盗治理的专门探讨。

一、“海国”社会

明清时期，人们在地理概念上逐渐形成了“海国”意识，时人指出，“泉为南方海国，而惠则东南频海”。[1]卷二，气候，8广东潮州府所辖潮阳县海路相连，史载：“横迫大洋，人民繁庶”。[2]与潮阳县毗邻的普宁县距海较近。史载：“普负山而近于海，海气易散，遇风则凉”。[3]此种情形之下，蓝鼎元将这一海岸带视为海国，他指出，“潮邑故称海国，邑滨汪洋者殆半”。[2]263

清初，连绵不断的战火先后影响到这一地区，首先是满族大规模的统一战争，然后是持续八年的三藩之乱，之后，又有海上武装力量郑氏集团发起的战事。有关后者史载：“黄亮采惧，入山哨党数千，出与成功战，败于峡山，僵尸连陌”。[4]清朝中央政府大规模迁海目的之一即是遏制郑成功的势力。史载：“圣祖仁皇帝康熙三年再兴续迁；时郑成功盘踞台湾，沿海骚动，故有此令”。[4]174尽管目的是好的，但中央政府过度大一统的行为导致盗、民的界限一直是模糊不清。史载：“斥地后民穷蹙日甚，啸聚为盗”。[4]174有学者认为，“只有真正了解当时潮州地方社会这种民盗难分、甚至民盗‘合一’的情势，才可能深刻理解自明代中叶开始的乡村军事化过程”。[5]

二、清初广东潮普地区的海盗

明清时代，由于诸多社会、历史、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地处我国东南海疆的潮州地区成为海盗的发源地之一，史载：“查洋盗向为广东、福建为最。广东洋盗又多在潮州、惠州二府”，[6]乃至涌现出许多海盗头领，例如林国显、林凤、林逢阳、吴平、萧雪峰、林朝曦、诸良宝、林道乾、张琏、许棣、郑芝龙等。[7]海盗发展成大规模的海上力量有四个方面的历史原因：海洋力量的外部拉动、社会生态环境的内部驱动、国家海禁政策的反作用、地方社会的包容，就潮普地区而言，社会生态环境与国家海禁政策的反作用则成为根本原因。笔者从形成原因、社会基础、活动频率与行为方式、现实影响四个方面，分析这一历史时期潮普地区的海盗。

“漳潮以番舶为利”，[8]倭原这已成为当地的历史传统，尤其是“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2]55然而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严重影响了地方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海盗势力的形成与发展。史载：“寇与商同是人，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8]上卷，倭原二“潮汕产米无多。每岁民食半藉台湾，或佐之以江浙”，[2]56然禁海之后，迫于“米贵无食”的压力，这一地区部分贫民走向了海盗之路，史载：“老七者方阿条也，在棉湖寨沙壩中，偶语米贵乏食，阿条遂起意商谋下海劫掠商船”。[2]384这方面有学者指出，“明清时代这些海盗的大多数，在当时社会矛盾中，作为取得生活用粮的手段而从事海盗活动”。[9]

此外，地方官府的盘剥、特殊的地理环境、赌博之风等也为当地海盗的盛行与长期存在提供了条件。官府盘剥方面，史载：“岭表去京师绝远，比来牧民者视为利蔽，屠剥万状。而小民仰九重在萧汉之上，愁苦之声无路自达”。[10]卷40，艺文上如果说官府的残酷盘剥不失为民众下海为盗的因素之一，那么特殊的地理环境更是助长了这一倾向，史载：“潮为郡当闽广之冲，上控漳汀，下临百粤，右连循赣，左瞰汪洋，广袤四五百里”，[2]245尤其是“南澳为闽广要冲，贼艘上下所必经之地，为天南第一重地”。[2]225-226

穆黛安先生认为，“18世纪晚期，南中国海的海盗活动作为穷困潦倒的水上世界居民业余的、零星的、小规模的冒险活动还是一如既往。他们除了遇到机会进行一两次冒险以缓解生计的窘迫外，就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了”。[11]这基本上反映了目前学界的共识，也适用于这一地区的海盗。例如史载：“弋获林老货即林阿任一名。因家贫米贵，九月初七日往麒麟墟买米，遇洪伯丰、蔡阿京、黄吕璜，商谋出海行劫米船”。[2]396-397此种情形之下，潮普地区的海盗就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基础，这无疑增加了知县地方治理的难度。例如史载：“（知县蓝鼎元）庭讯之，妇人坚称不识老货，亦无林阿凤。问乡长，乡长亦言村中并无此二人名姓”。[2]395为此，有学者指出，“由于海禁政策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和沿海地区利益，使得潮汕海盗集团有着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12]

纵观明清时代海盗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三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明中期的倭寇，第二次高潮：明清之际的海寇，第三次高潮：清中期的洋盗”。[13]康雍时代，潮普地区的海盗处于后两次高潮之间，其活动相对减少。例如，《鹿洲公案》仅载有两个有关海盗的案件：“葫芦地”与“闽广洋盗”，“闽广洋盗”一案之后，“从兹闽粤海疆二三千里，波涛不动，商贾晏然”。[2]399就潮普地区海盗的活动方式而言，蓝鼎元指出，“洋盗故惠潮土产也。三五成群，片言投合，驾出易大，习为固然也久已”，[2]393“今天下太平，非有所谓巨贼，不过一二无赖饥寒逼身，寄口腹于烟波浩荡之际”。[2]36由此看来，虽然清初潮普地区海盗的规模不大，活动减少，但由来已久而成为一种行为习惯。

尽管这一历史时期的海盗活动较少，然而他们对现实生活仍产生了显著影响。史载：“贼在山者十之七，在海者十之三，而海之为祸较烈焉，所以有‘山魈易扑，海寇难靖’之悲乎”。[2]225

三、知县蓝鼎元对潮普地区海盗的治理

知县蓝鼎元力主从源头上彻底解决海盗问题，他认为，“用兵之道安民为先，饵盗之源抚民为本。宣讲圣谕十六条使兵民感知为善之乐，使民无盗之源也”。[2]P43-44尽管如此，为维护海疆社会治安，蓝鼎元不得不对为害乡里的海盗团伙进行严厉镇压。

史载：“实贼四十三人，今缉获三十四人，碣石镇官兵杀死六人，惠来登岸跌死之黄吕璜一人，则四十有一人矣”。[2]393-398经过这次军事打击，这伙海盗几乎被斩尽杀绝。在蓝鼎元的精心布置之下，另一伙海盗则胎死腹中。史载：“（知县蓝鼎元）围搜擒捕。擒获阿皆、黄阿五、高阿万、沈阿石、方阿球等五人，又于园中起出大炮四位、神威炮一位”。[2]383-384至此，当地两大海盗势力相继被剿灭，沿海治安形势根本好转，史载：“海筮游魂，潜踪远遁，潮普两邑肃然矣”。[2]54-55

四、知县蓝鼎元治理海盗的历史必然性

雍正时代，以南海为中心，亚洲与西方各种海上势力活动频繁，尤其是海商、海盗、西方殖民者三种势力给清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在此种历史情形下，雍正皇帝认为，“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他考虑到瞬息万变的海疆形势，给予海疆官员更大处事权力，“朕实不达海洋情形，全在你（两广总督孔毓珣）代朕博访广询，可与杨文乾、方际瑞、陈良弼、黄筑平心和衷详议奏闻”。[14]这无疑有利于调动地方官治理海疆社会的积极性，更不用说开海时期，“复开洋禁，以惠商民，并令出洋之船酌量带米回闽”。[15]卷三十三，12不仅如此，这位圣明的君主又意识到海疆与内陆的不同，“盖重洋形势与内地异”，[16]卷一百三十八为此在海禁方面，中央政府相应地采取一些灵活性措施。雍正六年（1728年），中央政府规定，“至往返东洋、南洋之大船原与近洋不同，准其携带。鸟枪不过八杆，腰刀不得过十把，弓箭不得过十副，火药不得过三十斤”，[17]卷六百二十九，兵部，“绿营处分例·海禁”条，2此外，为加强对广州夷人的管理，雍正九年（1731年）中央政府又批准设立了香山县县丞，“察理民夷，以专责成”，[18]官守篇，上卷，28之后，清朝中央政府又相继设置了海关与“海防同知”等。

如果说上述措施有力地加强了海疆管理，那么，任用能员则是这位皇帝加强海疆控制的另一路径。雍正皇帝在政治实践中倡行了一条“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的用人路线，[19]使用了不少能吏。此种历史情形下，以“经世之才”而闻名的蓝鼎元看来成为“钦点”知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除时代背景之外，蓝鼎元之所以对海盗严厉镇压，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其严字当头的执法理念，他认为，“海外反侧地，非树威不足弹压。正惟好生不得不以杀止杀，乱贼不杀害及善良，刑法将安所用”？[2]549-550“凡举动必顺民情，有窃盗则为严缉重惩，有奸棍则为革逐出境”。[2]43-44

尽管知县蓝鼎元在治理海盗方面颇有政绩，但是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位基层地方长官，他不可能充分认识到清代海盗问题的时代性、复杂性与长期性，更不可能预见到海盗势力的发展对清朝统治产生的威胁，仅仅考虑到当时、当地的社会治安而已，在问题认识方面带有狭隘性与局限性，就反面意义而言，这对于我们摆脱传统陆地大国的窠臼，成功地走向海洋战略管理的时代不无益处。

[1]嘉庆惠安县志[M].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

[2]蓝鼎元.鹿洲全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225.

[3]乾隆普宁县志[M]//中国方志丛书.1933年铅字重印本：353.

[4]光绪潮阳县志[M].清光绪十年刊本：174.

[5]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潮学研究[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9：120.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590.

[7]林天.宋、元、明、清潮州民变资料[J].汕头史志,1992(2):41.

[8]谢杰.虔台倭纂[M].万历二十三年刊.

[9]松浦章.明清时代的海盗[J].清史研究,1997(1):36.

[10]林大春.严贪酷疏[M]//乾隆《潮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光绪十九年本.

[11]穆黛安,刘平.华南海盗(170一1810)[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19.

[12]冷东.明清海禁政策对闽广地区的影响[J].人文杂志,1999(3):65.

[13]安乐博,王绍祥.中国海盗的黄金时代：1520一1810[J].东南学术,2002(1):57.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G].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473.

[15]嵇璜.皇朝文献通考[M].鸿宝书局,清光緒二十八年.

[16]清世宗实录[M].雍正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1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8]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M].南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

[19]郭成康.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J].清史研究,2001(4):25.

［责任编辑 薛柏成］

Lan Ding-yuan Who Was a County Magistrate and Pirate Governance in Chaoyang and Puning Area

WANG Ya-min,REN Yi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Ideology and Culture,Jilin Normal University,Siping,Jilin 136000,China)

In early Qing Dynasty,being different from traditional mainland thinking,Chaoyang and Puning Area was seen as Sea Country by Lan Ding-yuan.In the Sea Country society,the formation of pirate was not acci⁃dental and his social composition was special.Moreover,the pirate had the certain social basis and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real life.Because of historical times and administrative idea,Lan Ding-yuan compacted them.Although Lan Ding-yuan did very well in pirate governance,his cognition about pirate had parochialism and limitation.How⁃ever,as the negative teaching material,this is good for us to develop towards the times of sea strategic management successfully.

Lan Ding-yuan who was a County Magistrate;Chaoyang and Puning area;pirate governance

K25

A

1007-5674(2014)02-0086-03

10.3969/j.issn.1007-5674.2014.02.020

2013-12-13

吉林省社科基金项目（编号：2013B309）

王亚民(1973—)，男，山东巨野人，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晚清思想文化史；任艺（1990—），女，天津人，吉林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晚清思想文化史。